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叫刘忠。也格外有个绰号，与“大时代”、“大趋势”、“大感情”、“大宇宙”、“大思想”、“大进取’、“大思辨”、“大技巧”、“大气度”、“大国营”一样，他叫“大毗牙”。是“v”形瘦脸上的大毗牙。
　　通过韩先生，我认识刘忠先生时，他居然已经46岁了。人还单过——腿肚子上贴灶王爷，到哪儿吃哪儿．操起筷子就吃。边吃，边点着筷子头挑剔。刘先生也是一个美食家——不少单身汉都是美食家。
　　大毗牙是位中学教员．年轻时，管不住嘴被人收获当了右派．他的女朋友，小花同志，虽然让他事先什么了，还是满脸歉疚同刘先生黄了。分手的日子也是个下小毛毛雨的日子，小花和他都哭了。刘先生哭得特潇洒，一边哭，一边昂头扬脸，对着雨濛濛的天空委屈着，做志士状。
　　刘先生在学校住宿。他的对门住着位校办工厂的工人，是位寡妇，颇为年轻的寡妇。长得能说得过去。优点主要是白。个子不高。他们为邻，有10年的历史了。一丁点风流韵事也没有，叫人吃惊。平日，俩都在走廊做饭，都不说话。叮叮当当，各做各的，谁也不客气对方一碟或一碗。世界是伏天了，特热，对门的寡妇开着门，就穿个短裤头，白胖胖地来回走。刘先生见了，迅速穿好衣服，锁上门出去。寡妇见刘先生走了，就哭了。
　　刘先生在学校教语文课。他的专长是语法修辞。绝不绝？他像疯子一样，特别爱好这东西（他当成右派，就是因为傻里吧唧地挑中央首长讲话中的语法修辞错误）。他家里的藏书，清一色，语法修辞！天天看，天天研究，乐此不疲。当为一代之奇人。
　　我们常在韩先生家闲聊。韩先生的女人特讨厌刘先生．刘先生有点不拘小节，侃着温着，一抬屁股，嘟一声。把韩夫人搞得满脸通红．刘先生浑然不觉，问我：
　　“阿成老弟，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罢。”我说。
　　“我问你：‘弯曲’和‘弯弯曲曲’，有什么不同？”
　　“弯曲和弯弯曲曲——弯曲就是弯曲呗，这是不能穿凿的，弯弯曲曲——弯弯曲曲，这个这个，其实也是弯弯曲曲．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嘛。是不是？这个问题很无聊的嘛。”
　　刘先生说：“不行不行。如果你给学生讲课，就像你这么说，能行吗？必须使用规范的语言。”
　　“那好哇，先生你说说看。”
　　“简单说：弯曲，就是不直！”他说。
　　“**。我还以为弯曲是直的呢。接着讲接着讲，弯弯曲曲。”我说。
　　“弯弯曲曲，就——是（1）：弯上加弯，曲上加曲！”、
　　我听了，大悦，且拊掌大笑说：
　　“我的亲哥哥，你说得太对了，弯上加弯，曲上加曲，行，天才！”
　　说笑着，刘先生掏出一本某大学的学报，迅速翻到某页，指着一则“补白”，不无得意地说：
　　“你看。”
　　我接过一看，是刘先生的文章，《论“弯曲”与“弯弯曲曲”的不同》。这才收了笑，觉得扫兴起来。
　　其实，刘先生常有此类的文章发表．比如“你”与“你”，“他”与“她”之类。自然，如此一类的文章，久而观之，到底是能让人从枯燥与“无聊”之中，端庄地生出一份尊敬来的。
　　刘先生从韩先生家一走，韩夫人就埋怨韩先生，说：
　　“这个大毗牙，真讨厌，不管男人女人，一抬屁股，就放屁。”
　　韩先生笑笑，并不言语．
　　韩夫人突然觉得有点奇怪，就问：
　　“你说，这个大毗牙怎么总放屁呀？是不是有什么病呀？”
　　韩先生严肃地想了想，说：
　　“这是他的内脏——通。好！”
　　大毗牙也常到我家来。他一来，我女人就慌了。知道他是个挑剔的主儿，做什么吃呢？
　　我就说，你随便做．他就这毛病。文人就是这样，吃饱了，就要发发议论。说完，我自个儿也觉得有趣儿，憋不住笑了。
　　“那——就馅饼？”
　　“行，油大点。”
　　酣着性子，听完刘先生侃完他的“语法修辞”之新见之后，我笑着说：
　　“吃饭罢。行啦，下课罢。语法修辞也不能当新鲜蔬菜吃。”
　　“烙饼，”刘先生边吃边讲，“弟妹，像你这么烙，不行。这怎么能行呢？这叫什么饼呀？整个一个鞋垫儿。”
　　说得我们夫妇和孩子哈哈大笑。
　　我女人倒是十分谦虚。说：
　　“刘老师，你说说，你给讲讲，怎么烙好，我学学。”
　　“好！”刘先生说，“比如是烙春饼．”
　　“烙春饼。”我女人学生似地重复着。
　　“对，烙春饼。用精粉1．2斤，豆油少量。然后，用60摄氏度热水和面，稍饧。”
　　“稍饧是啥意思？”我女人问。
　　“‘饧’者，‘候’也。”
　　“面和好了，等一会儿是吧？”我女人问。
　　“对。”
　　“然后呢？”
　　“然后，分出14个剂儿，按扁。将其中7个，刷点豆油。另外7个呢压在上面。饼铛温热后改成微火，将合在一起的面剂儿擀薄置挡上。面变色了，翻个儿，再烙。随烙随擀．烙出后，用净毛巾盖上。”
　　“这就行了是吧？”
　　“行了．然后，小葱蘸酱加肉炒粉丝卷饼吃。香咸开胃。”
　　“对！”女人兴奋了，“看看，看看，又学了一招！”
　　于是乎，刘先生很得意，又讲了“煎胡萝卜饼”、“金银煎饼”、“肉丝烩蛋饼”，“咖喱饺饼”、“葱油煎饼”、“蛋面薄饼”、“芙蓉虾饼”、“冬菇肉饼”、“木樨饼”，等等，又讲了些炒菜，像“拌腰片”、“肉末豆腐”、“醋溜鸡蛋”之类。兴致所驱，又讲了如何如何做泡菜，什么“牛肉泡菜”、“苏联泡菜”、“日本番茄泡菜”，由泡菜又讲到咸菜，如“辣萝卜条”、“白糖生姜片”、“芥末茄子”。把我女人讲得直蒙。
　　吃饱了，补几口茶，就告辞了。
