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外交官》
作者：
潘占林 ，最后更新：2007-12-5 10:40:44
目 录
引子（1）
第一章 走马上任（1）
初到南斯拉夫（1）
晤面米洛舍维奇（5）
初访动荡不安的科索沃（8）
第二章 围绕科索沃的角逐与抗争（13）
科索沃烽烟四起（13）
是谁点燃了导火线?（16）
朗布依埃谈判——不战而屈人之兵（20）
风声紧，雨意浓（23）
第三章 空中打击南联盟
——北约大打出手（27）
轰炸这样开始（27）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它是隐形的”（33）
战地夜莺的歌声（37）
华人安全牵动人心（43）
第四章 南联盟在困境中拼搏（49）
南斯拉夫为求自保探寻出路（49）
炮火硝烟中的外交斡旋（55）
第五章 北约轰炸中的外交使团（61）
外交使团百态（61）
战争恶魔的阴影向使馆逼近（66）
第六章 北约公然轰炸中国使馆（71）
“不是间接轰炸，是直接轰炸”（71）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74）
三位记者遇难（77）
武官在哪里？（78）
第七章 北约的打击精确致命（83）
北约怎样对我馆实施轰炸？（83）
那一颗针对大使的炸弹缘何不炸？（87）
第八章 炸馆激起抗议浪潮（91）
中国人民愤怒的呐喊（91）
来自祖国的和煦春风（99）
第九章 患难真情（107）
同志心，手足情（107）
炮火纷飞见真情（114）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120）
坚守岗位（128）
第十章 是误炸还是故意？（137）
炸馆事件解析之一（137）
炸馆事件解析之二（144）
第十一章 城下之盟（151）
带着眼泪的苦涩的和平（151）
北约进驻科索沃前后的“戏中戏”（158）
第十二章 回国述职（165）
回到祖国的怀抱（165）
重返硝烟初散的贝尔格莱德（171）
第十三章 现实与回眸（179）
鲜花蜡烛寄相思（179）
得奖与“得罪”（187）
黑山走向何方（194）
第十四章 总统大选（203）
误判形势提前大选（203）
总统大选中的激烈角逐（209）
风暴骤起卷狂澜（215）
一个时代的结束（222）
第十五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229）
会见科什图尼察（229）
米洛舍维奇：何处是归程？（233）
走上海牙不归路（240）
米洛舍维奇的人生轨迹（247）
尾声（257）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257）
后记（260）
李肇星作序
潘占林同学这本书令我爱不释手，读时热泪难忍。
潘和我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都多亏新中国成立才受到良好教育，同一年进大学读研究生，在动乱年代到同一个农场经受磨炼，又在同一个时间出任驻外大使……潘书中所表达的对祖国的忠诚、对和平和正义的酷爱引起我深深共鸣，是很自然的。我感谢他，他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心里话。我为有这样的战友骄傲，为年轻同事和广大读者有这样的好书高兴。
这样的书是不需要大力推介的。我只愿把以前写过的五段有关我和潘共同思想感情历程的诗抄录如下，权作序。
2000年7月1日
一、给我们共同的家乡
我愿是
你春雨中的一滴汗，
我愿是
你痛苦中的一滴泪。
我愿是
你旗帜上的一滴血，
我愿是
你秋场上的一株穗……
1998年10月14日
二、记共同的学生时代
活泼、生动，
像天幕前
海的奔腾。
升华着
时代的幸运
生命的年轻，
像深涧里
水的玲珑。
挥洒
对善良的爱，
对真理的忠诚，
像远山上
霞的晶莹。
1995年12月12日
三、共同的外交官生涯
似羊羔跪乳，
如乌鸦反哺，
像士兵匍匐在阵前，
卫护母亲的尊严。
四、我们共同的牛田洋
思念你，
牛田洋。
你每一缕波纹，
都荡漾过温馨。
你每一簇漩涡，
都旋转过青春。
虔诚的
是我们年轻的一群。
用热泪拭擦面颊，
用冷汗沐浴身心。
不敢忘，
牛田洋。
你汹涌着战友的血泪，
你回荡着军号的哀伤。
恨的底蕴是酷爱，
无畏的代价是希望。
站着死去的是英雄，
永垂不朽的是理想。
活下来是奢侈的偶然，
快把先烈的重担挑上!
祝福你，
牛田洋。
愿堤坝挺立边疆，
让阳光洒满绿浪。
看炊烟在咸风中袅袅，
闻稻花飘溢着芬芳。
我们的牛田洋，
永远的一瓣心香。
你是意志和理智的课堂，
你是承前启后的力量。
写于1998年7月美国巴尔的摩。1969年7月28日，在汕头郊外的牛田洋，解放军战士和在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同台风海啸拼搏，数百位战友牺牲。逝者如斯。
五、凭吊在南斯拉夫牺牲的三位记者
每一条生命
都是母亲孕育，
春寒秋凉，
赤血凝成，
热肠古道，
和平英灵。
每一条生命
都是一曲温柔，
几多冰心玉壶，
几多十里长亭……
呐喊着：
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憧憬着为正义拼搏，
像未名的岩浆，
在地心涌动。
喷薄而出吧……
我做平凡的燃料，
你放射炫目的光明……
都为亲爱的母亲
锻铸青春的光荣。
写于1999年5月10日至18日数以千计的人来我驻美国使馆吊唁邵云环、许杏虎、朱颖同志期间。永志***主席5月14日电话中告诉克林顿总统的“我们是一个有12亿人民的国家，每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永志近五千位美国各界朋友和旅美侨胞、留学生的慰问信。
第二章围绕科索沃的角逐与抗争
科索沃烽烟四起
1998年9月30日，我馆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南斯拉夫及塞尔维亚共和国官方出席规格较高，人数也多于往年。10月1日，除值班人员外，全馆放假。我也外出采购食品，使馆实行伙食自理，我夫人申雪茹因母亲生病暂不能来馆，一应后勤事宜由我自己料理。
回到使馆已经天色向晚。值班人员告诉我，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鲁蒂诺维奇紧急约见我。我请值班人员回复塞方，会见定在晚上7点。我急忙换上西装，赶到塞尔维亚总统府。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会客室里挂着几幅古老的油画，作者都是塞尔维亚著名画家。宾主落座之后，米鲁蒂诺维奇总统说：“我知道今天是你们的国庆节假日，很抱歉，在节日里打扰您。前几日在科索沃发生了塞尔维亚警察同阿族恐怖分子的武装冲突，打死了五名恐怖分子，平民也有伤亡。西方国家借此大做文章，扬言要对南斯拉夫动武。我代表最高领导层，并受米洛舍维奇之托，恳请中国最高领导设法阻止西方借科索沃问题对南斯拉夫动武。”我允诺将他所说的立即报告我国领导人。
原来，从1998年9月开始，塞尔维亚军警对阿族解放军发动了强大攻势。9月2日，塞警与阿族武装分子在普里兹伦南部地区展开激战，二十多个阿族武装分子被击毙。接着，塞警在科索沃北部地区向“恐怖组织”发动全面进攻，“阿解放军”遭受重创。这时，西方舆论大哗，叫嚷南斯拉夫对科索沃实施“种族清洗”，必须对南斯拉夫动“真格的”。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重返南斯拉夫，继续“穿梭外交”。
9月12日，北约理事会开会，讨论对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问题。北约秘书长于13日凌晨宣布，北约决定下达对南斯拉夫进行空中打击的“可行动命令”，但鉴于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同米洛舍维奇总统的会谈取得重大进展，北约决定推迟96小时执行这一命令。
霍尔布鲁克的“穿梭外交”同北约的军事打击配合得多么巧妙，多么丝丝入扣。这就是文事武备，任何谈判得失与胜败都同实力密切相关。北约的决议，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南斯拉夫头上，米洛舍维奇同霍尔布鲁克的会谈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此之谓也。
米洛舍维奇同霍尔布鲁克（实际上是南斯拉夫同美国和西方）争议的焦点是北约派军队进驻科索沃问题。南斯拉夫反对科索沃问题国际化，不愿交出科索沃的主权。而霍尔布鲁克则强调，只有向科索沃派驻北约军队，才能制止塞族对阿族的屠杀。谈判十分艰难，霍尔布鲁克步步进逼，米洛舍维奇顽强固守，但最终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双方于13日就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要求南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把军警数目撤至1998年3月科索沃危机前的水平。南联盟同意就执行安理会有关科索沃决议接受国际核查。核查工作分两部分，一是由欧安会组织派遣两千人组成的核查团进驻科索沃，负责地面核查；二是北约非武装飞机在科索沃上空执行空中核查。
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美国等提出的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决议。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以14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有关科索沃问题的1199号决议。决议认定科索沃局势的恶化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要求当事方停止敌对行动，改善人道状况，并无条件地开始对话，特别要求南安全部队停止对平民的一切行动，从科索沃地区撤出用于镇压平民的安全部队。如该协议得不到执行，将考虑为维持或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和其他措施。
北约的决定、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给南联盟带上了“紧箍咒”。协议要求当事方停止敌对行动，要求南联盟撤出后增的安全部队，但对“阿解放军”却没有什么约束。特别是“采取进一步行动和其他措施”，暗含杀机，为以后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埋下伏笔。
10月27日，北约理事会再次召开会议研究科索沃问题。会后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宣称，北约理事会认为，南联盟基本履行了米—霍协议中有关撤军的内容。科索沃地区的塞尔维亚军警已基本恢复到当年3月科索沃危机升温前的水平。鉴此，北约决定不定期推迟对南斯拉夫的空中打击计划，但未取消该计划。
随后，欧安会组织科索沃核查团团长沃克尔（一位英国的退役将军）率核查团成员进驻科索沃。北约的“非武装”飞机开始在科索沃上空侦察。战争暂时被推迟了，而实际上，这是在为北约实施对南的空中打击做准备。南斯拉夫的上空没有云开雾散，战争的阴霾正从四面八方合围……
这里我想引用南斯拉夫诗人巴甫洛维奇《预警》一诗的最后
几句：
环绕着我飞翔
慌张地向我警告
三只黑鸦
越过我身躯
飞向南方
是谁点燃了导火线？
1999年，带着躁动和不安，带着不祥的阴云，降临在南联盟这块土地上。美国和北约加紧投棋布子，军事与外交活动交叉进行，紧锣密鼓地为打击南联盟做准备。
刚刚跨进新一年，科索沃解放军就对塞尔维亚军警频繁发动袭击，制造更大事端，极力推动事态国际化；塞族军警则加紧对阿族武装进行围剿，力图尽快平定科索沃“叛乱”。科索沃局势更趋白热化。
1月8日，阿族武装对塞族武装的运输队发动突袭，绑架了8名塞军指战员。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就此同阿族武装进行谈判，后者同意无条件释放8名南塞官兵。在1999年伊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阿族武装就对塞族警察、军队及平民发起80余次袭击，造成10人死亡，5人受伤。
塞尔维亚内务部队对“科解”的冬季攻势进行反击，对阿族武装进行大规模清剿，于是震惊舆论的“拉察克事件”发生了。
据南塞方面报道，塞尔维亚警察到拉察克村搜捕杀害塞族警察的凶手，同阿族武装发生激烈冲突，至少15名阿族武装分子被打死。据南塞方面宣称，塞方在采取行动前，曾通报欧安组织官员。后者还派了观察员，乘美国外交牌照的汽车前往事发地点。当天晚上，“科解”发布消息有7人死亡。次日清晨，拉察克村又重新被“科解”占领，阿族武装人员陪同欧安组织观察团记者来到离村庄不远的山谷，发现了45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南塞方面人士认为，现场是阿族武装刻意制造的，说“科解”乘夜色返回村庄，为死去的“战友”换上平民服装，制造了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但是，西方外交人士及一些主流媒体则不相信贝尔格莱德官方的论断。他们宣称，塞尔维亚警察于15日晨包围了拉察克村，同“科索沃解放军”交火，打死了几名“科军”武装人员，然后进入村庄搜查。他们发现了藏在地窖中的一群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将他们赶出村庄，在离村不远的山谷中将他们屠杀。
16日，欧安组织科索沃观察团团长沃克尔召集了一些西方记者前往拉察克察看，他当即发表声明，宣称塞族警察打死的是阿族“无辜平民”，表示“为这一残忍的屠杀行为而感到无比震惊”。西方舆论随之大哗，纷纷谴责塞族警察对阿族平民进行“大屠杀”，实行“种族清洗”。第二天，塞尔维亚总统米鲁蒂诺维奇发表声明，指责沃克尔“散布谎言”。塞方解释说，塞族军警在搜捕杀害塞族警察的凶手时，同阿族武装发生了激烈战斗，迂回转战到山谷地区，打死一些阿族武装分子，其中没有平民。
沃克尔的声明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而对塞尔维亚当局的辩解却充耳不闻。这使南联盟当局对沃克尔十分恼怒，宣称他在没有经过法医和警察验证的情况下匆忙下结论，指责他“既是法官又充当陪审团的角色”，要求欧安组织撤换驻科索沃观察团团长，并宣布他在48小时之内离开南联盟。
1月19日，北约欧洲盟军司令克拉克将军匆忙飞抵贝尔格莱德，会见米洛舍维奇，带来了北约理事会“决定性的口信”。克拉克将军把他带来的南塞军警的罪证——四张关于“拉察克惨案”的血淋淋的照片甩到桌子上，要米洛舍维奇不要辩解，这就是南塞军警屠杀无辜平民的铁证。他带来北约的口信是：南联盟必须撤回“超量部署的武装警察部队”，从而创造条件使欧安组织公正独立的调查得以进行。克拉克口语强硬，以带威胁的口吻说：“南斯拉夫必须执行国际组织新的决定性标准（指南联盟在科索沃部署武装军警的数量）。”米洛舍维奇不买克拉克将军的账，他强调，南联盟将继续奉行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主张，但同危害科索沃各族人民的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是南联盟的合法权利。米洛舍维奇声称，“拉察克事件”是一出有意策划的闹剧，他还指称克拉克将军是战争贩子。
次日，米洛舍维奇在会见俄罗斯第一副外长阿夫杰耶夫时强调指出，欧安组织观察团执行任务时应以南联盟政府同欧安组织达成的协议为基础，必须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
此时，美国和西方政府高官以及新闻媒体掀起一股强大的声浪，纷纷谴责南联盟的“暴行”，谴责塞尔维亚军警部队严重破坏了去年10月达成的停火协议。
与谴责的声浪相配合的是北约的战争叫嚣。美国驻北约代表弗什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纷纷声称在几天之内将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威胁说，如果南联盟不满足美国和北约的要求，美国和西方盟国将动用武力解决科索沃危机，因为武力是南斯拉夫领导人“能够听懂的惟一语言”。
21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发表警告说，一旦欧安组织观察团人员被迫离开科索沃，就只能用军事力量解决科索沃危机。与此同时，北约加紧调兵遣将，向北约亚得里亚海基地集结军舰和轰炸机，美国第六舰队也在这一地区游弋，摆出一副就要实施军事打击的架势。
在这种情况下，各方也相应地展开了外交攻势。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挪威外交大臣沃勒贝克访问南联盟，会见外长约万诺维奇，俄罗斯第一副外长阿夫杰耶夫向米洛舍维奇转交了叶利钦总统和总理普里马科夫的联名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打电话给南联盟外长，纷纷发出呼吁，提出建议，要南联盟收回驱逐欧安组织观察团团长沃克尔的成命。21日深夜，南政府宣布，根据上述提议和呼吁，决定冻结驱逐沃克尔的决定。
后来，欧安组织对“拉察克”事件究竟做出什么结论呢？22日，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挪威外交大臣沃勒贝克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发表声明，称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团长沃克尔16日是在“感情冲动情况下”做出“塞尔维亚警察屠杀45名拉察克村阿尔巴尼亚族平民”结论的。他说，在法医小组对尸体检验工作结束之前，欧安组织将不做任何结论。沃克尔本人也承认，“自己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复杂性”。
当此舆论沸腾之际，芬兰法医组赶往科索沃，对尸体进行鉴定。17日，芬兰法医组首席法医、芬兰女科学家兰塔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芬兰法医们确认，15日发生在拉察克村的死亡事件纯属“屠杀”。
南联盟当局对芬兰法医小组的结论感到震惊，宣称芬兰法医小组带有“偏见”，其结论是“荒谬的”。此后，南联盟方面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法医专家来科索沃探察，得出的结论是：死者都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但这一结论被西方当做“耳旁风”。西方媒体宣传铺天盖地而来，指责南“践踏人权”、“滥杀无辜”，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于是，“阻止米洛舍维奇对无辜平民的屠杀”，“结束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成为了美国和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的口实。
“拉察克村事件”无论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还是对塞尔维亚、南联盟都是悲剧。这一事件没有就此收场，它带来了更多的毁坏、流血和死亡，成了施加新的暴力的借口，人类历史上，将出现更加惨烈的一幕。人们对此不应当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我这里引用著名的南斯拉夫诗人百科维奇 的《匕首》一诗，这是一首非常深刻的民族自省作品。诗比较长，我只引用后面的几句：
我们这个民族
自己的热血
也填不饱自己的肚子
他比碑铭上的文字
更早被遗忘
只有带血的匕首被留下
作为惟一的纪念碑
上面耸立着一个十字架
朗布依埃谈判
——不战而屈人之兵
1999年2月6日，前南联络小组（由美、英、法、俄四国代表组成，负责协商解决南斯拉夫解体后一系列纷争和战事问题）邀请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代表团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团在巴黎近郊朗布依埃举行科索沃和平谈判。南塞方面代表团团长是塞尔维亚总统米鲁蒂诺维奇，成员有南联盟副总理沙伊诺维奇、法律专家马尔科维奇，以及土耳其人、吉卜赛人的代表，还有一位被“招安”了的科索沃阿族代表。当然，这些民族代表都是点缀代表团的“花瓶式”人物。科索沃代表团由科索沃“总统”鲁戈瓦和科索沃解放军政治领袖萨奇等人组成。
