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放带小雨走了之后，陈菲从屋里出来，倒了一小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她呆呆地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那空荡荡的起居室里，任凭眼泪纵流。她又倒了一小杯，一饮而尽。你看，他们不是照样好好地、安安心心地走了吗？没有我，他们照样活。我是多余的，赵放当然不需要我，小雨也不需要我，我活着干什么？我死了，他们会心痛吗？他当然不会，可是可怜的小雨没有了母亲，到那时候，看他会不会心痛？想到这里，陈菲忽然感到一种几乎是快感的悲哀。她想起了那支枪，扔下酒杯，往赵放卧室冲去。
她从床底下拖出铁盒，颤抖着手对好了密码，打开盒子。那手枪就安祥地躺在那里。陈菲捏起一颗子弹，将其嵌进转轮枪膛，然后把转轮再推回去。她看着手里的枪，冷笑了一声，把它举起来，顶住自己的脑门。她又试着换了一个部位，对，脖子上大动脉经过的地方。她感到自己的心在扑扑乱跳，不过她的食指已经放在了扳机上，只要一扣动，那子弹便会射进她的血管，那里的血将把赵放洁白的床铺溅成一片血海。她又感到了那一阵几乎是快感一样的悲哀，于是她就弯起了她的食指……
叮铃……一声电话铃把她吓了一跳。她放下枪，考虑着是否去接。电话铃响了三声，留言机就开始接收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讲的是英语。陈菲听不大清楚，只听清开头的“哈罗！”和“赵太太”。于是她决定将它播放一遍来听。放完一遍，她又放了一遍，还是听不大懂，不过有一句话她绝没有听错，那就是“圣诞快乐！”。那是一句音调很高，也很真诚的“圣诞快乐！”，陈菲的心脏好象濒死的人受到电击的抢救那样，跳动了一下。她看到落地窗前的圣诞树，那上面的小灯光一忽一闪地，很静谧，也有些甜蜜，往她那有如关闭在黑暗牢房里的世界照射进了一点儿的光明。去年圣诞之夜，一家人还围着圣诞树瞎闹瞎转了几圈，算是一年之中的狂欢时刻吧。小雨模仿的那几步麦可儿·杰克森还颇有点象呢。赵放的脸上也竟然浮现出少见的宽厚和快乐。生活并不是那么糟，那么没有希望和快乐的，她不禁想到。她低下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的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支枪。
“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怎么了？”
她倒抽了一口气，不相信地摇摇头，眼泪不可控制地噗噗掉下来。只是这回它们是为她的竟然动了自杀的念头，而且险些就要成功而掉。她怎么会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一定是绝望到了顶点。
接下去的几个星期，一切似乎平和了。在这样的时候，她就不断以母亲在文革中常说的一句话“好活歹活总比死了强”来鞭策自己。难道不是吗？在最艰难的时候，母亲没有走绝路，熬下来了，虽然很痛苦，但是熬下来了。后来不是一切都好转了吗？父亲却没有熬过最困难的时刻，五七年就早早自尽了。结果怎样？没有能过上后来的好生活。再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即使生活不美好，单就为了活着而活，兴许也是值得的吧。她的头脑在清醒时，是极为明白的。
就是在这样清醒的日子里，她的思想便开始从最理智的出发点迈步，仿佛踏着石阶那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然而随着里程的积累，她感到累了，常常在这样的时刻，她的脚步一错，不知怎的，就踏进了一个看起来四通八达，实际上错综复杂、难以找到出口的迷宫里了。于是她感到危机四伏，而事实上，这便是她精神危机又一次到来的前兆。