　　出了门，我说：“刘兄，你得成个家了．差不多了。挺个啥劲儿？依小弟之见，你对门那个寡妇还不错。实话说罢，女人和女人，没什么不同，一个味儿！别太理想化。”
　　刘先生说：“不行不行，太不行了，我对女人不是太理想化，怎么说呢？……是很伤心！不行。一个人，挺好……”
　　我没再说，只是仰了头说：“今晚的月亮很圆呐，这是农历初几呀，这么圆？”
　　……
　　不久之前，刘先生终于结婚了。并且生了一个女孩。可喜可贺。所谓“老蚌生珠”。但朋友们说结婚之后的刘先生，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太普通了，以至有点让人灰心了。我到韩先生那里聊天，聊到刘先生的时候，韩先生说，老刘找的这个女人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手。“不过”，韩先生说，“正唯其如此，也就把老刘毁了。”说着，韩先生感慨起来：
　　“乱世出英雄，逆境造人才．平平淡淡，四平八稳，哪里有什么英才可谈呢？！”
　　我听了，亦感慨万端。
　　

　　作为一个普通的文人，洗桑拿的机会似乎是不多的。当然，今天的文人圈儿已绝非是昨天的文人圈了，也分三六九等了，贫富之间的差别好像也日趋悬殊。对富人来说，洗洗桑拿，毕竟是一件小事情。对相当多的穷文人来说，消费这样的潇洒，消费这种别样的裸体，还不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记得曾和黑龙江的一位记者闲话，话题拐上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是一个富作家，都需要具备一些怎样的条件。我还记得我是这样说的，一是要有文气，天生就是一个文人。二是要有灵气，写得不呆傻。三是要有才气，写得顽皮而且机智。四是要有志气，没志气怎么行呢？五是要有元气，身板不好，天才早夭，其文将何以堪呢。六是要有运气，纵观古今，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民间文士也是大有人在的。这几气都具备了，钱自然就来了，洗桑拿的事，不足挂齿。
　　这次所以有机会去北京，并且到北京戒台寺的牡丹院小住一回，是仰仗黑龙江的一个哥们儿老邱给搭的桥儿，借口是写一个很有钱的企业家，尽管那个年轻的企业家绝没有让我们写的意思，就是给我开个方便，让哥几个免费玩一回，吃一吃，潇洒潇洒——这个年轻人曾也是一位很穷的人，他对穷，有很刻骨的体会。
　　我们被安排住在戒台寺的牡丹院。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感、滋润感和小人得志感。牡丹院曾经是大清国恭亲王住过的地方，也叫“慧聚堂”。住进去有一种皇亲的享受。
　　北京的戒台寺建在马鞍山的山腰上，为中国“三大戒台”之首。佛子们称它“天下第一台”。牡丹院里的牡丹，像名贵的绿牡丹和黄牡丹，都有好几百年的高龄了，牡丹院也因此得名了。那位年轻的企业家，就住在这里。他曾对一位中央首长讲，他要自己出钱，将戒台寺“文革”中烧毁的罗汉堂、千佛阁，重建。首长笑了。
　　牡丹院的建筑格局看上去也没逃出北京四合院的建筑模式，只是又弥漫了些许江南园林建筑的氛围。逡巡四周，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帝王的气魄还是有的。
　　我住在西厢房，和我的小女儿住在一起，说句高雅的话，是让她领略一下中国建筑艺术、寺院文化和宫廷生活的侧影。
　　老邱和另外的一个文士，住在东厢房，与西厢房隔着院子里的太湖石假山。
　　戒台寺入了夜，又赶上停电，东西厢房只好点上蜡。这样对体会恭亲王坐禅入道，夜读吟诗，就有身在清朝的戒台寺里的感受。
　　没有灯火的戒台寺，四野是极黑的，稠墨样地黑。推想古僧上山或下山，恐怕得找纸灯笼罢（恭亲王也不例外）。
　　戒台寺是古国给名僧受戒的最高寺院。在这里受过戒的僧人，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可能还要高一些，实惠一些）。大寺院，房间栉比鳞次，从容大度，古色古香，成一组永恒的古文化景观。所有房上的瓦都由一些方型的青石片交错搭成的，独特得很。在国内也不可多得。
　　普天之下都知道戒台寺有五大名松（卧龙松、自在松、梅花松、九龙松、抱塔松），颇富盛名。每一棵名松都倚壁凌云，张牙舞爪，十分傲气，有帝王之相。乾隆爷的诗云：
　　老干棱棱挺百尺，缘何枝摇本身随？
　　咄哉谁为攀其领，千动万丝因一丝。
　　几位住在这里，吃得居然也滋润也别致，像鹿肉丝，狍子肉，滋味古怪的小窝头，缘是上品，价格昂贵。幸好不用文士花钱，吃起来心里没障碍。
　　那位年轻的企业家和我聊得颇为投机。说实话，我最欣赏年轻气盛、以致盛气凌人的汉子。我总觉得这是一种气势，是一种大美，一种能够成就大事的标志。营营苟苟，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没啥出息。
　　这位年轻的企业家笑着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就两条，一是想享受享受。二是我的小丫头没坐过飞机，回去时，您就按照首长的待遇给安排一下。
　　他想了想，说，这样子罢，先领几位去吃一顿地道的风味，你准喜欢，然后，洗洗桑拿。我也陪你们去。
　　我笑着说，我们哈尔滨有句笑话，讲“桑拿”的意思，就是商量着把你拿下。他听了，哈哈大笑。