谈判伊始，美国大使希尔抛出“朗布依埃协议草案”。草案分为两大部分，政治部分和军事部分。美国大使希尔宣称，协议内容不能修改，并且按照联络小组规定的时限，双方必须在一周内达成协议。谈判一开始便陷入僵局，南塞方面主要反对协议的军事部分，反对外国军队进驻科索沃，反对就科索沃的地位进行全民公决；阿族则要求把科索沃独立写进协议的政治部分，并反对解除阿族武装。南塞代表团为了争取主动，提出谈判双方首先签署协议草案的政治部分，即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十项原则，其中包括尊重南联盟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款，以便阻塞科索沃阿族要求独立之路。这当然遭到阿族代表的反对。谈判中，南塞代表团提出，科索沃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反对外国军队进驻该地区，决不把科索沃交给“任何人”，更不允许科索沃独立。对这一立场，南斯拉夫代表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如果让科索沃取得与塞尔维亚和黑山同等地位，依照宪法，共和国是可以提出退出联盟的，这实际上意味着科索沃独立。而同意北约进驻科索沃，这意味着丧失主权，同时如果以后科索沃宣布独立，南联盟何以处之，难道同北约部队大打一场不成？阿族代表坚持科索沃独立是其既定方针，只同意有三年过渡期，要求在三年过渡期满后，在科索沃进行公民投票来解决科索沃归属问题。与此同时，阿族代表团坚持拒绝“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因为科索沃还没有“解放”。阿族代表团态度强硬，因为他们知道，主持谈判的人的同情和支持在他们一边。阿族代表提出双方签署一个停火协议，北约作为保证人，由三方共同签字，这也遭南塞代表拒绝。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无法取得进展。于是英、法外长宣布，会谈就和平解决科索沃问题达成初步一致，谈判3月15日继续进行。
美国方面决定举行第二轮会谈，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意图：第一，美国方面需要最后在内部统一认识，坚决主张打击南斯拉夫的鹰派人物需要说服对打击南塞持审慎态度的军方和情报官员；第二，美国需要进一步在北约内部统一认识，对战争行动北约盟友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第三，军事部署尚未完全到位；第四，为压服南塞做最后的努力；第五，做世界各国舆论工作，显示美国及其盟友已做到仁至义尽，采取武力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轮谈判伊始，美国及其伙伴提出《科索沃和平与自治临时协议》，分为7章，共82项。据说这是美国的一位法律专家起草的，得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赏识。他们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也请这位专家为西藏起草一份“自治协议”。
这份文件规定，科索沃实行广泛自治：科索沃制定自己的宪法，选举120人组成的议会；议会选举总理、总统和两名副总统；科索沃设最高法院、拥有最终司法权，并拥有自己的警察，拥有执法权和管辖权。选举生效90天内举行议会大选，选举将接受欧安组织监督。科索沃国际边界将由南斯拉夫军队保卫，但最多只能动用1500人的部队，并由欧安组织监督执行。实际上，根据这一规定，科索沃已经具有独立国家地位。文件虽承认南斯拉夫领土完整，但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文件还宣称，在过渡时期结束时，将召开国际会议，在考虑人民意愿的前提下，决定科索沃的最终解决办法。这为科索沃彻底独立和脱离南斯拉夫埋下了伏笔。协议的关键还在于，规定在指定的时间内南塞军队和内务部队完全撤出，邀请北约组建一支军队进驻科索沃，以帮助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协议也包括了科索沃解放军要把受到禁止的武器存放在指定地点，他们必须停止穿解放军军服。看来，要南斯拉夫军队撤出科索沃是其本意，而解除阿族武装这一规定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
初春三月的巴黎城郊，乍暖还寒。南塞代表团无心游览这世界名城的迷人风光。据参加谈判的南塞代表团成员说，说是谈判，根本没有坐在谈判桌旁认真地会谈，南塞方面的意见和考虑根本没人认真听取。南塞代表团终于盼来了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会晤。据有关人士透露，会晤也很短暂。奥尔布赖特表示，和平协议已经摆在南斯拉夫代表团面前，要么接受和平，要么接受战争，南塞方面必须尽早做出抉择。对于这个和平协议，科索沃阿族方面，特别是“科解”也并不满意。他们坚持要把三年内就科索沃独立举行全民公决写进协议。事实上，他们没有真正明白美国的真正意图。如果没有他们签字，北约就不能对南联盟实施轰炸。最后，美国人告诉阿族代表团，只要他们签了字，南塞就成了打击目标，轰炸就可以马上开始。这时，“科解”头目才恍然大悟，他们才同意在协议上签字。
据法国媒体透露，协议还有秘密的军事附件。其中规定，北约组织的维和部队有权在科索沃采取一切军事行动，南斯拉夫一方必须积极配合。附件还规定，北约部队成员享有豁免权，南联盟当局不能逮捕、调查和扣押北约部队成员。这意味南塞当局丧失司法主权。附件第八款规定，北约部队可在南境内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动，这意味着北约部队可以在南驻兵、演习，使用任何需要的地区和设施。第十一款规定，北约可免费使用和改动南境内任何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公路、铁路和码头。第十五款规定，北约有权使用南塞所有的电磁波段，这意味着北约将控制南塞的电视、电台和通讯系统。此外，附件还要求签署方在以下一些领域重新确定所有权，政府资产（包括教育机构、医院、自然资源和生产设施），要确保科索沃实施市场经济和全面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南政府必须配合国际债权人的要求提供资财并完成其所要求的整顿项目。南塞必须提供一切必要设施保障新闻自由等等。美国特使希尔称，“我们认为，协议中的军事内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这些规定的内容不难体会到，什么是丧权辱国。实际上，这是要求南斯拉夫无条件投降。据了解，米洛舍维奇总统已了解到，美国打击南塞的决心已下，美国和北约故意开出南塞无法接受的条件，南塞代表团只能拒绝签字。18日，南塞代表团举行记者会，谴责阿方代表单方面签署协议是“一场骗局”，是阿族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玩弄的“伎俩”。19日，主持和谈的两主席，法国外长和英国外长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第二轮科索沃和谈宣告破裂。
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和北约要南联盟不战而降的一招未能得逞，接下来便是“图穷而匕首见”了。
风声紧，雨意浓
山雨欲来风满楼……
美国和北约加紧调兵遣将，小小的巴尔干陆地和海域，到处布满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南斯拉夫天空，战云密布，南塞周围，包围圈在逐渐缩小。
在靠近南斯拉夫的地中海海域，已经集结了三艘航空母舰：英国的“无敌号”、法国的“福煦号”、美国的“企业号”，另外，美国的“罗斯福号”也正驶向亚得里亚海域；在南斯拉夫周围一系列基地上，部署了1100多架战斗机，其中包括先进的F-117隐形飞机、阿帕奇直升机；在这些基地上已有和新增部队12万人。在南联盟周围的一系列国家，北约分别取得了使用机场、飞越领空等权利。就在动手之前，美国匆忙实施第一轮北约东扩，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拉进了北约，为打击南塞拉拢更多的“帮手”。
此时的贝尔格莱德表面上依然平静。周末，人们依然在多瑙河边的草地上踢球。多瑙河畔，情侣们相互依偎，柔情蜜意。母亲推着孩子在林阴道上漫步。咖啡馆和酒吧里，依然生意红火。商店里，没有抢购，人们照常购买着生活必需品……
但是，南斯拉夫方面也感觉这场战争在所难免，也在做相应的准备。据南斯拉夫朋友讲，1999年1月至3月，米洛舍维奇总统曾派高级军事代表团秘密访问伊拉克，向伊拉克取经，了解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是如何应对美国人的狂轰滥炸。借鉴伊拉克的经验教训，根据南联盟的具体国情，米洛舍维奇及其谋士们制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对军队做出了周密部署。南斯拉夫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获悉；北约在1998年春夏之交已经制定了对南联盟实施打击的计划，南联盟的防御计划早在“冷战”时就已经制定，此后根据形势不断完善，并经过多次演习。南军把最好的装备开始转移进安全的地下要塞中。南联盟军队的飞机、计算机、雷达系统也被深深地藏匿在地下工事网络中。据说，地下工事完全可以承受中等强度的核打击。南联盟的高级军事代表团也秘密访问了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对防空体系进行部分升级和更新，采购相应的战略物资。但是，由于美国和西方对南实施制裁，南联盟难以购到先进的防空装备，这使其在未来的战争中吃了大亏。
这时，在南联盟的使团也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北约国家驻南联盟使馆人员纷纷撤离，其他使馆人员有的到匈牙利、罗马尼亚暂避，有的依然留在贝尔格莱德。北约国家中，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只有两位大使，一位是希腊大使，另一位是意大利大使。希腊是南联盟的友邻国家，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希腊人民同情塞尔维亚人民，在战争期间不断举行反战示威，希腊大使的留守是受欢迎的。意大利大使的处境则有所不同。意大利有北约的军事基地，轰炸南斯拉夫的战机多从这些基地起飞，人们不由自主地向意大利驻贝尔格莱德使馆发泄情绪。意大利使馆收到许多电话和信函，有的义正辞严地予以谴责，有的不乏愤怒辱骂之辞，但也有人对意大利大使的留守表示嘉许，说他可以向北约传达南联盟的信息，留下南塞与北约对话的一条通道。留在南斯拉夫的还有俄罗斯大使，他收到不少赞许的电话和信件，感谢他在南斯拉夫人民困难的时刻同他们在一起。我在战争期间留在南斯拉夫，尤其在使馆被炸以后仍然留在贝尔格莱德，熟悉和不熟悉我及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人员的南斯拉夫人，都有一种亲切感。他们说，你们同我们南斯拉夫人同甘苦，共患难。有一次我和夫人申雪茹去街上买西瓜和香瓜，当卖瓜人知道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人时，非要无偿奉送我们瓜果不可。
我们使馆也未雨绸缪，开战前夕，为在南联盟的华人举行吹风会。那一天到会的人特别多，大厅里挤得满满的，走廊里也站满了人。我向他们介绍形势，引用了《沙家浜》的戏词：“风声紧，雨意浓。”我告诉大家，北约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这一仗已经不可避免。南斯拉夫也做了相应准备，双方将有一番激烈的较量。北约的武器具有强大优势，南斯拉夫将遭受重创，这期间在南斯拉夫逗留将是危险的。为了确保在南华人的安全，我建议大家最好暂避一下，如留在南斯拉夫，要采取防范措施。这次吹风会后，有一些人离开了南联盟，但不少人仍然留下，主要是南塞还有商机，离开南联盟国境，很难再取得签证返回。他们决定同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在开战前七小时，我们决定把一些非急需人员撤到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暂避，其中包括外交官夫人、使馆一些可暂时脱离的同志、主管教育和科技的外交官、留学生和教育部派出的汉语教师。他们于3月24日中午乘使馆车辆离开贝尔格莱德。当车辆徐徐开动，同撤退人员挥手告别时，我的心中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我的夫人申雪茹是撤退人员的领队，他们撤走后是安全的。但他们撤走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返回，我当时无法回答。撤走人员中，有曹荣飞的儿子曹磊；送行的人中，自然有他的母亲邵云环。我不知道，他们心头是何种滋味，但是，谁都没有想到，邵云环同儿子及撤退人员的挥手告别，竟是最后的诀别。
此外，使馆还准备了一些水、食品、汽油，检修了发电机，做了一系列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准备。
据媒体透露，在“拉察克村事件”发生三天以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白宫会议上提出了一项新计划。计划再次提出，如果米洛舍维奇不满足西方的要求，北约就要轰炸。该计划要求米洛舍维奇同意北约部队开进科索沃，以便监督协议的执行，同时要求米洛舍维奇撤出所有军警部队，让科索沃得到广泛自治。
据有关方面披露，在动手前夕，美国总统克林顿及军方头目对打起来后局面如何收拾尚存狐疑，甚至有些举棋不定。对奥尔布赖特的计划，一些军方人士，包括国防部长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持怀疑态度，他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派兵。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慷慨陈词，打消他们的疑虑。她说，轰炸三天，至多一个星期，米洛舍维奇就会投降，科索沃就可搞定。这些高级军界人士接受了奥尔布赖特的计划，并把它提交给克林顿总统，总统也同意了。
3月22日，在启动战争机器的最后关头，克林顿派特使霍尔布鲁克前往贝尔格莱德，与其说是“穿梭外交”，不如说是向米洛舍维奇发出最后通牒。霍尔布鲁克向米洛舍维奇最后摊牌：“要么签字，要么挨炸。”米洛舍维奇坚决不让步，双方谈得很僵。米洛舍维奇告诉美国特使：“科索沃比我米洛舍维奇的脑袋还重要，你叫我还要怎样让步？如果在‘科索沃和平协议’上签字，就意味着三年后科索沃自动独立，我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如果你们要动手，那就来吧！”霍尔布鲁克无可奈何，只得将会谈结果向克林顿总统报告。克林顿下了最后决心：动手吧！
黄昏了，燕子飞得很低，雨要下了……
围绕科索沃的角逐与抗争
中打击南联盟——北约大打出手
轰炸这样开始
这是南斯拉夫人民难忘的日子……
3月23日晚，北约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听取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关于“最后外交努力”失败的汇报，做出对南联盟实施空袭的决定。当日23时，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宣布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空中打击。索拉纳说，他已经命令北约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拉克对南斯拉夫的军事目标发动空中打击。他强调，通过政治谈判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努力已经失败，除了采取军事行动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索拉纳再次呼吁南斯拉夫政府签署科索沃和平协议，同意北约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与此同时，南联盟总理布拉托维奇在塞尔维亚电视台宣布，根据宪法授权决定，从即日起，“南联盟面临遭受侵略的危险，处于直接战争危险状态”。南联盟塞尔维亚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强烈谴责北约发出的军事威胁。决议称，南斯拉夫决不允许外国军队进驻科索沃。如果受到侵略，南斯拉夫人民将采取一切手段捍卫自由。决议还说，北约军事威胁不仅破坏了科索沃和平进程，还将助长阿尔巴尼亚族恐怖主义分子的气焰。此刻，北约武装力量已经刀出鞘，弹上膛。北约同南斯拉夫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3月24日，贝尔格莱德春寒料峭，江水扬波，碌碌尘世，平静如常，街上很难察觉到战争前夕的紧张气氛。使馆人员到商店采购，店主说，目前没有出现抢购现象，只有少数人购买较多食品以备战时之需。只是在加油站排起了等候加油的长龙，人们担心开战后汽油供应中断。安全部门人员告知，社会犯罪率比平常下降。
下午4时，米洛舍维奇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简述了科索沃局势，指出南联盟面临北约的军事打击，实际上是对全国进行总动员。他强调南斯拉夫面临两大主要任务：一是以顽强的精神致力于科索沃问题的政治解决；二是在受到侵略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手段进行自卫。米洛舍维奇表情严肃而又充满自信。他显然是在争取人心，鼓舞士气，在一场战争飓风到来之前，需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需要赢得人民群众对这场战争的支持，需要维护国内的治安和稳定。
晚8时，北约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第一轮空袭。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塞尔维亚中部城市克拉古耶瓦茨，黑山共和国首都波德戈里察，以及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巴达伊尼察先后遭到轰炸。据南通社报道，北约轰炸已造成平民伤亡。
也就在贝尔格莱德时间晚8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电视讲话。他说：“我们和北约盟国在采取这一行动前为和平解决科索沃危机进行了多次广泛的努力。但是过去十年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发动过可怕战争的米洛舍维奇再次选择了侵略而不是和平。他违背了自己在去年秋天作出的停止在科索沃进行残酷镇压的诺言。他拒绝接受我们的盟国以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伙伴上个月提出的平衡而公正的和平协议（科索沃阿族勇敢地接受了这项协议）。他们军队加紧了攻击，烧毁科索沃阿族村庄，屠杀老百姓。”
“就在我讲话的时候，更多的塞尔维亚军队正在开往科索沃，更多的人正在逃离家园——仅在过去5周就有6万人，总共有25万。许多人逃往邻国。科索沃危机现在已经充分发展。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它显然还会恶化。只有现在采取果断的行动，才能防止以后出现更大的灾难。”
克林顿总统在讲话中说明这次军事打击的三个目标：“第一，显示北约反对侵略和支持和平是认真的。第二，让米洛舍维奇为袭击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付出代价，使他不敢变本加厉地攻击。第三，如果必要的话，大大削弱塞尔维亚的军事能力，破坏它未来对科索沃发动战争的能力。”