象大多数美国的公立学校那样，儿子的学校里有着不少不付报酬的自愿工作。很多家长，特别是身为家庭妇女的家长们都或多或少地卷入。赵放和陈菲却没有。赵放因为工作忙，当然不在话下，不过即使不忙，他也不太可能参加。他怎么会去干不能挣钱的自愿工作呢？
“在国内早就干够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白干？”赵放说。
在这件事情上，陈菲与赵放的观点基本一致。大概是由于在国内吃够大锅饭的苦（当然也尝够它的甜头），便对“自愿”这两个字特别反感，认为到了美国，什么都是金钱至上了，流一滴汗也是钱，牺牲一分钟也应理所当然地得到报酬。
有一次，陈菲无意中在小雨学校寄来的“家长教师协会”新闻简报上看到一则需要中文辅导自愿者的消息。通过小雨，陈菲知道，学校里一些学汉语的学生为了提高中文会话能力，希望能有与中国人交谈的机会。“中文辅导自愿者”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就可以。
“我倒可以去试试看，反正在家里也没事。”陈菲说。
“妈，你英语不行，算了吧。”小雨反对。
“又没有要求英语好，不是只要会说中国话就可以吗？”
陈菲不服，小雨的反对使她的自尊心有点受伤了。
“再说，正因为我英语不好，这也是一个学习英语的机会。你和你爸从来不教我，我的英语怎么能好？”说到这里，陈菲又伤心地下泪了。
当然，说是这么说，她自己也没有勇气和信心去做“中文辅导自愿者”。如果自己的儿子都瞧不起她，那些陌生的美国学生，谁知道他们又会对她抱着什么样的不屑呢。况且，又是一个“自愿”性质的事，分文不挣，赵放一定不会赞赏。哎，还是在家安安分分操持家务吧，省得那一老一小因为她不能及时将热汤热菜端上饭桌而不满。她便这样地为自己找到了理由，很有力的理由，没有去干那“中文辅导”的自愿差使了。
在家呆得越久，她就越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小窝，尽管那小窝对她来说已经变成了几乎是牢狱般的场所了。
她在那平和的几个星期中想到了母亲可贵的箴言，以此来鞭策自己。不过，她又由此想到父母的命运，想到自己的命运，将它们进行了比较。比较的结果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点是她自从来美国不久后就知道了的。不过这次，她又有了新的发现。她发现自己的情况与父母的情况有着实质上的不同：父母的命运是受着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宰，根本没有一点儿个人意志的自由，无论怎样努力都将毫无作用。父亲自杀是因为在那个社会里他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他知道他若不死，“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将要落到他的头上。而她呢，恰恰相反，置身于一个最讲个人自由的社会，她所缺乏的偏偏就是个人意志。她不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怎样奋斗，怎样出头。多少人为了得到这样的自由不惜代价，偷渡、叛国、贿赂、假结婚……她是有了自由，却不知如何运用。不仅不知道如何运用，而且还害怕这个自由，真的，害怕！她在这个社会里束手无策了。原来她是这么无用，这么不可救药！
在将自己否定到一文不值的最低点之时，她的自尊心就会本能地进行反驳。就象破落的贵族那样，什么都遗尽了之后，那高贵的身份，那没有人可以剥夺的高贵身份，就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虽然连一碗饭也许都换不来，却可以将虚幻的自尊和低落的士气振作起来。陈菲当然可以算作“贵族”，母亲的地位和声誉在全中国都是少有的。况且，她自己也是一个高贵的人，恐怕这世界上除了她自己，便只有她的母亲，能够认识她的价值。她知道自己就象一座埋藏在地下的油矿，只是无人发掘，而她自己又不知道如何喷发出来。这样地想着，她的心里便又有了些许可以生活下去的信心。