　　我们去洗桑拿的时候，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并没有去。他的事太多了。我想，我要是有一百万美元，肯定也消停不了，家里的电话和身上的手机也肯定会整天地叫个不停——这也是干大事人的基本标志之一。
　　我没洗过桑拿，是一个外行。不狂妄地说，桑拿只是它开价太高才让人眼热。
　　桑拿室里的温度，我还可以承受，但随我一同去的那个壮似野马的文士，在那个小木屋里蒸了两分钟就受不了，逃生似的窜了出去。
　　我坐在桑拿室里，浑身汗流如注，非常舒服。不过，我还是想歪桑拿浴一句，我总觉得经常洗桑拿浴的人，比那些不洗桑拿浴的人，衰老的速度要快一些。
　　蒸过桑拿之后，再净过身子，开始由小姐给几个文士按摩。
　　按摩房很明亮，也很卫生，走廊里的过往行人，可以把按摩室里的情景尽收眼底。这对规矩和胆小如鼠的客人来说，是一颗定心丸。
　　按摩小姐大都来自陕西，也有来自辽宁的打工妹。月薪三千元，管吃管住。看她们的样子，都很愉快。这种职业，也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选择。
　　按摩小姐个个都很健谈，沉默寡言，在这里可能是缺点。言谈之中，方知道几个小姐个个又都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真难为她们了。她们按摩水平很高，或踩，或按，或骑，使你有一正规的享受。
　　那个年轻的文士，在按摩中，非常紧张，身体僵硬。按摩小姐一个劲儿让他放松，说：“先生，你怎么这么紧张呀？”
　　我听了就偷偷地乐。
　　又听那位小姐对他说：“先生，你是不是吸毒？”
　　“不，不吸。”
　　“看您像吸毒的样子嘛。”
　　“这是咋看出来的？”
　　“您的嘴唇发紫。”
　　“……我的心脏不好。”
　　“心脏不好，嘴唇就发紫吗？”按摩小姐问。
　　这些小姐还都是一些孩子，如果学习好，家庭条件好，正是念大学的时候啊！……
　　从头到脚，按摩了一个小时。之后，几位文士便到休息室休息了。
　　休息室里休息的都是款爷，从他们神态上捉摸，他们经常光顾这里。他们并不理会我们的到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他们对我们没兴趣。
　　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两个年轻人正在交谈。小个子的口音，一听就是黑龙江人，一头软软的黄发，样子有点倔，眼神凶凶的，他对那个高个子同伴一脸悲怆地说：“刘哥，我已经想好了，决定了，今年四月份，我开始贩毒，我培养十个吸毒客就行了，三年，我就发了。刘哥，你说呢？”
　　高个子思索着说：“有点冒险……”
　　小个子说：“刘哥，抓着我就认了，枪毙呗。抓不着，我这一辈子就富了！值啊——”
　　高个子慢条斯理地说：“弟弟，这事你可得想好，这可是赌命的买卖。”
　　小个子很诚恳地瞅着他的脸说：“刘哥，我都想好了。决定了。”
　　高个子叹了一口气，酸笑了一下，没再言语。
　　休息之后，几个文士就回返了。
　　晚上依旧下榻戒台寺的牡丹院。
　　忘说了，牡丹院的布局，跟中南海首长住的地方一样。据讲，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在这里晨夕踱步，或多或少有点首长的感觉。
　　翌日清晨，天气柔和。我带着小女儿上山。
　　到了观音殿，上了三炷香。又嘱咐小丫头给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磕了头。看香案的老太太说，我们爷俩儿上的香，香烧的型，是莲花型，是最好的型了。
　　我听了很愉快。
　　小丫头也很愉快。
　　离开戒台寺，心里难免有点舍不得。可是谁能在这里住一辈子呢？智周僧人、法均和尚、裕窥和尚、宪宗皇帝、乾隆爷、恭亲王、画家蒲心伤畲，不都是这里的匆匆过客吗？
　　只是希望有机会再来看它。世界变，而它不变，真是明明白白一个谜啊。

　　这趟从省城始发去边城的旅客列车，已经严重超员。连卧铺车厢的边座都被那些既没有卧铺票，又没有座号票的旅客占满了。而且过道上也站满了人。那些想穿过车厢去卫生间的人，都必须侧着身子蹭着往外走。卫生间的门口挤满了等待上厕所的男人和女人，不时有人愤怒地砸卫生间的门，或者用脚踢门，肮脏地咒骂着，逼迫里面的人抓紧时间出来。
　　外面满天飞舞着大雪。列车像一条绿色的响尾蛇，在丘陵地带向东逶迤行驶着。下雪天，无论如何要显得暖和些。等到大雪一停，漫山遍野的积雪就会像妖精一样，张开亿万张大口，把人间所有的热气都吸光，西北风再一上，能把雪路上的牲畜和人全部冻僵。这种时候，雪原上的那些被冻脆了的野树，被西北风轻轻一碰，就会咔嚓一声拦腰折断。
　　坐在火车上，从布满冰水的车窗往外看吧，几乎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枯树。乘坐这趟列车的旅客，多是一些有身份的人，他们是来自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一些五花八门小报的记者，还有古怪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包括良莠不齐的官员和企业家。列车亢奋地在雪原上奔驰着。车厢里，那些伙计的脸上都扭结着自私与豪放、粗野与文明、胆小怕事又啥啥都不在乎、乐不可支又忧心忡忡的表情。这些表情被奔驰的火车颠得微微地晃动着，别有一番风景。有的人处于半睡眠状态了，嘴角上悬着一小股纤细的涎水。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或者皮大衣，把钱都藏在身上的羞处和乳罩内（只把少量的零花钱放在外面的衣兜里），即使在火车颠簸的昏睡当中，天灵盖上也会有另一只无形的眼，警惕地观察着周围。