8时15分，贝尔格莱德上空响起空袭警报。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事先，就战争的防卫措施以及有关知识，已向全馆人员进行通报。如果警报声音是波浪起伏，带有某种恐怖感的，是空袭即将开始，必须采取防护措施，或到防空洞躲避。如果声音是平声，是解除警报。警报响起后，街上行人匆匆赶回家中，商贩们提前收摊。也有人在商店橱窗的电视前收看北约空袭的新闻。警报响后5分钟，就听到了“轰隆、轰隆”的爆炸声，烟云火光冲天而起。南塞电视台报道，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军用机场遭到轰炸。此时，我坐在使馆传达室，等候护送第一批撤离人员的司机和外交官归来。他们于下午2时离馆，4时左右离开南斯拉夫国境，5时到达罗马尼亚的一个边境城市，我驻罗马尼亚使馆人员将撤退人员接走后，我馆护送人员于8时30分安全返回使馆。这时，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在第一轮空袭中，北约共向南联盟境内发射了一百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卫星制导空对地导弹，还投下了激光制导炸弹。参加轰炸的有从英国起飞的B-2轰炸机，从意大利起飞的F-118美军战机和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轰炸机。在空袭中，南联盟七个地区的约六十多个防空指挥和控制中心，还有部署在科索沃的塞族军事力量遭到北约的打击。南斯拉夫方面报道，在作战中南方共击落了两架飞机和六枚导弹，并拦截了多枚巡航导弹。但北约方面称，共有一架飞机被毁。据南方透露，有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南斯拉夫飞行员驾驶南空军米格-29战机，从巴达尼察空军基地起飞，与另外两架南军飞机一起迎敌，但小试身手后便知不是对手，很快撤出战斗。
据布鲁塞尔外交人士透露，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共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北约对南联盟空袭前几个月的准备阶段，主要是部署在意大利或在亚得里亚海巡弋的航空母舰舰载的大约400架飞机进行训练、演习，侦察飞行和搜集情报。
第二阶段，从3月23日23时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联盟进行空袭之时开始。这一阶段发射的导弹目标主要指向塞尔维亚的防空设施、地对空导弹阵地、雷达、指挥部和通讯中心，夺取南联盟制空权，使南军对北约空袭没有还手之力。这一行动由美国将军、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拉克负责指挥。
第三阶段，在塞尔维亚空防能力被“大大破坏后”，对南联盟更广泛的目标进行打击。主要集中摧毁南联盟武装部队的设施，包括兵营、空军基地、武器库，以及南斯拉夫军队驻地。这一阶段主要是杀伤南军的有生力量，瓦解南军的战斗力。
第四阶段，空袭范围扩大，轰炸南联盟政府机构及重要的民用设施，目的是“彻底摧毁南联盟的战争机器”，使南失去调动和作战能力。
第五阶段，北约的飞机和舰只返回基地，军事行动结束。北约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南联盟在“科索沃和平协定”上签字。
我想，北约国家外交官透露轰炸计划是有意的，显示北约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要米洛舍维奇总统面对现实，早做决断。
“一石激起千层浪”，北约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有人拍手叫好。英国首相布莱尔在首轮空袭后声称，北约向南联盟发动空中打击的目的是削弱南联盟的军事力量，北约已经确定了明确的目标，在达到这一目标前，北约将不断采取必要的行动。
有人表示反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指出北约正在对南联盟进行“公开侵略”，他宣布，终止俄罗斯与北约的合作关系，召回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叶利钦还表示，如果北约继续空袭南联盟，俄罗斯有权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采取军事行动，以确保本国及整个欧洲的安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表声明，表示白俄罗斯决不容忍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白俄罗斯将同俄罗斯协商采取必要措施。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也分别发表声明，对北约进行谴责。
俄罗斯总统的声明是说给俄罗斯老百姓和南斯拉夫人民听的，俄没有也不可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俄罗斯毕竟不是苏联，已无力同美国和北约对抗。据透露，美国以取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给俄罗斯的贷款相要挟，要俄不要干预北约对南斯拉夫动武。当时俄罗斯经济十分困难，这些贷款已纳入国家预算。如西方取消这些贷款，俄罗斯的经济就无法运转。无论如何，俄罗斯还是采取了一些行动。北约对南塞开战之时，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正在赴美访问途中，收到空袭消息后，根据叶利钦的指示，中途返回俄罗斯，取消了这次对美国的访问。此外，俄罗斯还派出“河湾”号侦察舰从黑海驶往地中海，监视美国动静。实际上舰上的俄罗斯官兵无事可做，只是在爱琴海上捕鱼捉蟹，品尝地中海海鲜的美味。
3月26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29日，中国国家主席***致口信给南总统米洛舍维奇，并复信美国总统克林顿，信中强调，中国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科索沃问题应该在尊重南斯拉夫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科索沃地区各民族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中方强烈要求北约立即停止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干涉，使科索沃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不少中小国家选择了沉默，对发生的事态不予置评。我想他们还是有所顾忌吧！
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空袭的第二天，南联盟政府决定断绝同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外交官在开战前都纷纷撤离。贝尔格莱德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法国在贝尔格莱德的文化中心、德国的民航办事处。至于美国大使馆、大使官邸以及一系列北约国家使馆及相应设施，都在塞尔维亚军警的严密保护之下，丝毫没有受损。南塞内务部、新闻部发表公报，要求南斯拉夫人民保持冷静，在敌人轰炸面前不要惊慌，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是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相当忙碌的一天。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官邸，已经深夜12点钟了。我刚刚静下来整理思绪，电话铃响了。我很惊奇，因为知道我官邸外线电话的人不多。北约轰炸伊始，一切有线联系手段断绝，很难打进电话来。我忐忑不安地拿起话筒，原来是儿子打来的电话。我在国外工作多年，儿子从未给我和爱人打过电话，都是我们打电话给他。后来我问他，如何拨通的，他告诉我，他拨了一晚上才拨通。他得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后，对我们的安全很担心，炸弹是不长眼睛的，要我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他说：“今年是1999年，你又是9月9日生日，这么多9碰在一起，不吉利，你得多加小心……”说着说着，这个从来不掉眼泪的五尺汉子，声音哽咽了。我说了些安慰他的话，让他放心。
凌晨2点，有关同志叫醒我，处理紧急公务，直到清晨。25日上午，我主持使馆有关人员会议，对使馆人员的安全做出相应安排。中午，同一位南斯拉夫朋友共进工作午餐。
25日0时40分又响起空袭警报，5时20分解除，下午2时又响起警报。
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在继续……
南斯拉夫诗人斯米量尼奇《祈祷》一诗中有这样的几句：
母亲，划着十字
为家园和这片森林
为那成长，澎湃着热血的孩子们
还为那看不清道路
那路上的行旅者
祈祷如泣如诉……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它是隐形的”
3月的南斯拉夫应是春光明媚，而今却硝烟弥漫，爆炸声此起彼伏，防空警报撕裂长空，气氛凄厉而又悲壮。
从3月24日至27日，是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第二阶段，主要目标是南塞的军事设施和防空系统。南军总参谋部宣布，在北约发动空袭后的三天多时间里，北约共发射了2500～3000枚巡航导弹，出动飞机约500架次，袭击了90多个军事目标。从28日起，北约空袭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目标是消灭南塞军队的有生力量。轰炸不断升级，不但黑夜轰炸，白天也轰炸，空袭警报频繁响起，声音撕心裂肺，阴森恐怖。南联盟政府声称，截至31日，北约在南联盟投掷炸弹的威力是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两倍，给南斯拉夫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据俄罗斯国防部统计，截至29日，已有1000名南平民丧生。空袭还迫使800多万居民长期滞留在没有水、电和食品的防空
洞里。
南斯拉夫人对待轰炸的沉着冷静是令人钦佩的。晚上在防空洞或者家里躲避空袭，白天照样上班。商店照常营业，物价没有上涨，商品应有尽有。报亭前，人们排着长队买报纸，比往常更加关心国家大事。贝尔格莱德市中心，每天晚上举行烛光音乐会。在北约轰炸的日日夜夜里，音乐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音乐会有成千上万人自发地参加，其中有著名演员、歌唱家，也有政界人士、知名学者，绝大多数是普通市民，也有旅南的外国人。演员在台上唱爱国歌曲，台下随声应和。这歌声形成浩瀚的音河，宣泄着人们的愤懑和不平，激发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也有人上台与之辩论。有时也有外国人登台表演。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位俄国人上台讲演，他不会塞尔维亚语，就直接用俄语演说，讲完后问大家：“你们听懂了吗？”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听不懂俄语的，但仍然为他鼓掌欢呼。有人打出标语牌，上面写着：“俄罗斯别害怕。”“我们和你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吕岩松采访了一位正在执勤的警察。他对记者说：“科索沃是我们的领土，北约为什么要进驻？当奴隶，毋宁死！即使打到最后一个人，塞尔维亚也不会让步。”
这位普通警察的话语，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这使我想起二战时的一段故事。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时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会议主席的伊万·里巴尔博士有两个儿子在前线，老大叫尤里察，老二叫洛拉。洛拉受命出访，乘简易飞机前往开罗，他出访的身份是南斯拉夫人民军驻盟国司令部代表，出访的目的是要求盟国方面保证向南军提供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不幸的是，飞机起飞前被敌机发现，遭到敌机连续轰炸，洛拉不幸牺牲。铁托把老里巴尔请到司令部，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诉他洛拉牺牲的消息。
里巴尔老人的脸抽搐着，他向铁托请求道：“请把尤里察叫来，我希望我第二个儿子能待在我身边。”这又是另一桩无法隐瞒的事了。铁托不得不告诉老人，尤里察也牺牲了。铁托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封信，交给老人。这是洛拉生前写给爸爸的信。信中写道：
“爸爸，不要流泪，要坚强！我们的尤里察又不是一个人倒下去的——他将永远属于我们最优秀的儿女中的一个。他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为的是使我们的祖国变成一个纯洁、光荣和不朽的国家。他的血不是白流的，他的牺牲鞭策着我们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里巴尔老人悲伤至极。他参加了洛拉的葬礼，在葬礼上他讲了话。他说：“孩子，我也想在你的灵前讲两句话……孩子，我要向你发誓：从今以后，不管为祖国付出多少代价，我都在所不惜！我的孩子，你和尤里察去世，对我这个做父亲的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可是你们是为祖国而牺牲的。我明白这一点。洛拉，尤里察，我的孩子，你们会永远活在我心中。我会沿着你们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
去……”
我想，这就是南斯拉夫人的性格，这就是南斯拉夫精神。这也许就是南斯拉夫的民族魂。对这场战争，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强自立，百折不回，不畏强暴，誓死不屈的精神，应当像暮鼓晨钟，给人以激励，给人以警示，给人以启迪。正像一位南斯拉夫诗人所慷慨吟咏的那样：“即使折断翅膀，心灵也要像羽翼一样向地平线瞩望。”
如今这场战争同以往大不相同。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合力对付南斯拉夫，两者相比，无论领土、人口、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有天壤之别，真可谓是大象与老鼠之争。南斯拉夫经过十年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不但经济凋敝，军事装备也十分落后，同北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战争前景未卜，但是南军还是要奋力一搏。南斯拉夫军队有一批卓越的年轻军官，在弱不敌强的情况下与北约周旋。他们采取的战略战术是：快速机动，分散隐蔽，隐真示假，伺机反击。他们把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小单位活动，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更换驻地。我亲眼看到，部队乘机动车辆，在一处驻留休息，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保卫贝尔格莱德的高炮部队有的隐蔽在多瑙河边的树丛里，天色一擦黑，他们又到了射击阵地。南军把坦克隐蔽起来，在别处架起铁板，做出坦克形状，下面生火。北约侦察机误以为真，大肆轰炸。雷达是北约轰炸的重点目标，南军采取捕捉信息，快速传递，及时转移和隐蔽的办法，保存了不少雷达设施。南军与北约巧妙周旋，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
在南军抗击北约空袭的战斗中，可圈可点的战绩要算是击落美国F-117A隐形战斗机了。据南军方宣布，3月27日晚，南军击落一架美国F-117A隐形飞机，该机在贝尔格莱德西北40公里处坠毁。当时南军方报道飞行员被俘。南军总参谋长奥依坦尼奇举行记者会，宣布了这一消息，并且说，请不要问是如何击落的，这是军事秘密。记者也就无可奈何了。
当时在使团中流传一种说法，称F-117A隐形飞机一般雷达是发现不了的。南军用几乎废弃的陈旧雷达发现了该飞机的踪迹，将其锁定后，用萨姆型导弹将其击中。
F-117A夜鹰战斗机是美国推出的新型战斗机，它主要采用三种隐身技术，即隐身外形技术、吸被隐身技术和电子对抗技术。按常理来讲，一般雷达无法捕捉到它的踪迹。军事分析家认为，南军采用的是一种名为“塔马拉”的捷克雷达。这种雷达也没有追踪隐形战斗机的能力，但它经过的路线会在“塔马拉”的荧光屏上显示“孔洞”，这就暴露了飞机的方位。据我驻南斯拉夫记者韩显阳称，南军情报部门从某些渠道已经掌握了F-117A夜鹰战斗机飞行规律和执行轰炸的目标，所以设下埋伏，一举发射了30枚导弹，其中一枚击中目标。
驾驶这架隐形飞机的是美国空军德韦利上尉。当他飞临贝尔格莱德北部上空，准备向预定目标发射导弹时，警示灯显示，他已被敌方雷达锁定。随即他采取关闭通讯系统、降低速度等措施，但为时已晚。一声巨响，飞机坠毁。德韦利跳伞后，立即发出求救信号。美军方面从波黑基地迅速派出数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前往营救。与此同时，南斯拉夫方面也立即派出“红色贝雷帽”精锐部队迅速赶往坠机现场，双方争分夺秒，都想抢在对方之前找到飞行员及飞机残骸。南斯拉夫媒体报道说美国飞行员已被俘获。事实上，还是美国营救人员占了先机，比南军的“红色贝雷帽”仅快了几分钟，使跳伞飞行员获救。
击落F-117A隐形飞机，鼓舞了南军民的士气。在3月28日晚的烛光音乐会上，人们可以说欢欣鼓舞。一位演讲者上台演说：“对不起，美国佬，我们击落了你们的F-117A飞机，我们不知道它是隐形的。”
战地夜莺的歌声
美国和北约的轰炸愈演愈烈，不断升级。从4月1日起，轰炸进入第四阶段，除继续轰炸军事目标，消灭南军有生力量外，开始轰炸南联盟政府机构和重要的民用设施。北约宣称，这一阶段轰炸的目的在于彻底摧毁南联盟的“战争机器”。
这一阶段轰炸的特点是：轰炸的波次增加，强度和密度加大，几乎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轰炸；对南联盟和塞尔维亚的政府机构和行政部门进行轰炸；开始对民用设施进行破坏性打击，如炸毁桥梁，供电设备，供水设备；加强了对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袭击，贝市开始断水断电，夜晚，城市陷入一片黑暗……
4月1日，北部城市诺维萨德东南方向30公里处交通干线上的一座公路桥被炸毁，这是连接南联盟和匈牙利的一座重要的公路干线。接着，该市附近一座横跨多瑙河的大桥被炸断，致使多瑙河通往黑海的航运阻断。当时，恰恰在多瑙河上航行的船队被堵塞在两个被毁桥梁中间，可以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进退不能，叫苦连天。4月3日，北约首次对贝尔格莱德市中心进行轰炸，炸毁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内务部大楼、特种警察部队总部大楼，市中心的妇产医院、医疗中心也不同程度遭到破坏。在北约轰炸的日日夜夜，我懂了什么是直接轰炸，什么是间接轰炸。不同类型的炸弹，其杀伤力和破坏范围也有所不同。首先，轰炸要选准“目标点”，如建筑物的大梁，关键的柱子和墙壁，能使整座建筑向内倒塌。北约规划人员可以计算出被炸飞的玻璃能飞多远，还能测出飞出的玻璃是否会擦伤皮肤，还是钻进皮肤里去。如果改变弹头或冲击的角度，能够确定炸飞一堵墙还是三堵墙。有的单位不便直接轰炸，于是可采取“间接轰炸”。南联盟外交部就是因“间接轰炸”受到严重损毁，不但所有玻璃破碎，墙壁、天花板也受破坏。南联盟外交部长约万诺维奇的办公室也飞进不少残砖断瓦，幸好他没在办公室。这使南联盟外交部无法正常工作，其官员召见使节也没有地方，有的官员不得不到使馆去进行交涉或谈话。
我曾到过南联盟内务部大楼被炸现场。大楼已被炸得一片狼藉，火已被熄灭，但还冒着浓烟。不少贝市市民前来观看。周围有警察维持秩序。人们无言地注视着这座平日威风凛凛，而今却是残垣断壁的大楼，人们的表情是如此复杂，呆呆地望着，无言以对。
在轰炸的日子里，每天都有战报，新闻层出不穷。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4月4日，新贝尔格莱德热电厂及贝市近郊的潘切沃炼油厂及三座油库被炸。整个城市笼罩在浓浓的黑烟中，一个星期尚未散尽，造成严重污染。南联盟电视台建议各家各户关紧门窗，防止化学烟雾中毒。
4月12日，北约飞机轰炸了一列从贝尔格莱德开往希腊索伦市的国际列车。当列车行驶至贝市南部270公里处一座高架铁路大桥时遭到轰炸，一节车厢被毁，另有三节车厢起火后脱轨。据南方报道，造成55人死亡。
4月21日，北约轰炸了位于贝尔格莱德新区萨瓦河左岸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大楼。这座大楼25层，是贝市乃至南斯拉夫的最高建筑。除塞尔维亚社会党办公机构外，楼内还有20多家大公司和几家电台、电视台。据说，米洛舍维奇女儿经营的电视台也在这座楼内。轰炸后，这座大楼外部轮廓依然保存，但内部已完全损毁。楼顶竖立的电视台天线仍在，结果北约不久又进行了第二次轰炸，将天线彻底摧毁。这座大楼是南斯拉夫的标志性建筑，损毁这座建筑，在于打击南斯拉夫人民对南联盟的信念，也打击执政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以及米洛舍维奇的威望。