陈菲就这样在对自己的肯定和否定，否定和肯定的浪头和浪底翻滚着，沉浮着。如此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一场新的危机便在这翻滚和沉浮的量变中酝酿起来。
长期缺乏心灵交流，没有爱抚所造成的挫败感一点一点地咬噬着她的灵魂。有一天，她在电视里看到，非洲丛林里的大象如果不互相摩擦，不互相进行身体接触，便会渐渐死亡。她忽然觉得自己就象一只将要死去的大象，正在无人关心，无人抚摸，无人拥抱的饥渴之中待毙。她真想对赵放大吼一声：
“我要死了！给我一点温暖！”
可是她那骄傲的、贵族的心不允许她的嘴说出这样的话。
于是，她便在孤独、饥渴、绝望，以至愤怒中挣扎着，直到不可避免的危机爆发。而到那时，由于她的歇斯底里的发作，她便大大地言不由衷了，那“给我一点温暖”的信息便无法被他听见。恰恰相反，如果他能听见什么的话，那便是促使他逃离开她的那个声音，那个由于愤怒和绝望而变得不太有理性的声音。
这次，又是由于赵放的言论所引起，当然仔细分析起来，如果陈菲的心态没有不平衡，恐怕什么也不会发生，至多就是斗几句嘴而已。何况这次赵放嘴里的那个恶魔有了经验教训，已经老实了很多。
那是从一个朋友家回来之后，一个周末的夜晚，小雨说他有点头疼，便回到自己房间里睡去了。陈菲因那几个小时的做客中，自我感觉一直不好，本来就有些不快。赵放并没有觉察出陈菲的不快，以为她那天的笑容可掬，礼貌友好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表现。于是他便放松了警惕，感叹起来：
“王山的老婆真不简单，钱挣得又多，比我还多呢，家又操持得好，而且还不难看。”
陈菲一声不吭，赵放便以为是默认，继续感叹：
“人家的摆设不落俗套，特别高雅别致。我们家不知怎么搞的，就不能给人那种感觉。”
“只要有钱就可以。”半天，陈菲冷冷地说了一句。
“就是啊，我们还是不够有钱，人家当然，夫妇俩都能挣……”赵放说到这里，似乎意识到自己开始滑入禁区，便嘎然止声。
“人家夫妇俩都能挣大钱，这是不是你吐了一半又咽回去的话？”陈菲尖刻地追问。
“你看你，又来了。”赵放一遇到陈菲的这种尖酸刻薄，便立即烦躁起来，语气自然生硬了。
“我怎么了？又来什么了？你说你是不是想要说那句话又收了回去？男子汉大丈夫何必这么吞吞吐吐？我不会挣钱是明摆着的，你嫌我不会挣钱也是明摆着的。只不过，我不会挣钱就并不等于我不会把家里布置得高雅别致，不等于我就没有审美观。如果我们也那么有钱，这还不容易？归根结底，还是我不能挣钱！不过我就不相信自己的审美观比王山老婆差。”
“谁也没有说你的审美观差了。”赵放对陈菲的逻辑推理很有点不服。
“你当然不敢说我的审美观差了，谁敢说我的审美观差了？可是你嫌我不能挣钱！光有不能换钱的审美观有什么用？没有钱，照样不能把家里布置得高雅别致。王山的老婆当然不简单了，你也不必说她‘不难看’，就说‘很漂亮’不更干脆？又漂亮，又有钱，又能操持家务，我看你呀，真恨不得自己有那么一个老婆。只可惜，人家恐怕还看不上你！”
陈菲发泄够了，赵放可是真真地被惹恼了。
“她看得上看不上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什么时候说过某某人看不上你了？你也别太神了，以为人家都看得上你，又不是二十年前……”
“你这是什么意思？二十年前？你说我老了，是不是？”陈菲尖叫起来，顺手抄起面前的一只小陶瓷杯就往地上摔。
赵放气得站起身，抓起自己的外套就出了门，跳进他的车“隆”地开走了。
