随特别小组前来南斯拉夫留下未走的还有陈立。他是学塞尔维亚文的，当时是二等秘书。他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把他留下是突然决定的。当通知他这一决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服从组织决定。他事后说，因为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一些必需的东西也未带来，他心爱的女儿的照片也没有带来。熟悉他的特别小组的成员得知他要留下，把自己带来的旅游鞋以及其他一些必备的东西留给他。他说，留下来也是一个机遇，和其他同志一起经受一次战斗的洗礼。
李银堂参赞这次留下来是组织上根据我的建议决定的。他是南斯拉夫专家，多年在南斯拉夫工作，熟悉这里的情况，又讲一口流利的塞尔维亚语，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各项工作的得力助手。他经过多年工作的历练，颇有见地、做事沉稳。对于这次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处之淡然，认为没什么了不起，已经挨了一次炸，最多再挨一次。
李君留下来，是作为使馆武官处的一员。他是一名军人，有国外工作的经验。董健是留守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刚来使馆工作不久，对后勤的各项工作已经开始熟悉，这次在炸馆事件中也有突出表现。我找他谈话，决定他留下来，他二话没说，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在南斯拉夫幸存的记者全部留了下来。《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和夫人小赵也经历了这场炸馆风暴，在特别小组的专机返回祖国时，我曾特意问小赵是否愿搭专机回国，她表示要留下来，支持吕岩松的工作。其他电台、电视台以及新华社记者住在馆外，这次炸馆没有波及他们，留下继续工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几乎和每一个记者聊天，都发现他们最大的心愿是立即回国，和家里人团聚，但没有一个提出来回国。有的记者说，每次重大事件的报道都要出“彩”，这次没想到，这个“彩”出在轰炸自己使馆这个事件上。
送别战友后，留守的外交官和记者们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再次遭到北约轰炸的担忧时刻笼罩在大家的心头。我心里暗想，这些人已经挨了一次炸，而我的责任是尽量不要使他们挨第二
次炸。
在当天晚上研究工作的会议上，就如何分配住处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家的住处应相对集中，便于召集会议，便于互相照应。另一种意见认为，鉴于炸馆的经验和教训，大家应当分散居住。正是由于大家住得分散，这么多人才得以活下来。我听取了后一种意见，七个人分别住在不同层次，住在不同方位，好在旅馆客人不多，空房间容易找到。大家通过电话可以随时取得联系。
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不但造成人员伤亡，馆舍破坏，国旗也受到严重损毁。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5月16日晚，北约再次轰炸了南斯拉夫多处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贝尔格莱德的空袭警报至17日清晨才解除。17日上午8时，我带领坚守岗位的外交官们来到中国大使馆。虽然炸馆这场噩梦已经过去了十天，使馆内外仍像是经过恶战的战场，轻风吹过，仍带有刺鼻的焦煳气味，夹着爆炸过后的烟尘。
我们留守的外交官衣冠整齐，站成一排，随着国旗的冉冉升起，大家向国旗行注目礼。鲜艳的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在湛蓝的天空中迎风飘扬。
我曾在各种场合参加或观看过升旗仪式。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象征着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象征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学校广场上升国旗，那红旗与朝霞齐飞，青春与祖国同在；在奥运会场上升国旗，象征着中国已经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九天之外，昭示着祖国与人民的骄傲与自豪；今天我们留守的外交官升旗，显示我们“虽九死而未悔”的坚强不屈的精神，表明我们中国外交官是打不倒、压不垮的英雄汉，象征着我们的国家在海雨天风中巍然屹立。
升旗后，我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的采访。我说，我们的五星红旗依然在使馆上空飘扬。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坚守岗位。我们纪念烈士是为了激励生者。我们今天再次升起国旗，就是要让五星红旗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