随着北约轰炸的扩大，南斯拉夫人也以自己的方式保卫家园。南联盟最大的汽车制造厂——“旗帜”汽车厂成了北约的轰炸目标。该厂拥有140多年的历史，年产20万辆家用轿车和大型卡车。该厂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日夜护厂。4月9日，北约向该厂投掷了五枚炸弹，厂房倒塌，整个生产线遭到严重损坏，124个护厂工人受伤。战后，我曾去参观这座工厂，工人们正在清理轰炸的残迹，准备在废墟上重建厂房，并尽快恢复生产。
在贝尔格莱德，从城市中心通往泽蒙新区的横跨多瑙河大桥至关重要，也成了北约袭击的目标。贝市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以人体护桥。有一天夜里，南联盟外交部紧急召见我，我乘车驶过这座大桥，看见两边桥栏旁站满了护桥人。他们打着旗帜，上面写着：“人在大桥在。”有一次，我去拜会贝尔格莱德大学校长，他两眼发红，眼眶发黑，问他缘故，他说，他夜间护桥，一夜没睡。
在塞尔维亚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飞机和德国飞机在南斯拉夫天空交战，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南斯拉夫的一个村庄。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这位美国飞行员，后来他回到美国。半个世纪后，美国飞机轰炸了这个村庄，将其炸成一片废墟。而轰炸这个村庄的飞行员，也许就是50年前被南斯拉夫人营救的飞行员的后代呢！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南斯拉夫人也不乏揶揄和幽默。有一个笑话这样说的，一个塞尔维亚人问美国人：“你们的巡航导弹多少钱一枚？”美国人回答：“大约一百多万美元。”塞尔维亚人说：“那你们干嘛扔导弹，你们把美元投下来，塞尔维亚人就自己杀自己人了！”
在北约高密度轰炸的日子里，在使馆坚守阵地变得越来越困难。南联盟外交部约见我，我拜会尚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其他大使，常常冒着北约的炮火。使馆同志们外出采购食品、蔬菜，也时常遇到轰炸。断电、断水，成了家常便饭。北约炸毁发电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如果设备是进口的，就更加困难。北约军队用一种石墨炸弹，可以很轻易地毁坏任何供电设备。我曾经看到过这种炸弹。它体积不大，像一个罐头盒子。北约飞机在高压线上空投掷炸弹，在低空炸开，从盒子里面散落出比头发还细的金属丝。这些金属丝按磁性一头搭在火线上，一头搭在零线上，立即发生短路，烧毁变电器以及发电设备。我们使馆虽然准备了发电机，但为了节省柴油，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电。使馆给每个人都发了手电筒和蜡烛。在漆黑的夜里，使馆工作人员有时在微弱的烛光下继续工作。为了应对经常停水，使馆人员的家里，大盆小罐都储满水，大家甚至把浴盆洗净，也注满清水。为了节水，大家只有几天洗一次澡，这也只是在有水供应的时候。
有一天，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来请示我，说住在外面的记者吕岩松、许杏虎夫妇感到不安全，说他们的住宅离南斯拉夫的军事目标比较近，担心“城门失火”，有池鱼之灾。刘锦荣说，使馆有两套客房，可以安排他们两对夫妇住下。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当时，使馆内外的人都认为，使馆是最安全的地方了。这使我想起电视剧《渴望》中的一句歌词：“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从轰炸一开始，我们使馆要大家在警报期间到地下室躲避。说是地下室，实际上是半地下室，它的窗子一半在地上。这样，每次警报响起后，大家便纷纷下楼，有的带着书报，有的带着案卷，在地下室继续工作。由于夜间长时间轰炸，大家在地下室准备了铺板，有的在地下室过夜，使馆办公室人员也为我准备了铺板。晚上空袭时，同志们关心我，打电话叫我到地下室暂避。但是，一想到第二天还有繁重的工作，晚上应争取时间休息好，我一翻身，又在原地睡着了。
大家渐渐地对轰炸习以为常，胆子也都大起来。夜间战斗很激烈，大家都想亲眼观察一下实地的战斗场景。于是，有人沿楼梯登上办公楼的屋顶平台，下楼后向其他馆员讲述观察到的场景。这样一来，每当轰炸开始，南军防空部队开始打炮，大家便纷纷向楼上跑。我也到楼顶看过战斗的情景。北约飞机在高空像一颗飞速划过的流星，南联盟防空的炮火像从地面向高空飞腾的小火球，接二连三地奔向那颗流星。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小火球达不到流星的高度，便纷纷陨落，而流星继续向既定目标飞行，接着就可以看到飞机投弹爆炸的火光和烟尘，继而可以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有一次，一枚巡航导弹从低空曳着火光呼啸掠过，仿佛就在头顶，在楼顶观战的馆员纷纷卧倒。从那以后，我们要求馆员不要到楼顶“观战”，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后来大家改变了“观战”地点，有时在院子里，有时在没有遮挡的楼前广场上。当然，这里同楼顶比起来，观察的效果显然要差得多。
在同留在贝尔格莱德的使节的交谈时，大家都对局势表示不很乐观。北约的空袭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军事目标已经炸过几遍，北约要炸的民用设施也所剩无几，南联盟方面还没有屈服的迹象。北约轰炸已成骑虎之势，停止轰炸就意味着失败，这是美国和北约领导人无法承担的责任。南联盟还未到山穷水尽，尚能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北约不能停止轰炸，并且还要硬着头皮扩大轰炸，制造更多的轰动效应，更多的流血事件，动摇南联盟上下抵抗的决心。
我馆撤退到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暂避的人员已经在那里逗留了半个多月，使馆对他们殷勤接待，多方关照。刘古昌大使对罗马尼亚使馆人员说，接待好南斯拉夫使馆来的避难人员是驻罗马尼亚使馆的政治任务。但是，几十人住在罗马尼亚使馆，也是负担，且从形势判断，轰炸不会很快停止。经请示外交部同意，决定将他们转移到国内。他们临离开南斯拉夫使馆时，只带了轻便的行李，很多常用的东西未带，多有不便。使馆决定派人给他们送行李。他们知道后，打电话给南斯拉夫使馆，请求不要派人送行李。他们说，路途遥远，且有北约轰炸，恐有危险。他们表示，他们能够克服困难。
也有宁静的夜晚，那是飞机不飞，导弹不投的阴雨之夜。
我在使馆院子里散步。忽然，从树丛中，传来夜莺的鸣啭。呵，战地夜莺，在多少炮火轰鸣的夜里，剥夺了你的歌声。在我饱经磨难的一生中，夜莺的歌声，多少次拨动我的心弦，留下温馨的记忆。记得在孩提时代，我偶然听到果戈理的配乐小说“五月之夜”。在那月色溶溶的夜里，树影轻轻摇曳，小河在如银的月光里波纹微漾，清丽的夜莺的歌声，有时激越高亢，有时婉转低回，有时似悠扬的赞歌，有时似深情的倾诉，有时似如梦如幻的浅吟低唱。歌声在这光与影的交辉中回荡，和夜色汇成奇异曼妙的交响乐。我被震撼了，第一次感到文学的魅力是如此强劲，它有摄人灵魂的力量。
在驻苏联使馆（那时苏联还存在）工作时，每当春日深夜，我从办公室带着满身疲惫出来，在使馆的院子里散步时听到夜莺的鸣啭，浑身顿觉轻松，仿佛一双神奇的手，轻轻地拂去疲劳。我和几位同事还特意用录音机把夜莺的鸣啭录下来，在空闲时播放。我记得，有一次，时任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在使馆孔雀厅宴请宾客，席间，突然响起夜莺的鸣啭，宾客茫然四顾，哪里来的这美妙的夜莺的歌声？当弄清楚这是录音的时候，大家会心地笑了，齐声称赞杨大使的巧妙安排，真是奇思妙想！
而现在，我发现，夜莺的鸣啭却和以往大不相同。这声音断断续续，带着颤栗，带着胆怯，昔日欢乐流畅的旋律变了调，鸣啭中带着某种悲怆，也似带着对这个莫名其妙世界的思索，带着对人们遭遇的怜悯。是的，当你走在大街上，虽然秩序如常，但已经没有欢声笑语，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却带上了这夜的阴雨。透过这种表情，可以看到人们内心的痛楚，他们的心在流血啊！即便如此，人们还有企盼和希望。我看到，到市场上买菜的妇女们，没忘记买一束丁香花带回家里。花，象征着爱情，象征着和平，象征着幸福。这表明人们对未来还是满怀希望的，表明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正如这夜莺在炮火间隙中鸣啭，它用歌声，企盼和平，企盼爱情，企盼幸福……
这是一个被摧残了的春天……
这是被蹂躏了的歌声……
华人安全牵动人心
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使馆义不容辞的职责，尤其在危难时刻，南斯拉夫华人的安全牵动着使馆，也牵动着我的心。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内商界兴起“两南热”。“两南”，就是南非、南斯拉夫。“两南热”的含义是：出国经商的人们看好南非和南斯拉夫的商机，争先恐后地到这两个国家“淘金”。当时，贝尔格莱德和北京有直达航班，每周的班机上都人满为患。于是，在这个昔日很少有人光顾的国家，华人急剧增加。据南斯拉夫方面统计，在南逗留的华人有两万多人。据我驻南使馆估计有七八千人。
随着华人的增加，我驻南使馆领事工作量也逐渐增加。华人被打、被抢、被杀各种事件屡有发生，商业纠纷更是层出不穷。我馆同南联盟外交部及其他部门的交涉急剧增加，使馆领事部为华人排难解纷，也忙得不亦乐乎。南斯拉夫方面为控制来南华人数量，采取了严格的居留登记制度，每个入境华人只给三个月居留期，逾期不归被视为非法逗留，一旦被发现，将被罚款、拘留或遣送回国。延长居留登记手续繁杂，且经常遭到拒绝。来南经营企业或者办餐馆的华人叫苦连天，纷纷向使馆投诉。就连在多瑙河上办餐馆的杨战军夫妇办居留也屡遭拒绝。我馆就此多次同南斯拉夫外交部领事司交涉，领事司答应同内务部协调解决，但往往不见效果。
为了能较快解决问题，我直接拜会南斯拉夫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我对内务部长说，当此西方对南斯拉夫进行制裁，南联盟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时候，中国人来到南斯拉夫，带来了资金，带来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部分满足了居民需求，也增加了南斯拉夫人就业机会，帮助了老百姓渡过难关。应该说，这些中国人对活跃南斯拉夫经济，为其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南方应当对他们表示欢迎，应当给他们延长居留登记并简化手续，而不应当采取排斥的态度。尤其对在南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应当给予较长的居留期。斯托伊利科维奇对我的说法表示同意，并直接道出了南斯拉夫人的担忧。他说，你们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有13亿人口，而南斯拉夫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总共1000万人口，他们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把南斯拉夫淹没了。最后，他还是答应对在南从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人放宽登记期限，简化手续。我记得那一次还就一个被拘留的中国人进行了交涉。这个人在贝尔格莱德大街上看到迎面来了警察，拔腿就跑。警察把他抓住，投入监狱。此人在南联盟合法居住，那一天他身上没带护照，怕警察找麻烦，想逃之夭夭。这使警方怀疑他是犯罪分子，严拘不放。内务部长答应进行调查，如确是守法逗留，将予释放。后来这位中国公民获释，他的妻子为了表示感谢，在我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时，给使馆献了花篮。
提起南联盟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还有一段故事。可能因为他掌管内务部队，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清剿由他负责，所以北约宣布他是南联盟的五个战犯之一。我曾请他到位于多瑙河上的中国饭店做客，他应邀前来，戒备甚严。事先他派警察把守通往饭店的路口，河上也派出小艇巡逻。当然，饭店里除了他的同事外，没有其他宾客。席间，我同他谈的仍是华人在南的处境问题。他酒量不错，言谈也挺豪爽。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总统下台，他自然也被撤换。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和北约向南斯拉夫新政权追索战犯。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称，2001年5月南联盟总统科什图尼察访美后，曾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许诺在议会通过《与海牙法庭合作法》，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美国国会穷追不舍，将2002年3月31日定为最后期限，要南方把5名战犯和其他10名嫌犯送交海牙法庭，否则将冻结4000多万美元的援款。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几小时，塞尔维亚政府对4人（米洛舍维奇此前已引渡到海牙）下达了逮捕令。此后，塞尔维亚议会上下两院先后通过了《与海牙法庭合作法》。根据这项法律，所有在南境内的已受到海牙法庭指控的战犯嫌疑人都在引渡之列。4月11日，就在《与海牙法庭合作法》刚刚在公民院通过之际，斯托伊利科维奇在议会大厦前举枪自杀。当然，这是后话。
书归正传。在这场战争风暴来临前夕，有的华人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做法，离开南斯拉夫回国，或者到邻国暂避。但这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华人留下来，观察风色。大家开始时认为，这场战争不会延续多长时间，刹那间雨过天晴，大家可以照常做生意。
在这一非常时期，信息非常重要。绝大部分华人不懂塞尔维亚语，听不懂当地的广播和电视，对时局很不了解。为了让华人了解情况，我馆多次举行吹风会。第一次吹风会由我主讲，第二次由武官和研究室主任主讲，出席的人非常踊跃，大厅和走廊都挤满了人。使馆印发了南斯拉夫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防空袭知识等材料，领事部还开设了一条热线服务电话，由使馆负责领事工作的张存良负责，24小时开机，随时向华人提供咨询。由于询问电话接连不断，张存良同志睡眠不足，嗓子都嘶哑了。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使馆向驻南华人提出了六点可行性建议和准备撤离的具体计划，就有关问题请示国内，并请我国驻南斯拉夫邻国使馆予以协助。
在北约开始空袭的第二天，使馆领事部刚一开门，立即涌进三百多华人。他们急切要求使馆提供撤离到第三国的证明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平时我馆领事部只有一人主持工作，一名编外协助，此时编外同志已撤离到驻罗马尼亚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来找我商量，我决定抽调研究室、办公室、文化处、武官处所有能抽出的人都到领事部协助工作，甚至临时寄居使馆的两位记者夫人也赶去帮忙。大家当天废寝忘食，一天开出五百多份证明。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已经闭馆，无法取得签证，又重新为他们办理撤往周边国家的证明。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来办证和寻求各种帮助的人络绎不绝。
南斯拉夫形势恶化，人们的脸上布满阴霾，华人的情绪也普遍波动。有的人把压抑的情绪到使馆宣泄，大发脾气，事后又赔礼道歉。个别人造谣说，国内要派飞机接使馆人员撤离，不管华人了，甚至煽动其他华人届时截飞机，占领使馆。领事部及时摸清情况，对造谣煽动者进行批评教育，公开表明态度，我们不会撤馆，也不会丢下华人不管。大多数华人表示，只要使馆在，我们就放心了。
北约轰炸不断加紧，战争没有穷期，要求离开南斯拉夫的华人越来越多。但是，离开南联盟的通道却不多。北面邻国匈牙利已加入北约，同南塞已是敌对国家，往来虽未断绝，但盘查甚严，一般很难拿到签证。克罗地亚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挣脱了南塞，两国反目成仇，华人由南塞转移到克罗地亚也很困难。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成为这场战争的前线，过境相当困难和危险。这样，只有向东，经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撤离。经请示国内，决定开辟罗马尼亚通道，把华人送出南斯拉夫国境后，由我驻罗马尼亚使馆接应，有的在罗马尼亚暂避，有的经布加勒斯特乘班机回国。
使馆向旅南华人发出通知，要去罗马尼亚暂避或经罗回国的人到使馆领事部登记。使馆门庭若市，往来登记注册的人摩肩接踵。使馆几乎动员全馆力量接待来馆华人，审查证件，逐一编号，输入电脑，解答问题。使馆人员组成一条工作流水线，快速而有条不紊地做好华人撤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我把使馆有关人士多次召集在一起，详细研讨华人撤离方案，抓好每一个关键环节，防止出现任何疏漏。这样大规模地集体撤离，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交通工具。登记离开的约四百余人，使馆没有那么多车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想出了办法，因为南斯拉夫机场封闭，已无飞机起降，运送乘客的机场大轿车闲置，使馆租了十辆，运输问题迎刃而解。但是，这样大的车队，是很显眼的目标，如果遇到北约轰炸，可能酿成惨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为防万一，我们同比利时驻南斯拉夫使馆交涉，请其通知北约，同时我馆报请国内，也请国内同北约相应部门打招呼，要北约不要轰炸我撤离车队。此外，我旅南公民出境，还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出境检查；二是携带外币。按照南方的惯例和规定，对我公民出境要逐个检验。三四百人的队伍，通关就需要很长时间。于是我请李银堂参赞去内务部交涉，内务部答应免检放行。按南斯拉夫规定，外国人出境，只能携出500第纳尔，还不到50美元，这不够一个人在罗马尼亚两天的费用，我只得出面同南方交涉。起初我到南斯拉夫财政部、银行交涉，不得要领，未解决问题，后来我找南斯拉夫海关关长交涉。海关关长是米洛舍维奇的朋友，我和他以前未曾谋面。我们一见如故，他爽快地答应，出境华人可随意带出自己的外汇，不限多少，只是不能为他人携带。至此，旅南华人出境的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前，我同海关关长还有过一次未曾谋面的交往。有一次我和同事们到一位南斯拉夫朋友家做客，我乘坐的奔驰300被强盗抢走，司机被打伤。南斯拉夫朋友考虑我暂时无车可乘，送我一辆奥迪A8型车暂用。这次和他见面，才知道是海关送我暂用。我表示感谢，问及何时还车，他说，这辆车我要用多久就用多久。后来，我离开南斯拉夫时，曾去拜会他，向他道别。他送我一支南斯拉夫制造的猎枪，十分精致，还带有持枪证。如同我收到的其他礼品一样，我把这支猎枪交给了使馆。至于那辆车，在北约轰炸使馆时竟然没有受损，在危难时刻成了我及我馆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我离任后，我的继任者继续使用。后来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人告诉我，这辆车竟在大使官邸的院里被窃，随后发现在去克罗地亚的公路上被撞毁。这辆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不得而知，也使这辆车笼罩上神秘的色彩。