陈菲又掉进了深渊，那可悲的恶性循环又开始了，她灌了几口威士忌。现在她已干脆不用杯子了，直接对着酒瓶口，咕嘟咕嘟地往下灌。然后就跑去开铁盒拿枪，上了子弹，对着自己的脖子。只是这回并没有电话铃声响起来干扰她的自毁行动。她仿佛还等待了一下，犹豫了片刻，四周静悄悄的，起居室里那台大钟滴答滴答，自顾自地走着。她弯起了食指……
“妈！”
忽然，她听见小雨的呼喊，很微弱的、遥远的呼喊。是从他那处于房子另一端的房间里传出。
“妈！”又是一声。
手枪从陈菲的掌握中掉下，她不顾一切地朝小雨的房间飞奔而去。
“怎么了，小雨？”
她一推开门，就扑向躺在床上的儿子。
“妈，我很难受，想吐。”小雨有气无力地说，头上冒着虚汗。
“让妈妈看看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发烧？”陈菲说着就伸出手按住小雨的额头。
小雨一下从床上坐起，马上就要呕吐的样子。
陈菲将他扶住，急中生智地说：
“就吐在被子上，没关系，被子可以洗。不要吐在地毯上，地毯很不好清洁……”
没等她说完，小雨就忽拉拉地吐了一床。陈菲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
“噢，好受多了。”小雨吐完后，感叹道。
他接过妈妈递给他的水杯，漱了口，又倒头睡去了。陈菲替他换下脏的内衣，脏的床单被子。她在床边站了一会儿，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那个小宝贝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
当一切都清理完之后，陈菲才想起了那支枪。她走进赵放的卧室，将它放回了原处。
不难想见，在这之后，又有了一段相对平和的时期，直到那进入迷宫一样感觉的时刻到来，于是又一次的危机出现。这一次，是因为小雨的事而引起。
小雨在学校里与人打架。这样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小雨不是个好武斗的孩子。如果有人挑衅，他总是以不理睬对待。由于他还算强壮，受到的欺负并不多。因此赵放和陈菲在对他的这方面也就很少伤神。可是最近的一次，他竟然动武了，而且还威胁那人，说是再敢挑衅，他将以枪来对付。据那学生反映，他看见小雨有一次带枪到学校来，不过学校当局并没有证据，也没有当场截获。学校的教导员将此事向家长报告，要求家长进行教育。
赵放当然很气愤，质问起小雨。小雨一口否认他曾将手枪带到过学校。于是小雨就被罚关禁闭两天，整整一个周末。
陈菲觉得关禁闭解决不了问题，关键在于进行说服教育。而且，更主要的是，当初就没有必要让小雨知道家里有枪。要怪起来，还得怪赵放。陈菲相信小雨没有把枪带到学校去，因为那铁盒子一向是锁着的，而那锁又只有赵放和陈菲能开。陈菲心疼儿子，到了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她就对赵放说：
“我看关了一天半也就够了，跟他讲讲道理，写份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打架就是了。”
“不行，说了关两天，就要关两天，不能减刑。你看他那态度，很不服气，都是给你惯的。”
“你别怪我，你要是没有买枪，也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买了枪还不算，还要大张声势地让他知道。”
“这跟买枪有什么关系？他是小孩子，就应当知道小孩子不能动枪！”
“他当然没有动枪，你把那铁盒子锁得严严，他想动都动不得。问题在于，他知道家里有枪，才会威胁那个学生，说下次要用枪来对付。”
“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没有把枪带到学校去？现在的小偷什么锁都能开。”
“现在的小偷？你认为小雨是小偷？我看他还不至于坏到那个地步。”
“你怎么了解小雨？他整天不是关在自己房间里，就是在外头谁知道跟什么人鬼混，我看他也不见得对你什么话都说。哎，就这么一个孩子，还管不好！”