　　乘这辆列车的旅客，大都是应邀参加边城一年一度元宵灯会的客人。所有应邀参加灯会的客人，无论是差旅费还是其它合理费用，对方都一律负责报销，同时免费招待吃住。心平气和地说，吸引这些人到这个边境小城来的，不只是免费招待这一点。这一点对那些有身份的人来说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关键在于这里是中俄边境的陆路口岸城市。而且，在元宵灯会上，俄国人和当地的中国政府将联合举办中俄商品展览会，届时将有大量的令人眼热的俄国货，像裘皮大衣，俄国的高倍数军用望远镜，前苏联的邮票，俄式茶炉及仿银茶具，俄式纺织品，以及女人的大披肩等等，摆上柜台，优惠出售。这就是一个有间离效果的诱惑了，便是对有身份的人来说，也会对这种集旅游和购物的双重方式，产生浓厚的兴趣。另外，凡是应邀的记者，作家，只要回去不管在哪一个级别的报纸上发表一篇有关边城元宵灯会的千字文章，都将另外给予奖励。对那些前来助兴的歌唱演员、小品演员、杂技演员，只要他们登台表演，都将给予金钱和物质的奖励。
　　此外，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应邀前来的这些客人当中，将有一小部分人，获得免费到俄国三日游的资格。
　　应当说，这是一列为了愉快的目的而忍受拥挤之苦的旅客列车。算是当代生活的别一种生命状态吧。
　　离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只有一天的时间了。这些从全国各地来的客人，几乎是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地往东北奔，先到黑龙江的首府哈尔滨落脚，然后，抠门子，挖窗户，找熟人，甚至通过小小的非法手段，购买紧俏的去边城的火车票，经过一夜艰苦的旅行到这里来。
　　先前，这趟列车是到牡丹江终点的，去边城的旅客必须先在牡丹江住一宿，然后第二天早晨再乘火车去边城。后来，这种陈旧不堪、落后保守的局面，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要求了，铁路当局宣布，开通由哈尔滨直达边城的火车专线。
　　翌日清晨，列车抵达边城终点站。
　　寒冷的车站广场上，挤满了前来接客的人和车，上千的旅客一下子拥出出站口，布满积雪的车站广场立刻就乱套了。有的人被接走了，还有不少人则被丢在了广场上东张西望，不知所措。好在小城毕竟是个弹丸之地，于是这些人便成帮结伙向市政府的方向步行了。小城是个准山城，全城到处都是坡道。加上一宿的大雪，走路很不方便，使得不少男士或女士狼狈地滑倒在雪道上。
　　边境小城，只有为数极少的几家旅馆——原本这是一座十分幽静的小城。全城只有几百个居民，仅有几幢老式洋楼（以不同的风格，记载着不同年代的历史，不同的人生景观）。自开通了甲俄口岸贸易之后，小城才热闹起来了。过去仅有几家旅馆显然是不够用了（而且，这几家旅馆的大部分房间，都被南方和沿海城市来此经商的人常年包租了）。现在市政府正在着手建新的旅馆。只是这些新的旅馆还处在建设当中，没竣工呢。为了较好地招待这些客人，由有关部门组成了专门的接待小组，研究客房的等级分配问题。其中重要的客人，如国家级的、省级的，有重大影响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就安排住在边城的国际旅行社里。稍逊一筹的客人，则安排在市内的一般旅馆里休息。那些档次较低的客人（这是一个大多数），就动员全市的广大市民，把自己的家倒出来招待这些客人（包括吃饭），市政府将出资给这些腾房子的市民以可观的经济补助。
　　由于事先有过精当的计划，全部客人在小城都有了自己的归宿。
　　我和另外几个在火车上新结识的朋友，被安排在国际旅行社，个中的道理，是我的一个当地的内线朋友起了关键作用。他把我描绘成像托尔斯泰一样的大作家了。好在当地官员对文学所知甚少，被混了过去。我们是这样才住进了这个全城最高档的旅馆里的。这里的伙食非常之好，顿顿都像宴席一样。整幢宾馆，欢声笑语昼夜不绝（还有个别的男女在一起认真地调起情来）。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各种各样的笑话，有高雅的，也有少部分下流的。这些笑话有来自广东的，陕西的，北京的，上海的，也有本地和个别的舶来品。高兴之余，大家还放肆地嘲笑了一些人，像一些地方官员、作家、艺术家，诗人等等。总之，大家都非常高兴。那些来自北京的客人本想摆摆架子，但处在这样的疯狂的诱惑之中，也都赤膊上阵了，粗俗地跟这些人称兄道弟起来了。
　　最让人愉快的是，大凡住在国际旅行社的客人，几乎全部被批准去俄国三日游。消息被确认下来之后，这些人开始谦卑地向当地人打听去俄国带一些什么中国货好出手？并开始积极兑换美元和卢布，以便进入俄国境内后好使用。