4月3日清晨，使馆院里聚集了很多华人，这是旅南华人出发赴罗马尼亚的日子。他们带着行李，携着家眷，行色匆匆。我和他们一一道别，祝他们一路平安。此刻，我打量着他们的表情，感到他们的内心情感是十分复杂的。在北约高密度的轰炸中离开南斯拉夫国土，会感到某种轻松，但离开后是否有机会重返，这里尚有未了的事宜，没处理完的货物，没有挖掘的商机，仍留下几分思念，几缕眷恋。当天乘车离开的总共是211人，登记的四五百人中，仍有一部分选择留下。使馆参赞、办公室主任、领事部负责人及副武官等人同他们一起乘车，护送他们直到罗马尼亚境内，同前来接洽的我驻罗使馆人员交接，做好相应的安排后，才返回使馆。
我记得，一位姓张的自费留学生的父亲打电话给使馆，说他的女儿在南自费留学，要使馆关照他的孩子，想办法让她回国。我特地关照领事官员打电话给她，要她来馆登记，届时关照她安全离开。后来她安全回到北京，她母亲到机场接她。我有幸看到记者的相关报道：“亲人重逢，相拥相泣，其情其景，格外感人。”这位女学生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打仗多好！”
据了解，转移到罗马尼亚的211人中，120人乘罗航回国，12人买了俄航机票取道莫斯科回国。其余的人因为有大量货物在南斯拉夫未及处理，留在罗马尼亚静观事态发展，期待战争早日结束，以便重返南斯拉夫做生意。
一些华人回国后，给使馆发来感谢信或感谢电。他们说，使馆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周到的安排，将我们安全送回国内，而你们却仍留在生死不测之地，为祖国、为人民忘我地工作着，我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是的，使馆人员在震天的轰炸中，在隆隆的炮火中生活着，工作着，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们心里装着两个神圣的字眼：祖国。
我记起我国香港诗人犁青的《初入国门》一诗中的几句：
祖国的土地
处处景色新
一张脸孔
全都是亲人
孩子对母亲
有万句话要说
但是说不出
泪在串串落
第六章北约公然轰炸中国使馆
“不是间接轰炸，是直接轰炸”
北约公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如此突如其来，似晴天霹雳，如五雷轰顶……
这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
5月7日，星期五，黑色的星期五。
入夜，断电，贝尔格莱德一片黑暗。
我记得那晚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星辰狡黠地眨着眼睛。晚上8时，照例拉响了空袭警报。整个城市一片死寂。
为了保障同国内联系，为了工作需要，使馆利用备用发电机发电。因为发电机功率不大，不能给全馆供电，为方便大家，特意给俱乐部供电。大约11时15分，有关部门完成了工作，为节省柴油，关掉了发电机，使馆也陷入了一片黑暗。
使馆的俱乐部设在半地下室的食堂里。这里平时是餐厅，到晚上和节日，就成了大家娱乐的场所。所谓半地下室，就是窗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每逢周末，使馆同志们到这号称俱乐部的地下大厅里休息、娱乐。有的打台球，有的玩牌，有的下棋，有的玩麻将。尤其在断电的日子里，使馆发电机为俱乐部供电，来这里的当然很多。当晚，俱乐部里聚集了约二十余人。当大家玩兴正浓时，灯光突然熄灭了。大家用手电照亮，陆续从俱乐部走出来。
研究室主任王辅国在院子里找到我。他说：“今天是周末，让大家多玩一会儿，干吗关掉发电机？”这时，又有几个同志围出来，等待我的决定。我看了一下表，已经11点15分，考虑到北约轰炸以来，大家一直缺觉，感到身心疲惫，我就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我说完，大家又聊了几句，纷纷散去。有的同志回到宿舍准备休息，有的在走廊里聊天。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就回到大使官邸，点上一根蜡烛，坐在床上，秉烛看书。我平时注意倾听大家意见，照顾同志们的合理要求，而那天晚上，万幸我没有让有关同志重新开动发动机，没有让大家继续回俱乐部消遣，大家分散到使馆的各个方位。否则，会酿成怎样的惨剧啊！
午夜，大约11时45分，一场震惊世界、亘古未闻的浩劫发生了。
忽然一声巨响。响声有多大，多少分贝，我不知道。总之，这么大的动静，我从没听见过。究竟是几声巨响，有人说两声，有人说三声，而我听到的几乎就是一声巨响。这响动，似天崩地裂，地动山摇，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整个二层楼的官邸都摇晃起来。固定的玻璃窗都被推到房子里来，里里外外的门都被甩到外面，天花板下坠，墙皮脱落，屋子里的灯具破碎，玻璃横飞。碎玻璃、混凝土块，稀里哗啦地打到床上、沙发上，我在床上被颠起来。住在楼下的厨师老王从床上颠到床下，慌忙中他没有什么感觉，后来他总觉得不舒服，回到北京后一检查，发现摔断了三根肋骨。
当时，闪过我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北约轰炸了我馆旁边的南斯拉夫电力设计院，轰炸的冲击波殃及了大使馆，这可能是对使馆的“间接轰炸”。同使馆毗邻的电力设计院，是南联盟在发展中国家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很可能成了北约的轰炸目标。
我立即穿好衣服，拿了手电，拔脚向外走。这时，我回头一看，蜡烛尚未熄灭。我回身吹灭了蜡烛。门框两边的墙已经塌了下来，我只得从缝隙中钻出来。到了外边一看，坏了，被炸的不是邻居，而是我们的使馆！这是“直接轰炸”！
使馆大楼已经浓烟四起，烈火熊熊。大块的水泥构件从使馆大楼的墙壁摔到院子里，大楼南面的外墙已经完全坍塌，整个草坪已经堆满了废墟，小小的水泥道埋没在残砖碎瓦里。使馆刚刚运来的供食堂使用的五个大煤气罐也随之爆炸，外壳散落在使馆的院子里，有的挂在使馆周围的栅栏上，有的竟飞到了围墙外。我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北约竟然轰炸了我们的使馆！
这时，有些同志已经从大楼里跑出来。大楼里四处起火，浓烟弥漫，楼梯遭到破坏。天花板，墙壁上，钢筋、铁丝、各种建筑材料密密麻麻地垂挂下来。这些从楼里出来的人都没睡下。他们在烟火腾起之际，靠平时对大楼的熟悉，攀着铁索，沿着破损的楼梯下来。有的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借着火光，从窗口跳出来。这是在浓烟烈火中突围的第一批，大约七八个人。
我站在使馆大楼前，透过冒烟的窗口，看见楼里使馆的同志们在寻找出路。我十分着急，担心他们的安全，也担心在慌乱中同志们从楼上往下跳，或者采取其他鲁莽的行动，造成无谓的伤亡。于是，我在楼下高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要镇静！”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
使馆淹没在浓烟烈火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是同志的安全，是不使国家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啊！
负责使馆重要资财的两位同志，小王和小郑，一个睡在五层的值班室，一个睡在四层的宿舍。小王透过烟尘，借助火光，从五楼下到四楼。这时，小郑正从寝室出来。小王一把拉住小郑往楼上跑。小郑已经受伤，脸上淌着血。有人这时遇到他们，急忙问：“你们为什么还往上跑？”小王回答说：“有事，咱们是干这一行的。”他们从五层拿起四箱国家重要资财，冒烟突火往下走。楼梯被阻断，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三楼。使馆事先做了各种应急准备，这四箱重要的东西事先已准备好。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可以拿起来立即转移。他们知道，这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住在四层的王辅国在沙发背后睡觉。他刚躺下，就被爆炸的冲击波颠了起来。他伸手在黑暗中摸了摸，右边的墙壁没有了，左边的墙壁也没有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披上衣服往下跑。到了三层，无法再往下走，他钻进一个尚未起火的一个年轻同志的房间，在下楼的时候，他的脚部剐伤。
在三层，人们集中在两位年轻同志的房间里。这个房间窗下二层有个小平台。如何下到这个平台上呢？急中生智，有人提议把一条条的塑料窗帘接起来，做一条绳索。大家立即动手做起来。塑料窗帘不好打结，同时必须把打的结拉紧，防止脱扣。我们在下边的人找来一个梯子，从地面搭到二层平台。这是在匆忙中搭起的营救同志们的第一条通道。
首先从三楼系下来的是四箱国家重要资财，接着是保护这批资财的两个人：小王和小郑。他们寸步不离地守卫着他们的使命——那一批国家资财。南斯拉夫方面的急救车来了，我们把受了伤的小郑送上救护车，保护国家资财的任务就落在小王一个人肩上。
紧接着，人们把几个重伤员扶到三层。一等秘书曹荣飞喊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把他送上软梯，从梯子上把他接下来，他满脸是血。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头部、颈部和手臂受伤，鲜血淋漓，我们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脚部扭伤。我当时想让他帮我清点人数，但看到他脚一瘸一拐，难以走动，也把他送上救护车。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更加呛人，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但是大家先人后己，井然有序地向下转移。先是抢救重要国家资财，然后是重伤员，再后是轻伤员，最后是没有受伤的同志们。这个顺序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命令，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这是心灵的呼唤，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
南斯拉夫方面的消防队、急救车都赶来了，这时，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也有不少中国人。
地下车库里，汽车起火，火势更猛。烈火炙烤，浓烟呛人。有人把我拉到后面。不行啊，我们的同志还在危险之中，我又冲到前面，尽快抢救出同志们，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职责，刻不容缓……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层张存良的房间里。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北约开始轰炸后，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他以及使馆的人们哪里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地方。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他的房间起火。他立即躲进洗手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房间，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额头擦伤，想夺路下楼。可是楼梯被火封锁，他又转回来，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
在张存良的房间里，烟火不断从外面扑过来。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第二条自救通道。他们把褥单撕成条，连接成一条绳索。司机杨永锋、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援而下。杨永锋在下到离地两米高时，向下一跳，因体态不对，摔在楼基的水泥地上，骨盆和胳膊受伤。大家让他躺着别动，等候救护车来。不一会儿，救护车呼啸而来，人们把他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
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他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钟，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环球时报》主编的家里，这位主编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至此，我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我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我们正在抢救。部领导问：“听说你受伤了？”我答说没有，我们正在加紧营救尚在危楼的同志。我的话语和我的心情一样，都十分焦急。部领导告诉我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接着，部领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手机打电话给我，询问相关情况，有几位同志没有脱险，究竟是几颗炸弹炸到使馆。我记得，我向部领导说是巡航导弹，同志们告诉我，是三颗导弹。当时，我确实不清楚，究竟是几颗炸弹，因为当时没法逐一查看，更不知炸弹是什么型号的。弄清这些问题，是后来的事……
南斯拉夫的消防车和急救车纷纷赶来，但由于使馆大门是电动的，轰炸使馆造成断电，使馆大门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事先，使馆办公室进行了断电情况下的演练，告诉大家在断电情况下如何打开大门。使馆办公室的董健同志钻进大楼，从传达室里取出钥匙，打开大门，消防车和急救车才得以开进院里，为灭火和抢救人员提供了方便。
在使馆大楼五层的几位同志攀窗焦急地向地面张望。显然，他们已经做过多种尝试，从楼梯下来已不可能，所有退路已被烟火阻断。制作绳索，攀援而下也不可能，因为楼层太高，绳索难以达到地面。他们只有等待外面同志的救援。这时，同在场的南斯拉夫人取得联系，他们火速派来消防云梯。五层楼的同志们沿着细小的云梯缓缓而下。楼房是那样高，云梯是那样细小，颤颤悠悠，平时人们一定会很害怕，可在那时，这是救命的惟一通道呀。他们顺利地从云梯上下来，他们得救了。
三位记者遇难
烈火，浓烟，北约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声接连不断。载着伤员的急救车疾驰而去，消防车的水柱扑向熊熊的火焰……
当曹荣飞从危楼得救后，在送他上急救车时，人们焦急地问他，邵云环在哪里（邵云环是曹荣飞的夫人）？但是，就在炸馆的刹那，他眼睛受了重伤，满脸是血，什么都看不见，他哪能知道邵云环的下落？有的同志知道，邵云环当天在馆外的新华分社办公室办公，很晚才回到使馆宿舍。此刻，她没有从三楼的自救通道下来，那就一定还在宿舍。于是，我们敦请消防人员到她的房间里去找。
南斯拉夫的消防人员具有丰富的消防和救护经验。在北约开始轰炸以来，他们处理过多起类似事件。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大楼被炸，他们急忙赶到现场，救护人员、扑灭烈火。塞尔维亚电视台大楼被炸，那时正是深夜12点，也正是电视台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很快赶去救出伤员，从废墟中找出烈士遗体。还有塞尔维亚内务部、南联盟国防部、总参谋部……他们可以说身经百战，浑身是胆。他们头戴钢盔，身穿防护衣，脚登高筒防水靴，手拿大手电筒和其他工具。他们在办公楼里搜寻尚未获救人员。过了一会儿，他们把邵云环抬出来，我和几位同志一起送她上急救车。她满面鲜血，已经停止了呼吸，她牺牲了……
还有三位同志没有从危楼里出来，就是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以及武官任宝凯。
消防队员在楼里找不到他们。办公室的董健同志戴上消防队员的头盔，带领着消防队员去找。在许杏虎的卧室里，在坍塌的墙壁下，发现了许杏虎和朱颖的遗体。他们满脸满身伤痕，鲜血在泥土里凝固。从他们的身姿可以看出，在轰炸的那一刹那，他们是怎样同死神搏斗，他们被死神掠走了……
这时，一颗导弹从人们的头顶曳着火光呼啸而过，人们本能的反应是纷纷卧倒。这颗导弹在离使馆几百米的贝尔格莱德旅馆爆炸。这个旅馆在多瑙河边，每逢周六举办工艺品展销，我曾去看过。旅馆的一翼被炸毁。为什么炸旅馆呢？据北约宣称，旅馆里隐藏着南斯拉夫军人，可以想见，这只是借口而已。
这时，在使馆大楼前的南斯拉夫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接到一个手机电话。他告诉我，那边又有动静了，意思是北约战斗机又从意大利基地起飞，可能有第二次轰炸，要大家全部撤退。轰炸期间获得的常识告诉我们，第二次轰炸是针对救援人员和现场人员，杀伤力往往比第一次要大。聚集在使馆大楼前的人群呼啦啦地散了。在使馆大门前和周围，塞尔维亚内务部布置了岗哨，严禁人们，包括使馆人员进入使馆大楼。但是，我们使馆还有人下落不明，我怎么能离开呢？
南斯拉夫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扬科维奇告诉我，南联盟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洲际旅馆订好了房间，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又转订了西方同南斯拉夫合资的凯悦旅馆。我考虑，大家已经挨了一次炸，不能再让他们第二次挨炸，应该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落脚。这样，留下李银堂和董健在使馆前面值班，其余获救的同志全部转移到凯悦旅馆。
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大约已经凌晨5点。大家都不肯回房间，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我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我想，经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的震撼，又感受丧失亲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苦痛，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使馆遭到摧残，拖着紧张拼搏之后疲惫不堪的身躯，当前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撑。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党中央、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接回烈士的遗骨，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
武官在哪里？
在武官任宝凯的房间里，没有找到他……
而此刻，最让我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下落不明。刚出危楼时，我听武官处同志们说，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听到了武官任宝凯的声音，估计他肯定出来了。可是，在营救同志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多么需要武官在我身旁。在被炸的使馆大楼前，我既要同前来使馆慰问的南联盟高级官员交谈，又要设法营救尚未脱险的同志们。当时政务参赞吴丽元正在国内休假。我多么需要帮手啊！可是，武官到底在哪儿？派人到楼里去找，他的宿舍里没有他。这时，同志们猜测，他可能受了伤，已经送到了医院。我们分别给几个收治中国使馆伤员的医院打电话，都说没有此人。当时，抢救使馆人员的战线拉得很长，使馆前面又挤满了人，没有注意到他在哪里上了救护车也是可能的。使馆里没有武官，伤者里也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牺牲了。但是，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也无法向国内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