“我管不好！你也不想想你自己，你是什么好父亲榜样？你自己一到周末就往外跑，平时一句话也不对我说，好象我是你们的老妈子似的。儿子不学爹，学谁？”
两人就从这里吵开了。结果又是赵放采取逃跑政策，陈菲喝起威士忌，思想往死胡同里钻，最后跑去取枪。不过这回，在举枪扣扳机的关键时刻，门铃响了。门铃响了三声，陈菲才去开门。门外站着笑吟吟的一男一女，男的手里提着一只黑公文包，女的开口说话：
“我们是耶和华见证者教会的……”
“啊，对不起，我们是信仰佛教的，再见！”
陈菲把门关上，转过身来。大概是那两个人脸上明朗的笑容把她心里那股恶气给冲散了似的，她这才想起，还没有给关禁闭的小雨送午饭呢。
经过了数次这样的“自杀未遂”，陈菲的自我价值感更低了。似乎她一件成功的事情都办不成，就连自杀都不能成功。为了证明自己至少在一件事上能够成功，她坚定了自杀的信心。那把枪的存在，仿佛成为了一种寄托，一种最后的绝招，最后的堡垒那样的东西。她并不是空空洞洞，一文不值，一无所有，她至少还有将自己杀死的勇气，这点，并非人人都有。这样决定了以后，她便开始寻找适当的时机。当然，最好是在一次火山爆发之后，象以往那样，她的冲动可以将她推上那种几近快感的悲哀里，她便与其说是遭受着痛苦，不如说是经历着多多少少的快乐，进入永恒的安宁中。而且，赵放也能知道她为何走了这条绝路。她不愿意再有什么电话铃声，门铃声之类的干扰，也不愿意听见小雨的呼喊。因此得精心地选定一个这样的时机。只是由于赵放越来越小心，越来越回避她，这样的时机并不能一呼即来，随叫随到。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这样的机会到了。那天下了一天的雨，虽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但是人的心情由于老天的不开朗也跟着压抑起来。赵放又象已经有过的多少个周末的晚上那样，找杰克一起上酒吧去了。小雨吃过晚饭后不久也被开着车的朋友载走了。陈菲站在起居室的窗前望着小雨朋友那辆少了一只前车灯的蓝色ＰＩＣＫ－ＵＰ莽撞地开走，拐弯时一只车轮压到了人行道那高出来的边沿，颠簸一下。雨点打在窗玻璃上，被过往的车灯一照，眼中所见的世界便显得凄凄清清的。她忽然意识到，在这样的时候，只要她把话筒拿起搁在一边，便不会有电话铃声。耶和华见证者的教徒们也不可能在夜间，特别是在这样的雨夜，出来游说。来拜访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也必定事先打电话相约，而电话是瘫痪了的。小雨又出门去了。尽管没有一场火山爆发，她已不愿意，也没有耐心再等待那个完美的时刻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能错过。
她没有跑，而是慢慢地、从容地走进赵放的卧室，象一位去殉道的圣女那样，昂着她高傲的贵族的头。她蹲下身，从床底下拖出那只小铁箱。她忽然有了惊异的发现：那把锁只是虚挂在那儿，马蹄形的锁脖子并没有伸进锁身里。她愣了一愣，便疑虑地打开盒子，里面空荡荡的，枪没有了，只有几颗子弹。她数了数子弹，仿佛少了一两颗。她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赵放把枪拿走了。可是他把枪带到哪儿去了？他为什么要带枪？自从枪买来以后，他还从来没有将枪带出过家门，至少据她所知他没有。当然，他照理是“应当”要把枪带出去的，他得练习射击啊，得到射击场去开枪打靶，这对有枪的人来说，是很正常，很天经地义的。除非，拥有这枪的目的不正常，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自杀。是的，自杀，是不需要练习，不需要瞄准的。自杀需要的只是勇气，或者不如说是疯狂。而且自杀所花费的也不过是一颗子弹，如果没有击中，再补一下，至多两颗子弹！两颗子弹！陈菲又数了数，是的，缺少的正是两颗！她不禁尖叫了一声。