　　元宵晚会是在户外一个临时搭的台子上举行的。当晚，露天会场上挤满了外地客人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当地政府五大班子的领导成员。俄国的一个将军也应邀前来参加这个晚会。当市长宣布开会的时候，麦克风坏了一个，这使得领导的声音非常小，听起来非常滑稽。好在，礼花很快放了起来，把黑色的夜空打扮得如此绚丽多彩。人群中不时地发出阵阵的欢呼声。
　　大会结束后，客人们进入了一个华丽的大厅，开始吃各种很不错的自助餐。自助餐的档次很高，有海鲜，有熏肉，各种菜肴以及各种各样的酒和饮料，非常丰盛。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客人是俄国人。这些俄国人有的吃相文雅，有的则吃得十分贪婪。不少人在大厅里摄影留念，或者凑在一起学外国绅士的样子，站成圆圈儿，端起酒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吃过自助餐后，客人们去户外观看正月十五的彩灯。所有的灯都集中在一条土街上。看上去灯火通明五彩缤纷（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花了不少钱）。虽然这些灯的制作水平一般，但凸现着浓郁的民间风情，那种欢乐的气氛十分热烈。
　　翌日，通过填表，通过体检，办妥所有手续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出国了。那些没有出上国的客人，便用仇恨和鄙夷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留下来的混蛋王八蛋！小人！然后悻悻然地离开了这座亢奋的边境小城。客人大部分都走了，边城也清静下来了。
　　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一边喝茶，一边和那个当地的内线朋友聊天。
　　我问他，兄弟，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一直有点糊涂哪。
　　他说，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扩大一下小城的知名度。
　　我说，这多少有点荒唐吧。
　　他连连摆手说：不不不，这你不懂，你没在小城生活过，你无法理解。他又感慨万端地说，一个小城市如同是一个小人物一样，她应当有权享有这样的日子，并为曾经拥有过这样的日子感到骄傲。兄弟你应当有点同情心对不对！

　　在图书馆里翻杂志，翻到早期的《今天》诗刊，居然有一期电影专集，而且是阿城执行主编。谈的电影有阿飞正传，胭脂扣，第五代，还有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那是1992年的第二期。阿城自己写了这篇“且说侯孝贤”。看得我头皮发麻，快感连连，差点误了上课。激动之余，你们有福了，趁着今天心情好，把它OCR了出来。
　　阿城的小说也总是被电影导演瞧上，而且总的来说瞧上他的导演比瞧上王朔那些牛B多了。在威尼斯日记里，阿城写到他去意大利北部见ErmannoOlmi，就是我翻Abbas那篇AftertheRain里面最后提到的Olmi，看阿城的描述，他的《木鞋树》也是阿巴斯侯孝贤一派。阿城的《树王》，就被Olmi瞧上了，不过树王不好拍，总不能把山砍秃然后放火把树全烧了。
　　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吧，《海上花》的美工就是请阿城做的，大部分的服装道具，都由阿城从大陆采购和订作，阿城还给侯孝贤出主意，不用电光源，点上几百蜡烛，室内会有温暖兼“作旧”的效果。（扫描者（爱情重伤）言）
　　且说侯孝贤
　　七十年代末，我从乡下返回城里。在乡下的十年真是快，快得像压缩饼乾，可是站在北京，痴楞楞竟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又喜欢看警察，十年没见过这种人了，好新鲜。尚记得十年前迁户口上山下乡，三龙路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右看看，说：“想好喽，迁出去可就迁不回来啦！”我亦看看左右。八零年，开始厌警察，朋友指导我说这才有个北京人的样子嘛。路何漫漫，接着虚心接受城里人的再教育罢。另一种回到城里的感觉是慌慌张张看电影。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甚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地想，原来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
　　慌慌张张的结果是看了不少愚蠢的中外电影，心理学的逻辑认为“被诱惑”不成立。想想自己，有道理，应该不会“被电影愚蠢”，而是我愚蠢。但聪明人之多，使八十年代初五年大陆文艺热闹非凡。与其说政治集权，不如说文艺人将政治通于“商业广告”，凡触政治大小忌，必沸沸扬扬。也难怪，几十年下来，文艺人都兼精政治，只是闪避和手眼通天的区别。京中会议讲演繁多，小道消息惊心动魄，无数天才乃至各种主义直至特异功能，轮番淘汰。没有快刀斩乱麻的本事，只好一个晚上都是梦。