为了弄清究竟如何，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我带上翻译，请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前往急救中心。
虽然已是凌晨，整个城市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轰炸暂息的贝尔格莱德，死一般沉静。我们在漆黑的街道上穿行，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我们多么急切地想知道，我们的同志在哪里。记者郭志嘉是学塞尔维亚语的，是南斯拉夫通，对贝尔格莱德市很熟悉，否则在这漆黑的夜里是难以辨别东南西北的。
我们来到急救中心，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回答说，要到太平间找遗体，必须经院长批准，院长7点半来医院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还不到6点。我急了，我说，我们不能等，今天是特殊情况，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但告诉我们说，即使把他叫醒，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医生带我们走进急诊室。我们的伤员都集中在急诊室的大房间里。医生已经对伤员都做了紧急处理。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昏昏入睡。刘锦荣满脸绷带，跟我说话，感到呼吸困难，伤口疼痛。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只有刘新权说，这里他伤势最轻，只是脚扭伤，很快会恢复。屋子里很黑，借着微弱的烛光，勉强看清伤员的脸庞。屋子里只有轻微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急
诊室。
回到急救中心的会客室，院长还没有来。我在会客室焦急地等待，我已无法坐下来，我让值班医生再三催促，希望院长早点儿到来。我觉得，时间过得这样慢，仿佛它已经静止、凝固。院长终于来了，把我们领到太平间的走廊，但不让我们进去。管理人员说不方便。他们进去寻找，并稍事整理，把三位烈士的遗体放在小车上推出来，他们是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这是悲惨的死，壮烈的死，英雄的死。几个小时前，我们还曾相见，我们还曾谈论时局，而现在竟是阴阳两隔，竟是诀别。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紧，是疼痛，是酸楚，是挣扎，是休克。此刻，我无暇多想，痛哉死者，惜哉生人。我还心系着有生还希望的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太平间的管理人员告诉我，除了这三人之外，太平间里再没有死亡的中国人。那就是说，武官还在使馆里。我马上用手机把查看情况告诉在使馆前面守候的李银堂，武官还在楼里。让他请消防队员帮助寻找。我们马上赶回使馆，我们一定要找到武官任宝凯。
天阴沉沉的，虽已清晨，几缕吝啬的晨曦从云层里透出，黑暗仍在游荡，不甘消退。我们来到使馆楼前，警报尚未解除，守护使馆的警察仍然把守着门口，不允许进出。我急火中烧，这个时候救同志要紧，管不了那么多。我告诉他，我们的武官还在楼里，生死不明，我要进去找他。消防队员也过来阻止我们，我请他把头盔和手电借给我，我要亲自去找。我们同他们争执着，准备闯进去。这时，在楼前守候的李银堂参赞来告诉我，消防队员在楼里发现了一个人，还活着。我们要进去抢救他，他们说，你们即使进去，也背不出来，还是请急救车来。他们立刻和急救中心联系，急救车风驰电掣而至。不一会儿，从里面抬出一个人来，正是武官任宝凯。我马上走上前去，看见躺在担架上的武官满面尘土，没有伤痕，呼吸很艰难，嘴和鼻子里呼出很多泡沫。武官还活着，武官没有死！急救车载着他向急救中心疾驰而去。
武官任宝凯在急救中心很快恢复了知觉。后来，他和其他伤员一起乘专机回北京治疗，恢复得不错。我和他谈起这段经历，他完全失忆，不记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推断，北约轰炸使馆后，他从寝室里跑出来，呼喊着武官处的同志，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在黑暗中，他碰上什么东西，暂时昏迷，倒在走廊转弯的地方，所以在他的寝室里找不到他。他躺在地上，浓烟向上升腾，地面尚有空气，他没有完全窒息。对他来说，这场噩梦是一片空白。他康复后，又重返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
回到凯悦旅馆后，我和几位同志商量下一步的工作。首先，指定了几位同志去医院轮流看护伤员，看护的人要懂塞尔维亚语，便于同院方和医生联系；其次是使馆的善后事宜，抢救尚未转移出来的器材，找几个人帮助会计清理会计室。会计室中弹起火，屋子里的东西都烧成灰烬，保险柜也烧得焦黑，但因铁皮很厚，打开后，里面的美元尚且完好。第三件事是准备迎接中央派来的特别小组，为他们预订旅馆，并同南斯拉夫官方联系，安排相应的会见。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连续36个小时的工作和战斗，心灵的震撼，身体的疲惫，我感到头重脚轻。由于在楼前指挥抢救，吸进大量烟尘，感到恶心，吃不下饭，吐出的痰是黑色的。夜深了，躺在旅馆的床上，长久地似睡非睡，忽悠忽悠地，仿佛房子还在摇晃，也仿佛我在空中飘来飘去。隆隆的声音，透过密封的窗子传进来，是北约的飞机又在低空飞行，寻找着目标，散布着死神。这声音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在我的梦里飘游。现在怎么办？起来叫醒大家，岂非徒劳无益？在南斯拉夫这块土地上，难道还有安全的地方吗？算了，由它
去吧！
后来，我弄清楚，那一夜，固然有北约飞机的轰鸣、袭击和轰炸，而那持续的整夜的隆隆声，是来自旅馆旁边的有轨电车。虽然断电，南斯拉夫方面还是想方设法保障有轨电车的通行。就在那一夜，旅馆旁的有轨电车站遭轰炸。
几天后，我正召集使馆有关同志开会，新华社记者杨成明，以及北约开始轰炸后，赶来支援的新华社记者张铁钢前来采访。他们要写北约轰炸使馆的综合报道，让我们讲叙事情的经过。几天的繁忙工作，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从我个人来说，也不想进入报道的怪圈。但杨成明来了，带着慰问和采访的诚意。他是驻南斯拉夫资深的老记者，德高望重，我同他关系又很好，却之不恭啊！我只得把事情经过，同志们如何互相救助，脱离危险，讲给他听，讲了死者和伤者。在座的同志们也有补充。他们返回驻地后，连夜写了一篇通讯：“在战火中履行神圣使命”，当夜发回新华社总编辑部。他们也是一夜未睡啊！
经历这种心灵的震撼，我记起李贺悼亡友的诗，稍加改动，
诗云：
思牵今夜肠应直，
雨冷香魂吊书客。
秋坟鬼唱鲍家诗，
热血千年土中碧。
第七章北约的打击精确致命
北约怎样对我馆实施轰炸？
在古代，勇士侠客过招，都知对方使的是什么武器，师承谁家，武艺套路，也知道如何破解。而今北约的轰炸，不是明刀明枪，而是暗器伤人，且趁对方毫无防备。这在昔日，也为武林所不齿。
事发当时，国内打电话问我，是几颗炸弹炸的使馆？我以为是一颗，后来同志们提醒是三颗，大家都认为是巡航导弹，那时是没法弄清楚的。只有在事发之后，经过仔细查看，请专家实地勘察，又经军事研究机构仔细研究，才弄清楚是几颗炸弹，是什么炸弹，以及北约是如何实施这一打击的。
事发两天后，我同从国内来的特别小组组长王国章同志一起查看，认为是五颗炸弹落在大使馆和大使官邸。在使馆的东南角，一颗炸弹斜穿大楼。从顶层一直穿透到一层，在使馆墙角下爆炸，炸出一个数米深的大坑。这边是使馆高级外交官的宿舍，受破坏十分严重，半边山墙向外倒塌。邵云环在宿舍里牺牲，曹荣飞、刘锦荣和小郑受重伤，他们的宿舍离弹着点很近。这一带受伤的有十余人。第二枚炸弹落在使馆的中央，穿透楼顶，越往下破坏力越大。我在三层楼的办公室受到严重破坏，办公室里边一个小卧室中弹起火，屋里用具和床上用品全都化为灰烬，床的铁架子也多被熔化。我有时中午在这个小屋里休息一会儿，幸好晚上我没有睡在这里。炸弹在二层穿透会计室，使馆多年账目被焚毁，其他物品也都化为灰烬。炸弹接着下行到一楼大厅，大厅被炸得一片狼藉。自北约开始轰炸后，有七八个同志就睡在大厅里，用沙发当床，他们认为一层方便，离大门很近，机动灵活，遇事便于应对和转移。幸运的是，那天晚上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没有睡在大厅里。第三颗炸弹落在使馆的西北角，层层穿炸，《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住的客房就在办公楼的西北角，他们的房间被炸毁，两人不幸遇难。第四颗炸弹是从一半在地面上的窗子钻进地下室，在俱乐部大厅爆炸，整个地下室钢梁、铁架、破墙、乱砖搅做一团。炸弹引爆了新灌满的五个大煤气罐，它们像五颗炸弹，爆炸后的空罐有的挂在使馆围墙的铁栅栏上，有的散落在几十米外的院子里，有的飞到了院墙外。假如那天晚上在地下室消遣的人们不因为断电而离开地下室，假如当时我答应重开发电机继续发电，那些在地下室的人们可能无一幸免。那么，在这场浩劫中牺牲的将不止是三个人，可能是十几人，甚至二十几人。
这里我还想说一下我们的厨师老王。他的卧室在大使官邸一层。轰炸开始后，他晚上睡在地下室厨房旁边的备餐间里。我经常对他半开玩笑地说，你怕什么，我在你上边（我的卧室在官邸二层），要炸先炸我。每天晚上，地下室里有人从事各种娱乐活动，不那么安静。因为这种种原因，7日晚上他没有睡在地下室，而是回到官邸自己的寝室里。这样，他躲过这一劫，只受了点轻伤。
北约对我特别关照，给我单独预备了一颗炸弹。这第五颗炸弹落在我所住的官邸的中央，穿破屋顶，二层楼板，一直钻到地下。十分幸运的是，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它的巨大的冲击波使官邸遭到严重损毁。但是，如果这颗炸弹爆炸，整个官邸将被化为残砖断瓦，那么牺牲者名单上，还会再添上一个名字——潘占林。如果那样，我也不可能再到中东一个战火纷飞的热点国家当大使，也不可能坐下来回忆当年往事，也就没有这本书面世。后来，我听到国内传闻，说这颗炸弹已经挖出来运回国内，这是谣传。我想，没有哪一家民航班机愿意运送这样的“礼品”。
那么，这些炸弹是什么型号的炸弹，是如何投掷的呢？
据各方面透露，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B-2重型隐形战略轰炸机。这架飞机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横跨大西洋，经15小时长途飞行后，抵达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中国大使馆上空，接连投下了五枚炸弹。据有关报道，这架B-2重型隐形轰炸机被称为“战争之星”，伴随这架飞机的有空中加油机。飞机上有电磁干扰系统，向南军雷达发送干扰电磁波，使南斯拉夫军方的通讯系统、地对空导弹和电子战设备陷入瘫痪，使轰炸机顺利实施对目标的轰炸。
当时，有人认为，投掷到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五枚炸弹是巡航导弹。实际上，这种可能应予排除。“战斧”式巡航导弹是美国海军的主要舰载对地攻击武器。专家认为，目前美国使用的巡航导弹是最新型的第三批改进产品，有很高的命中精度和很大的破坏力。但“战斧”巡航导弹受其飞航式弹道的限制，其较低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难以获得贯顶击穿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五层大楼所需能量；海上单一舰艇连续发射或者多艘舰艇同时发射，也难以实现对同一建筑物的不同方位和高度的多个命中角。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使用的不是“战斧”式巡航导弹。
既然是B-2隐形战略轰炸机投射的航空武器，军事上称作机载武器。在多种机载炸弹中，专家认为，最有可能使用的是制导炸弹中的惯导—卫星制导炸弹，是在普通炸弹基础上加装惯导—卫星制导和气动力控制装置，亦称作灵巧炸弹，其名称为“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音译为“杰达姆”，标准弹重908公斤。就激光制导炸弹而言，从1968年首次投入越南战场使用以来，经过三代的改进发展，到1991年海湾战争时达到巅峰。此后，被第四代制导炸弹所取代。第四代惯导—卫星制导炸弹的突出特点是：使载机具有昼夜、全天候、多目标攻击能力。B-2A（目前B-2只有B-2A型）隐形战略轰炸机采用先进的全球定位辅助瞄准系统，专用来投放第四代制导炸弹。专家判定，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使用的就是这种炸弹。
但是，B-2A隐形战略轰炸机对我驻南联盟使馆究竟投了几枚炸弹，一些军事专家们尚有争议。从技术上分析，有的专家认为，投了不止五颗，很可能是六颗制导炸弹。从B-2A隐形战略轰炸机的弹舱结构布局来看，两个弹舱并排位于机身正下方纵轴线的两侧，每个弹舱在其旋转式发射架上最多悬挂八颗炸弹，总共可挂十六颗。为保证飞机稳定飞行，所有炸弹或导弹都必须对等对称地悬挂在两个弹舱内，无论是投弹前，还是投弹后，均须如此。这意味着，B-2A隐形战略轰炸机不可能只带五颗炸弹，也不可能还留一颗带回去。可以设想，这第六颗炸弹要么已经钻到地下，而入口被建筑物破宅掩盖；要么返航时弃之入海底，沦为水中定时炸弹。
我和特别小组成员一起查看轰炸情况，是根据弹坑确认为五颗炸弹。惟一没有弹坑的炸弹是从半地下室的窗户钻进地下大厅的，而那里又炸得最厉害。如果是六颗，那么很可能从半地下室的窗户钻进食堂兼俱乐部的炸弹不是一颗，而是两颗。
总之，不管是五颗还是六颗炸弹，从投弹数量、投弹布局来看，这次轰炸是精心策划的。而打击之烈，下手之狠，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以来，实属罕见。
那一颗针对大使的炸弹缘何不炸？
在美国和北约轰炸使馆之后，为了弄清大使官邸内那颗未炸之弹的情况，我们特地请南斯拉夫专家来实地勘察。他告诉我们，炸弹由于惯性和巨大的冲击力会钻入很深的地下，遇到坚硬的岩层还会拐弯，所以现在很难断定它在地下的位置，需要专门的仪器进行探测。专家估计，这颗炸弹没有定时装置，引爆装置已经失灵，它躺在地下，没有剧烈的震动，不会爆炸。
由于使馆地下还隐藏着未炸的炸弹，由于这块地方是驻南斯拉夫使馆外交官们的伤心地，征得国内同意后，驻南联盟使馆决定放弃被炸使馆这块地方，另寻新地建设使馆。
中国被炸使馆的位置是新贝尔格莱德樱花路3号。这里不但交通方便，而且距离多瑙河和著名的萨瓦河、南联盟政府以及老贝尔格莱德繁华的商业区都不远。有外商打算在被炸使馆旧址按照世界一流标准兴建一座豪华的银行；日本和津巴布韦在炸馆之前已决定在附近地段建造馆舍。但在炸弹移走前，谁也不敢破土动工。被炸使馆后面住宅区的居民们，更是时刻担心这个“瘟神”突然发作，也担心其在出土过程中会随时爆炸。
据我驻南斯拉夫记者赵文城报道，五年之后，为了将这个“瘟神”安全移走，塞黑政府拨款15万美元，军方做了长达几年的准备工作。2004年6月17日，塞黑军方的排弹专家和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公司携手开始了“排弹”工程。工程进展超乎意料地顺利，到7月1日便告结束，比预定工期提前半月完成。工程进展如此顺利的原因是，炸弹埋藏点比预计浅十多米，而且弹头朝上，斜卧在大使官邸左侧柱子地基之外。这样的位置十分便于挖掘，也不用排水。据了解，排弹专家马尔蒂诺维奇动用了三十多人、两辆推土机和两辆挖土机，在两周时间内挖掘了2500多方土，挖出一个面积十多平方米的大坑，那个沾满泥巴的灰色“瘟神”终于被排除。由于工程进展意外顺利，政府拨给的款项节省了大半。
马尔蒂诺维奇向记者介绍说，美国的这颗炸弹全长2.6米，重量达950公斤。美军B-2隐形轰炸机投下的这枚炸弹击穿了中国使馆内两层楼的大使官邸，又打透官邸地下室的地面，80度倾角钻入地下，接着又在地下沿弧形轨迹钻行14米，并掉头向地面突进了一段距离，遇到官邸地基的坚硬立柱后才停了下来。据悉，这种炸弹又称GUB-31型精确制导穿透炸弹，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制导，具有全天候、自动跟踪的功能。这同我国一些专家的评估完全吻合。
马尔蒂诺维奇说，炸弹在地下钻行过程中，引信被点燃烧毁了，弹体上的稳定翼部件以及弹尾的“惯性—全球定位”制导套具已脱落。马尔蒂诺维奇强调，这枚炸弹内装填着450公斤高爆炸药，幸亏当时它没有爆炸，否则肯定会将大使官邸彻底摧毁。7月1日，炸弹被排除后，塞黑国防部长达维尼奇向新闻界宣布：“五年来，在原中国大使馆废墟内这颗未爆炸弹始终威胁着新贝尔格莱德居民的安全。但从今天起，人们晚上可以放心睡觉了！”
据塞黑有关部门7月2日宣布，这枚未爆炸弹已于当天上午11时运抵贝尔格莱德西30公里处的巴里奇小镇，交由“第一火花”化工厂处理。化工厂将对这枚炸弹进行溶化回收处理。具体办法是：制作一口大“钢锅”，将炸弹的固体炸药药仓放入锅内熏蒸。当水蒸气温度达到摄氏95度时，仓内的固体炸药就会溶化成液体慢慢流出。这些液体炸药经冷却后又恢复成固体炸药，可作民用。专家指出，按这种方法处理未爆炸弹，不但可以废物利用，还不会污染环境。而塞黑有关工厂在处理未爆炸弹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会出现闪失。
馆难发生后，有人曾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是否要吓唬你一下，故意使炸弹不炸？”我想，通过以上介绍炸弹型号、性能，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型号的炸弹，投掷到使馆都爆炸了，而投掷到大使官邸，却保证不炸，我想，恐怕美国的先进技术也做不到。如果想跟我开个玩笑，美国送给我的这个“礼物”未免太“贵重”了吧！我想，炸弹，尤其是这种高技术的“精灵炸弹”，同任何机械设备一样，都有出故障的时候。这颗炸弹不炸，完全可能由于引爆系统失灵。南斯拉夫专家们说，美国这种炸弹投掷后不炸的概率小于十分之一。而我得以幸存，也完全是受惠于这种“技术故障”吧！
轰炸后的使馆，景象十分凄惨。昔日整齐庄严的使馆已成残垣断壁，院子里一片狼藉，残砖断瓦到处堆积，通道被堵塞。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有的被废墟掩盖，有的也成为“残花败柳”。那棵从福建移来的桂花树，也被压在残破的水泥板下，想来它在那里呼救、哭泣。看着昔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被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的心在流血。可是，从使馆的正面看上去，有些烟熏火燎的痕迹，但保存尚且完好。这往往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使馆受到损毁，但破坏不大呀！在国内看电视画面，如果只照正面，往往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也就是北约轰炸的高超艺术吧！
目前，隐藏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院内的炸弹已经清除，这块土地将移作别用。中国驻塞黑新使馆将移至乌日策街25号大院。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将来在被炸使馆的旧址上放一块石头，上面刻上几个字：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遗址，三人遇难，二十多人受伤，刻石留念。
第九章患难真情
同志心，手足情
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同志牺牲了。北约炸弹窒息了他们激情燃烧的生命。他们是那样年轻，他们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按照这一事件策划者的原意，黄泉路上，我是应当和他们结伴同行的。只是因为一个偶然，千分之一的偶然（据称，北约投掷的炸弹中，一千枚中有一个失灵不炸），我幸存下来。五年多过去了，关于他们，我竟然没有写下一点文字。现在，我想弥补自己的疏失，写点东西，笔又是如此凝重，如此艰难。