她冲进自己的卧室，抓起拎包，胡乱地摸到汽车钥匙，就跳进了自己那辆红色的ＮＩＳＳＡＮ。她不知道该往哪儿开，她一心只想找到他，找到他。车发动之后，她心里忽然间闪过一阵绝望。是的，如果他真要干的话，她是不可能找到他的。他一定也会寻找一个完美的时机，象她那样，没有干扰，没有人知道……
她就漫无目的地开着，不一会儿便来到他的公司。他自然是不会跑到公司里来干这种事的，可是她实在不知道去哪儿找他。公司那一片广大的停车场上只有寥寥几辆车。每隔几十米一盏的路灯高高地、孤孤地射出青白的冷光，将那在它们的照射下纷纷扬扬的雨点与漆黑的夜色截然地劈开了，就象剧院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她缓缓地开过每一辆车，心里对发现赵放那辆白色ＨＯＮＤＡ ＡＣＣＯＲＤ并不抱希望。这样地转了一圈，果然没有见到赵放的车。
他上哪儿去了？她隐隐地知道，他在周末常和一位美国人在一起，有时去钓鱼，有时去玩保龄球，有时去打台球，仿佛最常去的是酒吧。她便往市区的娱乐和酒吧场所开去。她试了几家保龄球场，没有收获，便往Ｍ街上那所酒吧去作最后一次尝试。老远地，她就认出了他那辆白色的ＨＯＮＤＡ ＡＣＣＯＲＤ，尽管是在雨夜里。那酒吧并不起眼，几乎没有窗子，象一间破旧的仓库一样，要不是有一个闪着霓虹灯的正门，她恐怕就要错过了。她推开门走进去，里头并不如她所想象的那样乌烟瘴气。她曾把酒吧想象成为是一个堕落和罪恶的场所，可是眼前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的。人们大都规规矩矩地趴在酒吧上喝酒谈天，也有坐在下边桌旁的，吃着很一般的汉堡包和炸薯条的。往里边，有电视机和台球桌。她看见一个漆黑头发的东方人，弯着腰，手执球杆，正聚精会神地瞄准着台桌上的球。那人腮边的鬓毛比一般东方人的稍长，她认出这是自己的丈夫。不知怎的，今天晚上他居然看上去有点帅了，大概是混在了桌旁几个大腹便便的美国人中的原因吧。
陈菲舒了一口气，就回头走出了酒吧。她在雨里站了一会儿，就走向赵放的汽车。她有那车的钥匙，就象他也有她车的钥匙一样。她就开了车门，在车上搜寻起来。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空间，她都细细地找了，就是没有那支枪。她不解地坐下来，坐在他的方向盘前思索。雨点打在车顶上的声音催眠似的，令人懒洋洋的。她想，只要他还在，还好好地活着，那枪上哪儿去，又有什么要紧的呢？真的，那枪，那该死的枪，它应当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才是。她就这样地沉思起来。
忽然，一个有点沉闷但又不失其刺耳的熟悉响声从不很远的地方传来，陈菲从座位上一下惊跳起来。枪声！虽然极少在现实生活中听到枪声，但一旦它出现，她便本能地知道，更何况，如今电影上的枪声又是多么逼真。她不可能弄错。
“小雨！”她不禁失声叫道。
她跳出赵放的车，奔向自己的红色ＮＩＳＳＡＮ。那枪声好象是从北面的方向传来，她便一踩油门，朝那个方向开去。才转到大路上，后面就警笛大作，她还没来得及往路边靠稳，一辆警车怪叫着从她旁边疾驰而过。她的心立刻嘭嘭乱跳。也许，她应当追随警车所去的方向，那才是出事的地点。可是警车一眨眼就不见踪影了。她对这一带并不很熟悉，只知道沿着这条大路一直走，到了下面第二个红绿灯的街口往右拐，再一直开下去，经过高架桥，往左，就到了离家最近的那个大食品杂货店。从那儿怎样回家，她是很清楚的。只是这附近的小街她从来没出入过，而那枪声和警车的所去偏偏就是在这一带。她慢慢地移动着，一边用力集中思想，一边凭着直觉的引导，往前开去。
来往的车辆不多，夜已迟了。她听到后面有马达声，就往后视镜里看去，一个车灯在雨夜里象独眼巨人那样快速地移动着，她以为那是一辆摩托，可是那车却有着比摩托沉重的马达声。等到开近了，她才发现，那是一辆只有一个车灯的ＰＩＣＫ－ＵＰ。那ＰＩＣＫ－ＵＰ飞快地从她的车边驶过，她看清了车身的颜色：蓝色。