　　一九八六年春，由拍了《黄土地》而声名大噪的凯歌介招荣念曾给我认识。这荣念曾甚是谦谦，骨子里却侠，我因下面一件事总要感谢他。
　　一天荣念曾邀我去他那里，说录了几个东西，值得看看。荣念曾住北京西郊友谊宾馆，是个有警察把守的地界，我骑自行车去，自然被叱下来，在小屋里盘问许久。
　　找到了荣念曾，五十年代曾经是苏联人住的单元里有一架日本电视机，还有一部SONY录像机。荣念曾把一盒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一会儿，影像开始出现了。初时我倒不在意，因为北京流傅各种录像带，又常会碰到十几人屏声静气地看妖精打架，带子翻录的次数过多，成年男女妖精真成绿的了。
　　厂标之后是创作人员，导演侯孝贤等等，都规规矩矩。我还记得第一个画面是门柱上钉块小木牌，楷书“高雄县政府宿舍”，开始有画外音，好像是个男人揉着眼睛自言自语。我很喜欢这种似乎是无意间听到的感觉，有如在乡下歇晌，懵懵然听到甚么人漫声漫气，听也可，非听亦可，不必正襟。
　　画面也像是无意间瞥到的，我于是危坐，好象等到了甚么。阿哈赢得玻璃弹子，将它们自以为稳妥地藏在树下，回去被母亲问是不是拿了家里的钱，犟嘴，被母亲打，直接转回树下，玻璃弹子统没有了，母亲用蒲扇打阿哈的小腿，阿哈跳来跳去，远处祖母坐人力车回来了，于是一家人走过去。摄影机并没有殷勤地推拉摇化。
　　我心里惨叫一声：这导演是在创造“素读”嘛！苦也，我说在北京这几年怎么总是于心戚戚，大师原来在台湾。于是问道侯孝贤何许人，荣念曾答了，我却没有记清，因为耳逐目随，须臾不能离开萤幕。
　　从来没有看到过拍得这么好的少年人打架。人奔过来，街边的老头依然扳着腿吃食，人又奔过去，转过街角，消失，复出现，少年人的精力，就是这样借口良多，毫不吝啬。挥霍之中，又烦愁种种，弹指间就嘴上长毛。第一次遗精，用手沾来闻，慌慌的。父亲死了，守夜时听鬼故事。母亲死去，哭得令哥哥奇怪地瞄一眼。人就是这么奇怪地长大了，渐悟世理。而明白之后，能再素面少年时的莫明其妙，非有特殊的品性。
　　在此之前，我看过特吕佛(F.Truffaut)的《四百下》(LesQuatreCentsCoups)，好像只是用铅笔在纸上擦来擦去，一个电影就拍完了。当时也是打听这特吕佛何许人，说是法国人，于是铭记在心。后来在香港得陆离送的一薄本楚浮专集，才知道楚浮即是大陆译成特吕佛的，《四百击》译为《四百下》，但我喜欢楚浮这译名。
　　看完《童年往事》我大概有些颠颠倒倒，荣念曾在一旁请人一顿好饭似地微笑着。看另外一盒现代舞蹈时，凯歌来了。凯歌拍完《黄土地》后，正在筹拍《孩子王》，我怕干扰他，言明绝不参舆，但还是忍不住用《童年往事》暗示了一番。凯歌到底强悍，不受影响，拍成自己样式的电影，顺便用镜头将《棋王》、《树王》也轻轻扫荡了，自有幽默在，令我思省当初用暗示干涉创作自由的溢好心。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在香港留了一个月。一日方育平来，说侯孝贤这两天在香港客串舒琪的《老娘够骚》，愿意的话，去看看。当然愿意，并促快走，方育平说，要到晚上啦。
　　方育平开车，走了很久。香港地方小，走那么久，无疑是我错觉所致。那时海峡两岸还在神经过敏抽筋时期，所以方让我候在路旁，他唤侯孝贤出来。当夜无月，又不在城里，黑暗中点了支烟，老老实实地吸，一会儿，方育平引侯孝贤、柯一正来，握手，与侯孝贤的第一面竟是看不清面目。互相问候，我当下即辨出《童年往事》要的画外音就是孝贤的声音。
　　到得亮处，孝贤是小个子，直细的头发扇在头上，眼睛亮，有血丝，精力透支又随时有精力。孝贤很温和，但我晓得民间镇得住场面的常常是小个子，好像四川的出了人命，魁伟且相貌堂堂者分开众人，出来的袍哥却个子小，三言两语就把事情摆平了。
　　孝贤提到他想拍《孩子王》，令我一惊，其实大喜，继之无奈，告诉孝贤凯歌已经着手了。
　　在香港只得惊鸿一瞥。后来孝贤托人带到北京一盒牛肉乾，儿子立刻拿了几大块到街上与邻居小孩分吃，不一会儿即进来再要，说，隔壁小军他们喜欢吃，我说，告诉他们，你爸爸也喜欢吃。
　　第二次见面是当年九月在纽约，林肯中心放孝贤的《童年往事》，胶片的，也就是真迹，于是赶去看。在门口会到孝贤，焦雄屏用我的相机拍张照片，洗出来是模糊的，类似夏阳笔下照像写实主义的闪过的人影。后来去张北海家聚，拍的几张，亦是模糊的。我寻思这侯孝贤果然厉害，有他在镜头里，大家就都不清不楚的。
　　这之后的收获是谭敏送的孝贤的《恋恋风尘》与《风柜来的人》的翻录带。住在丹青家，两个人点了烟细细地看这两部题目无甚出奇的片子，随看随喜。完毕之后，丹青煎了咖啡，边啜边聊，谈谈，又去放了带子再看，仍是随看随喜。之后数日话题就是孝贤的电影，虽然也去苏荷逛逛画廊，中城看看博物馆，买买唱片寻寻旧书，纽约亦只像居处的一张席子，与话题无关。
　　《恋恋风尘》与《风柜来的人》，都有一个难写处，即少年人的“情”。民国之后，动辄讲“大时代”，到底也有过几回大境遇。不料这“大”到了艺术中，常常只僵在一个“大”上，甚或耻于“不大”，结果尾大不得调之。四九年以后的大陆，时时要大，不大，不但是道德问题，而且简直反革命，例如向党生之日的某某周年献礼，你敢小么？