邵云环是1999年3月15日来到南斯拉夫任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距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仅十天，离她在北约炸馆中遇难仅一个月零二十多天。在这短暂的日子里，我和她接触和交谈也只有三次。但这三次交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她刚到贝尔格莱德。她的丈夫曹荣飞带她到我的办公室，介绍说，这是他爱人，到贝尔格莱德新华分社任记者。我和她寒暄了几句，没有多谈，我忙着我的事。她也就忙着去同使馆其他同志，尤其是过去在南斯拉夫工作过的“老塞尔维亚”们打招呼去了。第二次是使馆会餐，使馆邀请她和她的儿子曹磊参加。她和我同坐在一张桌，席间聊起家常，我得知她是黑龙江省佳木斯人，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我们算是同乡。她在中学时代，就适逢“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她到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当工人，这也是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再教育”。1971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后，她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83年5月到1985年5月，她被派往中国新闻学院进修英文，回新华社后，在参编部从事英文翻译工作。1990年到1993年，她曾在贝尔格莱德任新华分社记者。这次是她第二次来南斯拉夫工作。她精通塞尔维亚语，英文也不错。我说，你来贝尔格莱德工作是驾轻就熟。她说不能这样说，形势发生变化很大，今日的南斯拉夫已非昔日，尤其在战争环境下，对每一个记者都是新的挑战。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用两个字概括：文静。她四十多岁，从她的谈话和举止中能看出人事沧桑的磨炼。她白皙秀美的脸，表情是那样沉稳，那样文静。这种稳和静，是知识的沉淀，是智慧的内涵，是经验的积累，是磨砺的浓缩，是生活的透析……这就是水静流深啊！
在那漫天轰炸的日子里，她忙于报道和写作，早出晚归，很少见面。间或通过她发出的稿件，她的采访，了解她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她采访南斯拉夫联盟副总理利利奇，专访的标题是：“我们要和平，但决不屈服。”利利奇指出，实际上，北约轰炸与科索沃问题毫不相关，同阿尔巴尼亚族要求独立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关系。惟一有关系的就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的要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北约寻机制造混乱，实际上是给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理由。他说，一个大国口口声声讲人道和民主，但它们自己却在做着最无人道和最不民主的事情。利利奇的话，是分析，是揭露，也是抨击。在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初，美国和西方的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南斯拉夫当局在科索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应当说，也确有不少人被西方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北约伐南是正义之师。利利奇一语中的，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而采访者不久罹难，为她的采访，为利利奇的话，做出血与泪的诠释。
我和邵云环第三次晤谈是3月底。她来找我，说要就使馆撤侨工作写一篇报道。我对她说，使馆为华侨的安危，为撤侨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但我想这是使馆的职责，对外报道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她说，华侨的安危，国内十分关心，使馆这方面的工作，也有让外界了解的必要，还是报道一下为好。我被她说服了。我把北约轰炸前后，使馆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介绍，她做详细的记录。此后，她又找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一秘、负责领事工作的张存良随员。稿子写好后，她又来征求意见，我看了一遍，觉得写得不错，没提什么意见，随后又去征求刘锦荣的意见，然后才发回新华社。发稿后，她又特地把稿子复印件送我，此稿我一直保存。在以后的日子里，关于使馆撤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想，邵云环，一个正直公正的记者的报道立为存照，可为佐证。岁月如流，抹去了多少往事的记忆。但这件事，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同邵云环再见面，那已经是5月7日夜晚，她从危楼内被抢救出来，脸上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已经停止了呼吸。我当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希望邵云环是暂时的休克，到医院后会抢救过来。我希望看到她那忙碌的身影，看到她那充满深情的报道。她被抬上急救车，人们闪出一条道来，急救车风驰电掣而去。当我为了寻找武官任宝凯，到医院太平间去查验遗体，又一次见到她，我知道，她走了，永远地走了。
5月10日，在贝尔格莱德新公墓殡仪馆举行追悼大会，我国使馆的同志们、新闻界的朋友，还有众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南斯拉夫友人来同她的遗体告别。哀乐声中，躺在鲜花翠柏中的她仿佛睡着了，脸上虽有伤痕，表情依然那样安详，那样文静。仿佛长期紧张地工作，她太劳累了，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她还活着，永远地活着。
5月12日，我们把她和许杏虎、朱颖的遗骨，还有那些伤员们送上专机，目送他们飞回北京。党和人民对她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主席亲临新华社悼念她，对她的儿子曹磊说：“你有一个英雄的母亲，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参考消息》报社在纪念她牺牲周年的社论里写道：“邵云环走的是一条在党培养下百炼成钢的英雄之路，是一条以身报国的奉献之路，是一条为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呼唤和平的正义之路。”
许杏虎于1998年7月到贝尔格莱德任《光明日报》首席记者。作为记者，他的业务是独立的，且住在馆外，见面不多，只是一般地寒暄而已。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之后，他考虑到住处离南联盟的军事设施较近，不够安全，就住到使馆的客房里。虽然他很忙碌，东奔西跑，忙于捕捉新闻，现场报道，但见面还是多起来，有时休息，还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聊天。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朴实。他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真实的他自己。他1968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于198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工作。虽然他学习外语，就职于上层建筑部门，又身穿洋装，出国当记者，但他的身上仿佛带着偏远山村的稻谷香，带着家乡袅袅炊烟的气息。这种朴实，在浮华喧嚣的世上，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似已不多见，更觉难能可贵。
在工作上，他给我印象颇深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在北约开始轰炸后，他不畏艰险，忘我工作，哪里被轰炸，硝烟未散，他就出现在哪里，发回有现场感的报道，拍下许多珍贵的照片。同他一道采访的记者讲述许杏虎在采访中曾遇到的险情。有一次，当他现场采访贝尔格莱德一处被炸机构时，北约飞机又对这一目标进行第二次轰炸，幸好他们及时躲避，没有受伤。还有一次，他驾车外出采访途中突遇北约空袭，一颗炸弹在他前方不远处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和横飞的弹片几乎将他的车掀翻，但他没有退缩。他还多次深入到北约高密度轰炸的科索沃地区进行战地采访。在轰炸时期进入科索沃，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确实很危险，北约随时可能轰炸，有时不择目标，既然可以轰炸拖拉机，为什么不能轰炸小汽车呢？他曾说过：“我是学塞尔维亚语的，在战地进行报道是我的荣誉，更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再危险，也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人们常说的敬业精神，这种敬业，包含着对工作的执著，对事业的奉献，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记者和外交官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记者和外交官的生涯中，不只是人们常见的西装革履，灯红酒绿。他们身处异国他乡，会遇到各种险情，各种打击，各种磨难，甚至突如其来的袭击。除了炸馆这种事件外，还有多少起遭到枪击，遭到暗杀，遭到抢劫的事件发生。确实有人身上带着子弹，继续为国家默默地奉献。除了这些暴力之外，还有多少无形的杀手，各种传染病，疟疾、瘟疫。大敌无形，防不胜防。记者和外交官，就是这种特殊战线的士兵。对于这种职业，确实需要“处处青山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
我记得，5月7日傍晚，我和许杏虎在使馆院里相遇。我们在院里边走边谈。他谈了自己近日工作，也诉说记者的苦衷。他说，他在南斯拉夫工作时间不长，对一些政界高层人士还不熟悉。当他提出采访要求时，往往遭到拒绝，有的甚至不予置理。驻在国官方人士，包括著名的在野的政界人士，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有哪些诉求，是记者报道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内舆论界对这些情况也很关注。可是采访他们并非易事啊！我说，同政界人士的关系在于积累，不要着急，慢慢来。他的谈话告诉我，记者工作还有另一面的艰辛。一方面要履艰犯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集新闻，另一方面，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积累材料，广交朋友。这样才能厚积薄发，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出高质量的新闻。正如古人所说，“问溪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我一边同他谈话，一边注意观察他。他的脸十分瘦削，两腮向里凹进，眼睛布满血丝。我想，他第一次在国外任首席记者，尤其又在战争环境下，他的担子多么重啊！战争结束后，我将建议他回国休假，好好地休整一下。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这竟是我们的诀别！
我同朱颖熟悉起来，自然在她和小许搬到使馆居住之后。她给我的印象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她的名字：颖，就是聪明伶俐。她明亮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活中一件小事。大约是1999年2月，阴历的春节，使馆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所有驻南联盟的记者、留学生参加。1999年是兔年，朱颖在一张很大的白纸上画了一个玉兔，挂在墙上，让大家签名留念。那玉兔画得活泼传神，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来南斯拉夫之前，朱颖是《光明日报》的美术编辑，她设计的形象广告曾多次获奖。我当时想，大家凑在一起签名留念不容易，而且玉兔画得那样活泼可爱，我非常想拿回官邸挂起来作纪念。我猜想作者的本意是收集大家签名的，一定想自己收藏，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我不知道谁收藏起来，是否保存到现在。如果迄今仍完好无缺的保存此件，还真有纪念意义呢！
在北约轰炸的日日夜夜，尤其在停电的夜晚，我在使馆半地下的俱乐部里经常见到朱颖。尤其是周末或者闲暇时，大家游戏休息，朱颖总是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我曾听她讲过她同许杏虎去黑山的一段经历。在北约开始轰炸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在黑山的首府波德戈里察，第二天冒着炮火返回贝尔格莱德。他们驱车近500公里，汽车没油了，跑了多少个加油站，却加不到油。后来，这段经历成了他们发表的“亲历炮火”日记的首篇。由此我心里推断，“亲历炮火”战地日记，是许杏虎写的，也是朱颖写的，可能大多篇幅出自朱颖的手笔。
北约开始轰炸前，使馆第一批人员撤退时，我也打算让朱颖和吕岩松的夫人小赵一起撤离。朱颖和小赵的回答是坚决留下。两位记者夫妇虽然住在使馆，但他们的业务和人事问题都由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直接管理，我作为大使，也只有建议权。两位夫人留下，确实帮助他们的丈夫做了不少事情，有时我看见朱颖眼圈发黑，就知道她白天忙碌，晚上又睡不好觉，只有劝她注意休息。
在北约炸馆前，许杏虎刚满31岁，而朱颖还不到28岁，真是花样年华，有着多少憧憬和梦想。朱颖就有一个小小的梦。她对女友们说，等战争结束后，她和虎子回国休假，好好地排排毒（指在轰炸期吸进的有毒气体和有害物质），准备生个孩子。多么普通的理想，多么圣洁的愿望。可是，这理想，这愿望都被打碎了，被毁灭了，连同他们的载体！
在“战地日记”5月6日那一篇，也就是许杏虎和朱颖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国际记者联合会秘书长艾登·怀特来贝尔格莱德访问。怀特在查看被炸的塞尔维亚电视台后，同南联盟新闻部副部长会谈时曾表示，“北约每一次对记者及新闻传播设施的轰炸都是对民主的践踏”，“全世界的记者和媒体有责任如实报道北约轰炸南联盟产生的严重后果”。怀特的话，是对正义和良知记者的支持，也成了许杏虎和朱颖二人不幸的谶语。这篇日记竟是他们的绝笔。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他们满腔热血，洒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此时此景，使我想起孙中山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几句话：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其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如此突然，又如此悲壮。他们化作清风，吹拂着渗透着血泪的苦难的土地；他们化作云霞，荡漾在驱散阴霾的天际；他们化作细雨，滋润着人们干渴龟裂的心田；他们化作利剑，刺向逞凶一时的魑魅魍魉……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正义与和平，献给了他们为之生，为之死，为之歌，为之哭的新闻事业。他们和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永存的。
党和人民给予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崇高的荣誉，高度评价他们是“为和平、为正义、为祖国捐躯的”，授予他们“革命烈士”称号。
在三位烈士牺牲一周年前夕，我从报刊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
由上海福寿园设计、加工的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碑已于近日制作完成，将于2000年4月15日从上海启运北京，并于5月8日两位烈士周年祭日当天，在八宝山公墓落成。
据福寿园创作室王松引教授介绍，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碑由碑体和基座两部分组成，深红色的碑体采用朱颖生前设计的“带血的和平鸽”的图案构思——鸽子展翅欲飞播撒和平的橄榄枝，岂料在战争的炮火中染上淋漓鲜血。鸽子下方是蜿蜒雄伟的长城；墓盖上，用汉白玉雕成的一叠《光明日报》被风吹拂起一角，报纸日期为1999年5月8日，记录着许杏虎为正义和人权发出的最后呼唤。
一位武汉的老知识分子为驻南斯拉夫使馆全体同志写了一首诗，我把它抄录于此，献给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
处险不乱，临危不惧；
舍生忘死，义无反顾。
人间正气，势不可挡；
祖国之花，民族脊梁。
炮火纷飞见真情
患难见真情。
在北约轰炸使馆的日子里，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人员的安危，他们的衣食冷暖，牵动着旅南华人的心。旅南华人对发生的一切感同身受，纷纷伸出援手，对使馆蒙难的人们倾注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5月7日深夜和8日黎明，使馆被炸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逗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他们纷纷赶到被炸使馆的现场，目睹那漫天的浓烟烈火，看到自己同胞死的死，伤的伤，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无言地流泪。当他们看到从危楼得救的使馆人员时，他们马上围上来，看到有的人只穿着短裤，有的人光着脚，他们立即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拿来衣服和鞋子，帮他们穿上。有的人身上有玻璃划伤，又不愿上急救车（急救车是救助那些危重伤员的），华人又给使馆人员的伤口做简单处理。夜深了，由于烈火的炙烤，浓烟的熏呛，从危楼出来的人们口干舌燥，他们很快送来矿泉水、饼干及其他食物。当他们看到使馆围墙的栅栏门因为停电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时，他们又急切摇撼栅栏门，想以人力推开。总之，他们参与了这场与战火搏斗，抢救伤亡人员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同使馆人员的心一起跳动，他们和使馆人员心往一处想，扑灭这场战火，赶快救出尚在危楼的使馆的同志们。
当南斯拉夫警察封锁了现场，防止第二次轰炸造成人员伤亡，要求在现场的人立即离开时，从危楼突围的使馆人员需要转移到附近的旅馆。使馆的车辆都在地下车库里，车库也已中弹起火，使馆已没有交通工具，在现场的华人用自己的车将使馆人员拉到旅馆。这时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简直成了使馆的后勤大队。
使馆人员来到旅馆后，惊魂未定，大家都牵挂着死者、伤者，尤其揪心的是还有同志下落不明。大家坐在凯悦旅馆的前厅里，都不肯回房间休息。护送大家来旅馆的华人也不肯离去。中国大酒楼杨老板和夫人给大家送来水和饼干，然后陪大家坐在一起。还有来自北京世界贸易中心的傅先生和他的南斯拉夫夫人也和使馆人员在一起。大家无语相对，说什么呢？那炸馆的情景，他们都看到，伤者和死者，大多他们都熟悉。任何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任何抚慰伤痛的语言，都显得多余。在这患难的时刻，同胞以及朋友同使馆同志们在一起，以无言分担失馆丧友之痛，以沉默分担大家心灵的重负，以自己的呼吸和存在，抚慰大家流血的魂魄。沉默蕴含着无限深情啊！