“小雨！”她按下车窗，大吼。
那车显然没有听见，开到了她的前面。陈菲踩足了油门，“呜”地就追了上去，一边还死命地按响喇叭。那ＰＩＣＫ－ＵＰ大概认出了这辆奇怪的红色ＮＩＳＳＡＮ，便减了速，停到了路边。小雨从车上跳下来，ＰＩＣＫ－ＵＰ就啾啾地开走了。
“妈！你怎么来了？”小雨说，仿佛见到救星一样。
他钻进车来，一身湿淋淋地，还沾着泥巴，好象是一只被猎人追赶着的小野兽。
陈菲一看他那狼狈的样子，苍白的脸孔，心里早就明白了大半。
“那警车是追你们的？”她问。
小雨没有说话。
“把枪给我！”她说。
小雨惊愕地看了她妈妈一眼，低下了头。
“你怎么知道？”他小声地问。
“不要问，把枪给我！”她命令道。
小雨乖乖地从口袋里掏出那支精巧的左轮手枪，把它递给妈妈。
陈菲一句话也不说，闷闷地开着车。也不知开了多久，忽然，车停了，陈菲打开车门走出来，手里握着那把小小的手枪，向着不远处的河岸走去。小雨困惑地望着母亲的背影，有点不安，但又不敢发问。他推开车门，探出头。忽然，他看见母亲举起握枪的那只胳膊，往后用力一挥，接着就象田径场上的铁饼运动员转完最后一圈旋转时那样，使足了平生的力气，向着前方闪着鳞鳞城市灯火的河水一掷。在静谧的雨夜里，他听到“噗通”一声，就象是小时候站在家乡那条江边，往水里扔石块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
陈菲朝着汽车走回来，小雨站在车门旁边等着她。他看见母亲头上仿佛披了一顶雨珠织成的薄纱，象童话里的仙女一样。陈菲走到儿子面前，拉住他的胳膊，一头就栽到了他那已经很宽了的、不再象小孩子的肩膀上，哭了起来。
“妈，我保证再也不了……”小雨声音有点颤抖地说。
“再也不了，再也不了！”陈菲重复着，抹了一把眼泪。
回家后，陈菲将那铁盒子连同里面的子弹一起装进一只大黑塑料袋，扔进了垃圾桶。第二天是收垃圾的日子，她就把垃圾桶拖到了人行道边去。
下半夜，陈菲在睡梦中仿佛听见赵放的车开进了车房。不久，她就被一声痛心的喊叫给吵醒了。
“我的枪！”
她听见自己卧室的门被推开，那声音便悲愤地传了进来，更清晰了。
“我的枪不见了！铁盒子不见了！”
她闻见一股浓重的酒气，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她拧亮了床头灯，坐在那里同情地望着他。他捂住自己的脸，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似的。很久很久了，她都没有这样地望过他。她伸出手，把他拉到床边，他就在那儿坐下了。他们离得这么近，好象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样，离得近了，便有点不知所措。
陈菲抬眼看见的只是他的一颗大脑袋，因为他仍然低着头捂着脸。奇怪的是，虽然昨晚在酒吧的彩光中他的头发仍然是黑漆一般的，他那稀薄起来的黑发里什么时候竟然也已经有了银丝，象她的头发一样了？她轻轻地抚摸起他那生出了银丝的头发。
他就“呜呜”地爆发了哭声，与那有着银丝的头发很不相称地、小孩子那样地抱住她，紧紧地。
第二天，陈菲到小雨的学校去报名。虽然报名的期限早过了，但她仍然受到欢迎。她就在每周的一三五下午去学校进行义务中文辅导。
从那时至今快两年过去了，陈菲已经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她的确是不能被小看的，难怪她自己一向有着一种高贵感。现在，她在当地刚刚成立的中文小学校里当老师。
那年赵放过生日时，他得到一套新的水晶微雕。那个他从砸碎的废墟中捡起来的水晶小屋便有了新的依附，再也不形单影孤了。
小雨即将高中毕业，正在满怀信心地向斯坦福大学进军。
１９９８年２月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