　　不妨随手摘录些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大跃进，大扫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团结，大锅饭，大大低估了；大丰收（该词难解在“丰”收难道会是“小”的吗？），大检查，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多数是好的；大兵团作战，大大推动了，三大法宝；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大家庭，大是大非；大公无私，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比较下来，大头针，大写字母，大肠杆菌，实在无颜称“大”。
　　八五年在上海与朋友闲扯，其中一个女作家忽然恐惑起来，说，北方人有黄河可写，我们上海人怎么办？我只好苦笑，安慰说上海不是在长江的入海口嘛。还记得一个颇有名气的画家朋友翻看洋文画册，终于不解地合上画，叹道，都说是大画家，怎么老画些小苹果儿？我倒喜欢他大话说得老老实实。
　　终于弄得头大，青光眼，常用胸呼吸，小腹退化。几次看别人拍电影，都是打板后，没人叮瞩，演员们却个个微微把肩吸高了。后来学得一个“没有表演的表演”，又卖力去表演“没有表演”，浓妆淡抹总不相宜。但这些常常被自用一个“风格”来圆场，观众当然明白那骨子里是”不明就里”四个常用字。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一路好好的，结尾忽然说起大话来，处在当时，可能有彩头，时过境迁，只觉得像细细吃面忽然打嗝。
　　转回来说这个“情”，焉能不大？即使大，亦是大有大的用法。看《甘地传》暗杀一场，上百万人的场面，几闪而过，类似大鼓只敲了三两下，毫不痛惜投资。苏轼写《赤壁怀古》似倾盆大雨，中间却撑出一柄伞，说，“小乔初嫁了”。中国文章中的大，总是与史与兴亡有关，诗亦是这样，可中国没有史诗，只称诗史，甚么道理？说“诗言志”，翻看下来，诗还是言情的多。写“情”这个东西，诗词中讲究起于“象”。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壮志难酬，写来却实在得有灯有剑。大归大，仰之弥高且虚，脖子酸了，起码要腹诽的。
　　但少年人的“情”之难写，还不在此，而是挥霍却不知是挥霍，爱惜而无经验爱惜。好像河边自家的果子，以为随时可取，可怜果子竟落水漂走。又如家中坐久了的木凳，却忽然遍寻不着。老年了才恭恭敬敬地晒太阳，其实那东西与少年时有何不同？而最要命的是那种劝也白搭的伤感；或者相反，阳刚得像广东人说的“死鸡撑锅盖”。
　　《风柜来的人》片名中性，《恋恋风尘》我初见时略有担心，一路下来，却收拾得好，结尾阿远穿了阿云以前做的短袖衫退伍归家，看母亲缩脚举手卧睡，出去与祖父扯谈稼穑，少年历得凤尘，倒像一树的青果子，夜来风雨，正耽心着，晓来望去却忽然有些熟了，于是感激。
　　《风柜来的人》以少年挥霍为始（挥霍永远有现代感），忽然就有尴尬的沉静，因为尴尬，所以还时时会暴躁，这暴躁并非不纯，原来质感就是道样的。
　　《童年往事》倒是有了不同成长时期的过程，但并非以童年为因，少年青年为果，而是一个状态联一个状熊。中国诗的铺成恰恰是这样的，我想中国章回小说的连缀构成，可能有中国诗的“基因”影响。中国诗有一个特点是意不在行为，起码是不求行为的完整，这恐怕是中国诗不产生史诗的重要原因罢。孝贤的导演剪接意识是每段有行为的整体质感，各段间的逻辑却是中国诗句的并列法，就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四句，它们之间有甚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没有，却“没有”出个整体来。孝贤的电影语法是中国诗，此所以孝贤的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认真讲，他又是第一人，且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中国导演这样拍电影。贝托鲁奇《末代皇帝》，再怎么用中国人，由语法即是西方电影。我也因此似乎明白了八十年代初大陆兴过一阵无情节电影而终隔一层的道理。
　　说孝贤的电影语法是中国诗，很多人都已经看出，但执这种语法类型就是好，需再申说，因为类型还只是分别。中国早期电影的语法显然有美国好莱坞电影的语法，亦有声有色。另有几部的拍法则据说先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其实是西方诗和东方诗的混合，本来已经有了一种成为经典的可能出来，例如费穆的《小城之春》，张爱玲的《太太万岁》，石挥的《我这一辈子》，但都因似乎与夺取天下的大时代无关而被批判遗弃。之后是大陆全盘苏化。我小时恨上课，游逛时劈面望见苏联影片《爱莲娜，回家去！》三层楼高的广告，吓了一跳，以为要发起整顿逃学的运动。看了《库图佐夫》的剧照后，不服气水浒一百单八将竟没有一条好汉是独眼龙。五十年代中有过一阵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小影响，结果是由留苏的成荫拍《上海姑娘》，名为展示留苏回来的成果。中苏政治反目后，电影亦反目，结果是不动声色地好莱坞语法成为御用语法，一直到江青用好莱坞传统细细监修完毕八个样板戏。好莱坞就好莱坞，只要百姓有娱乐，苦累得忒狠，九十分钟的梦不无小补，电影刚在法国发明出来时也是一种杂耍。谢晋亦是继承好莱坞，把玩得炉火纯青，朝野称善。这一脉香火，庙正多，只有认认真真续下去的问题。