傅先生是北方人，懂英文，也懂塞尔维亚文。他受北京世界贸易中心派遣，来南斯拉夫经商，他的女朋友塔玛拉来自塞尔维亚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在贝尔格莱德学习中文。她的中文讲得不错，很有中国味。我一直认为南斯拉夫人有语言天才，很多人都懂外语，有的还不只一门外语。我同一些懂中文的当地人交往时，对他们字正腔圆的中国话感到惊奇，很少有人说那种洋腔洋调的中国话，其中有人来中国学习过，有的人根本没到过中国。傅先生的公司聘请当地人帮忙，塔玛拉应聘前往，两人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他们1999年下半年结婚，婚礼在塔玛拉的家乡举行。我因事不能前往，派使馆参赞带着礼品出席。一年后，塔玛拉生了个女孩。傅先生和夫人在中国大酒家为孩子举办百日喜庆活动，我和使馆的一些人应邀出席。我在喜宴上说，傅先生和塔玛拉的千金是中南友好的结晶。中南友谊源远流长，他们的孩子一定会长命百岁，茁壮成长。我赠送给他们一个象征吉祥长寿的雕龙花盘，作为纪念。
炸馆后不久，在南斯拉夫的华人自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暴行。参加游行的除旅居贝尔格莱德的华人外，还有从诺维萨德、苏鲍济察等外地赶来的华人。游行队伍高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打着用汉语和塞语书写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横幅，从贝市闹市区走过，走过萨瓦河大桥，来到泽蒙区，来到使馆前，一路高呼口号：“声讨北约轰炸使馆的罪行”、“还我同胞”、“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游行队伍里，有随父母来贝尔格莱德的孩子，他们幼小的心灵也懂得了愤懑和不平。一路上，贝尔格莱德市民表示支持和响应，数千名当地居民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大街上的人们为他们鼓掌、助威，许多路过的汽车纷纷鸣笛以示声援。在被炸的使馆前，旅南华人举行了抗议集会，胡女士代表旅南华人宣读了致北约的抗议书。抗议书上写道：“美国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对南联盟进行四十多天的狂轰滥炸，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被炸死炸伤，许多工厂、铁路、桥梁及新闻、电视台等媒体所在地大楼被毁。现在，中国驻南使馆又遭袭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我们绝不容忍北约的侵略行径，强烈要求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全体旅南华人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这一暴行极为愤慨，我们正告北约决策者，中国不是好欺侮的，中国12亿人坚决反对北约这一粗暴践踏人权的行径……”
抗议集会结束以后，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在被炸使馆周围徘徊。他们记起昔日的使馆，是多么整齐，多么庄严。使馆中式特色的建筑，是泽蒙区的一道风景。他们不少人来使馆参加过国庆招待会、华人春节招待会、电影酒会。有的来使馆参加过形势吹风会，到领事部办理过各种手续……而今，残垣断壁，遍地狼藉，凄风苦雨，血泪斑斑。抚今追昔，缅怀逝者，思念生人，怎能不催人泪下，怎能不义愤填膺！
来南斯拉夫经商的胡女士的住宅离使馆不算很远。巨大的爆炸声震裂了她贮藏室里的水管，她不知这爆炸声来自何方。她急忙关闸门，修水管，排除满地积水。黎明时分，她忽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得知使馆被炸的消息。她木然地坐在地上，这是多么不幸的消息啊！她和她的儿子踏着黎明前的黑暗来到使馆前，面对眼前的情景，像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浑身战栗，脑子里不断地闪过一个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后两天，她白天和朋友们商量举行游行示威的事情，从自己的商店里挑出最好的素色绸缎，贴上“抗议北约暴行”几个大字，做成游行队伍打出的横幅。晚上她在微弱的烛光下起草抗议书，写着写着，泪水滴到了纸笺上。
在三位烈士遗体火化的那一天，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要为逝者穿上他们喜欢的最好的衣服。为此，胡女士在自己的商店里和仓库里翻箱倒柜，找出最好的衣服给烈士们穿上，让他们风风光光地上路。她一边挑选衣服，一边深情地说道：“亲人们，一路走好啊！”
游行示威那一天，“中国大酒楼”停业，杨老板和职工们都前来参加游行。“中国大酒楼”是一条停靠在多瑙河上的大船，以最大的规模、最豪华的装修闻名于贝尔格莱德。每当入夜，酒楼灯火辉煌，宾客盈门，一片繁忙兴旺景象。战争爆发后，在酒楼工作的中国员工一个没走，酒楼照常营业。但是，每当夜晚，为了不成为倒霉的轰炸目标，酒楼装饰灯全部关闭，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红火热闹的气氛。当然，停电的时候，更是一片暗淡，酒店里只有微弱的烛光招徕顾客，生意清淡了许多。有些厨师打退堂鼓，想撤回国去。杨老板开会讲形势，说这场战争不会无限期地打下去，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面临战后恢复和重建，经济状况也会好起来，那时就会重现商机，生意会重新火起来。他拍着胸脯保证说，我把大家请来，就要让大家平安回去，现在没有到最危急的时候，扔下工作不干是孬种。打仗了，客人稀少是坏事，但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搞好饭店的内部建设。他每天带领大家擦玻璃，搞卫生，忙得不亦乐乎。
使馆被炸后，我们自己没有了食堂，有时到中国大酒楼就餐。杨老板和他的夫人王女士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每当问及他们的生意，杨老板总是不无感慨地说，尽管晚上空袭，尽管经常断电，每天还是有客人来就餐，偌大一个饭店，有时客人也只有一两桌，但是客人还是没有断过。这使他们感动，更使他们受到鼓舞。赔钱是绝对的，但生意还是要做下去。杨老板说，也有很不如意的时候。有一天，一家南斯拉夫人来吃饭，菜刚端上来，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客人面色惊慌地大声叫道：“结账！”付完钱，全家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杨老板很关心形势。我对他说，北约的轰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局势还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建议他采取一些安全措施，起码把老人、孩子转移出去。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把老人、孩子和妻子送到匈牙利。他告诉我，返回贝尔格莱德时，已是深夜，他开车行驶在宽阔笔直的高速公路上，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旷野，前前后后只有他这辆孤零零的汽车，远处还不时传来爆炸声，着实觉得有点害怕。他的妻子对他一人留在贝尔格莱德不放心，很快又回到贝市。但是，杨老板说，在贝尔格莱德，他从来没有害怕过。这里有一百多万市民，他们不都是在北约的轰炸下照样生活吗？不过，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饭店里有的是吃的，万一停水就喝多瑙河水，怎么都饿不死。他不怕战争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饭店被抢，他认为南斯拉夫人素质很高，不会发生这种事。他动情地说，你们使馆的人留在贝尔格莱德，在使馆被炸后，你们依然留下坚守，我们在这里的华人就有了主心骨，我们还怕什么呢？后来，他特意托人在北京定做了一面锦旗，请人带到匈牙利，他驱车去匈牙利将锦旗取回，赠送给使馆。锦旗上写着：祖国利益至高无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有人告诉我，来自北京的沈先生那天患感冒，发烧38度，仍参加了游行。来自浙江省的金女士带着公司的职工参加游行。几年前，她扛着大包从莫斯科来到贝尔格莱德。她从摆摊开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现在她的公司有二十多名中国雇员，生意越做越红火。
在炸馆后的日子里，旅南华人以各种方式前来被炸使馆祭奠牺牲的烈士们。有的献上花圈，有的把花束挂在使馆的栅栏上。使馆周围，留下华人各种各样的文字，抒发自己的情怀。有的怒发冲冠，有的满腔悲愤，有的忧国忧民，有的为烈士洒泪，有的为死者不平。其中，一位署名“来南经商者”的小字报格外引人注目。作者写道：我是来南斯拉夫经商的。来南后，我的生活目的除了赚钱还是赚钱。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不问国事，整天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北约轰炸使馆，烈士的血使我猛醒。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太平。大国欺负小国，强者蹂躏弱者，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还在肆虐。落后就要挨打，这成了当今世界不争的事实。我们的国家正在摆脱积弱，正在振兴，正在走向现代化，这是世界上某些人不愿看到的啊！他们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加以阻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应为国家兴旺，民族振兴出一分力。再不能那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再不能只为自己赚钱活下去。我做出决定，准备回国，弃商从教，去当一名教员，去唤醒那些同我一样浑浑噩噩的年轻人。让我们青年一代都成为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朋友们，伙伴们，让我们祖国见！
看过这个小字报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作者深邃的思想，猛醒的感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使馆的善后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我到70号大市场去看望那里经商的华人。这里华人比较集中，主要经营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华人看到我们，都主动来打招呼，有的抢着和我们照相。他们表示，你们惨遭不幸，还来看望我们，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对他们在使馆蒙难时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让他们注意安全。我说：安全第一，发财第二，不要只顾发财不注意安全。轰炸加紧时，就找地方躲一躲。华人普遍感到情绪压抑，在漫天的轰炸中，人们还是提心吊胆，满腔积郁，他们既担心自己的安全，也为南斯拉夫感到忧虑，这也许是“国际主义”的忧国忧民吧！许多华人说，小时候看过南斯拉夫战争片，觉得这个民族英勇无畏，有献身精神。现在身临其境，觉得南斯拉夫人确实有高度的爱国精神，他们处险不惊，沉着冷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是南斯拉夫人，但如果南联盟政府号召为前线捐款捐物，我们肯定会积极响应。旅南华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同南斯拉夫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我们驻南联盟使馆被炸，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但是，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我旅南华人无一伤亡。在轰炸烈度最强的日子里，很多华人继续做生意。这说明，中国人具有超强的忍耐力，有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在逆境中生存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精神。所以，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就会给那里带来人气、商气和旺气，无论到哪里，都会给那里带来经济活力。这就是五千年文明造就的中国人。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异国他乡，在炮火硝烟中，在使馆蒙难、血泪交迸之际，南斯拉夫各界朋友倾力救援，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使馆人员的关心和爱护，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就在那一夜，北约轰炸使馆的那一夜，南斯拉夫的消防队及时赶来，抢险救火。急救车风驰电掣，抢救伤亡人员。当我馆人员被困危楼时，又派来了云梯……
南斯拉夫各界人员纷纷赶来。外交部长约万诺维奇、副部长诺瓦克维奇，亚太司长扬克维奇赶来，分别表示哀悼和慰问。塞尔维亚政府总理马里相诺维奇、南斯拉夫政府副总理博依奇、内务部长斯托依利科维奇、安全局长马尔科维奇等也都纷纷赶来，米洛舍维奇总统派人前来询问情况，以示关切。
那一夜，我不知道有多少熟悉的和陌生的，身居高位和普通平民来到现场，有的有机会同我说话，有的没有机会，只在现场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危楼内外使馆的人们，有的老人双手合十，为我们祈祷
上苍……
南斯拉夫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拉多舍维奇来到现场，他不顾自己七十多岁的高龄，前前后后地奔走着，寻找使馆的人们。在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告知可能有第二次轰炸，要大家都撤离时，拉多舍维奇找到我，对我说：“我家可以住下六七个人，请你拨六七个人跟我走，我把他们带回我家去住。”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在那凄惨的夜，在无家可归的时候，他的话像一股暖流通便了我的全身，我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表示真诚的感谢。我告诉他，南斯拉夫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旅馆订了房间。我们没有去老人家里住宿，但老人的话，老人的这份情义，我却终身难忘。
事发后的第二天，南联盟总理布拉托维奇致电朱镕基总理，对中国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表示慰问。
在炸馆以后的日子里，南斯拉夫各界人士，贝尔格莱德市民纷纷来到被炸使馆前，以各种方式悼念逝者，对炸馆事件表达自己难以抑制的悲愤。
南斯拉夫伊沃洛拉利巴尔歌舞团的近百名艺术家和贝尔格莱德数百名市民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前举行悼念活动，追悼在北约袭击中国使馆事件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他们宣读了慷慨激昂的悼辞，献上用松柏和鲜花制作的花环，有的艺术家发表了十分动情的演说。在现场，有人轻轻地啜泣。伊沃洛拉利巴尔歌舞团是以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一位民族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是南斯拉夫著名的民间歌舞团，曾于1956年首次访华演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演出。此后，该团还曾多次访华。
南斯拉夫东方之家的成员们来到现场举行纪念活动。东方之家的成员多是汉学家，也有亚洲问题专家、学习东方语言的学者。东方之家的负责人维拉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汉语专家，说一口流利标准的中国话。很多来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国艺术团体由她陪同并做翻译。我到南斯拉夫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就读到过关于维拉的文章，说明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国的艺术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在南斯拉夫期间，同她也有较多的交往。每逢中国国庆或春节，东方之家都要举行活动，邀请使馆和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参加。她个子不高，娇小玲珑，容貌有东方人的特点，为人朴实、真诚。我曾在讲话中赞誉东方之家是友谊之家，是客居南斯拉夫的中国人温暖的家。
在众多的南斯拉夫对华友好人士中，我想谈谈在炸馆之夜邀请我们去他家住的拉多舍维奇先生。他是南中友好协会主席，七十多岁，头发花白，中等身材，身体健朗，精神矍铄。他是摄影家，任欧洲摄影家协会主席，德国科学院院士。他担任南中友协主席多年。南中友协纯系民间组织，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举行各种活动完全靠企业家赞助。他经历不凡，博闻强记，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馆难的那些日子里，他操劳忙碌，组织活动。在为烈士送别的仪式上，他噙着眼泪亲自为烈士拍下最后的遗容，而平时，这些活都由他的学生去做。后来，他把这些照片汇集成册送给我。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住宅遭到间接轰炸，玻璃被震碎，他和夫人幸好没有受伤。为了修理房子，他也不得不临时搬家。
我在南斯拉夫任职期间，拉多舍维奇先生是同我交往较多的一位活动家。我们每次聚首，都长谈不倦。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他的身世，还有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成了欧洲的一个主要战场。他的父亲走上战场，从此就没有回来。他和母亲在贝尔格莱德艰难度日。有一次，德国法西斯轰炸贝尔格莱德，他母亲领着他躲进防空洞。防空洞又热又闷，他跑出来玩耍。这时，德国飞机投弹炸塌了防空洞，他的母亲不幸遇难，而他得以幸免。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约轰炸开始后，使馆安全小组认为地下室相对安全。我不能说地下室不安全，在间接轰炸的情况下，地下室是安全的。但我没有强调一定要到地下室躲避，也没有强调大家一定要到地下室睡觉。我自己照常在办公室办公，在大使官邸二层睡觉。我后来思前想后，这是否是受了拉多舍维奇先生故事的影响。而我的行动对大家也产生了影响，大家晚上照旧在自己的宿舍里休息。否则，大家都躲到地下室去，结果是难以设想的，牺牲的可能不止三人，而会成倍地增长。
当德国法西斯占领贝尔格莱德以后，拉多舍维奇又被德国兵俘虏，投进德国的集中营。有一次，集中营的俘虏们列队点名，每隔一人拉出一人枪毙。他当时想，既然落在德国人手里，就认命吧！他旁边的一个少年惊恐不安，觉得自己的站位不好，提出同拉多舍维奇换位置，拉多舍维奇同意了。结果那个少年被点到拉出去枪毙，而拉多舍维奇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这一劫。他还告诉我，有一天夜晚，他在集中营睡觉时，梦见天使骑着白马破天而来，一把拉起他，和天使同乘白马逃出集中营。就在这天夜晚，盟军飞机轰炸，炸毁了集中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