　　用各种语法去拍，都有可能是好电影，问题是除了苦学勤问都可得到的“智”，谁有“慧”？大概是命，石头里蹦出个猢狲，台湾出了个侯孝贤。尽可以用各种流派去比量孝贤的电影，尽可以用孝贤去串联小津、费里尼甚至安东尼奥尼等，孝贤的电影都是自成智慧的。大师之间，只有尊敬，真理的对面，还是真理，无小人戚戚。这恐怕是我敬孝贤的基本道理罢。至于申说孝贤的电影与中国诗的关系，讲得精采的还是朱天文在《悲情城市》一书里的“十三”问，我当知趣就此煞住。
　　我真糊堡，竟然没有想到孝贤是不是应该拍大题材电影。直到孝贤带《悲情城市》到洛杉矶首映（究竟是甚么“映”，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姑且“首映”），我才发现赫然有了一棵大树。
　　八九年冬，说洛杉矶有冬，无异“为赋新词强说愁”，孝贤由纽约沿路过来，一行还有朱天文，吴念真，舒琪。吴念真半路走了，我心仪甚久，却无缘识面。
　　放电影的前一晚，卢非易一车将他们载来，我却正在洗手间，听得外面车门关得砰砰响，心里着急。出来相见，孝贤还是那个孝贤，一棵大树瞒得严严实实。朱天文却令我一惊，小个子，话不多，渺目烟视。孝贤的几部好片都有朱天文编剧，其才已是侯孝贤电影的构成之一。天文离洛杉矶时送我她的书，当夜即读，甚是敬佩，此处不表。
　　第二天去西好莱坞看《悲情城市》，映前不免是礼服晃动，酒食随取的老套，顿生无聊之心，想，孝贤的电影在此地演，若错，自在误上。
　　果然，映后的现场座谈，只有散落的十数人，听问者的英语，都带口音，心下释然，笑道礼服们散去得有道理，片中那样庞杂的血缘关系，简直是考美国人心算。意大利人对家族关系的理解真是一流的，《悲情城市》得威尼斯大奖有道理。
　　《悲情城市》令我想到贝托鲁奇的《1900》。《1919》有历史的美和因无奈于历史而流露的嘲弄之美，其结构是“历史”中的“历”，“史”反而是对“历”的观念，贝托鲁奇以二者完成其审美的质量，但许多人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所以《1900》的好处在钟情于角色的生长质感而惑于观念对生长环境的价值判断，无论角色的还是导演的。孝贤的《悲情城市》其实不当拿来类比。《悲情城市》被喧闹于历史，我认为那是正常的商业手段。《悲情城市》是伐大树倒，令你看断面，却又不是让你数年轮以明其大，只是使你触摸这断面的质感，以悟其根系绵延，风霜雨雪，皆有影响，不免伤残，又皆渡得过，滋生新鲜。《童年往事》其实已是大片规模，但人都作小片看，一个人从小长到知情知爱，其艰难不亚于社会的几次革命，之间随时有生灭，皆偶然与不可知。片尾兄弟几个呆看人收拾死去的祖母，青春竟可以是“法相庄严”，生死相照，却不涉民族人性的聒噪，真是好得历历在目在心。埃托莱·斯柯拉(EttoreScola)的电影《家族》(LaFamiglia)纵八十年，横五代凡数十人，看完却惊异完全没有外景如有外景及戏剧功力之举重若轻、举轻若重。我常以为法国人意大利人天生会用电影说话，孝贤则使我同样看他的电影。
　　《悲情城市》有一点极难拿捏，就是有关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易描实，因为这种人常示人以思想，转述他们的思想，搞不好就让人误以为是创作者的思想。孝贤以前的作品里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知识分子甚至有关他们的命运，这一次陷阱得以渡过，是孝贤拍“天意”，以“自然法则”出入，是以知识分子展现为现象，“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由此反观回去，孝贤的电影美学其实一向如此，照说本不该对孝贤有“大题材”“小题材”的要求。这种要求，如果不是投资者的广告手段，就是某某分子自作多情的偏狭。中国大陆电影受“大题材”之误，其实已到了甘心情愿的地步，又常常是哲学之狼披上庶民的外衣，狗嘴里偏吐出象牙来，观众不傻，当然将“悲剧”作“喜剧”看。我若滥好心，倒可以拿大陆的例子来劝孝贤，可孝贤在这方面是“免疫”的。所以找指《悲情城市》为大树，是指人物关系庞杂，却自然生长为树。
　　所以这“历”这“史”，才来得活，来得泼。其中各色人等，若大风起，不同树木，翻转姿态各异，却无不在风向里。小角色妄得一个“风”字，大师只恣意写树。
　　孝贤的难学也在这里，看就是了。这类东西尽可以分析，尽可以研究，但生猛海鲜常可轻易摆脱抽象之网。此，也是我认为的孝贤的好，自己总是再看一遍又不同一遍。细想道几年的交往，孝贤原来没有说过几句话，倒是我尽在聒噪，悔得躲在床上学曾子三省吾身揪头发。
　　孝贤他们那晚在我屋里坐，真是天地不仁，温度几近于零。我心里甚替天意过意不去，大家却聊得好。终于又是离开，孝贤他们走到院子里，打开车门，进去，车发动了。因院子里路不得回转，车打亮灯后，倒行出去，让人觉得告辞像一段影片倒放。
　　其实是不可能再正放了，孝贤他们此去，返回台湾，还有下一部影片要做。我看着一行人离去，如我每次看孝贤的片子之后一样，心中只有感激。

　　１
　　江老先生是哈尔滨的坐地户，乳名叫宝子，是瘸子。北方人给子女命名，多带宝字：大宝、三宝、宝珠、宝银。单是‘宝子’，母亲觉得生硬，就唤他“宝儿”。站在栅栏院里，冲街软软悠悠地喊：“宝儿——来家吃饭啦——”听着有些古色古香，暖了母亲的心。
　　江老先生的家在道外区。道外区的巷子很多，窄窄的，两面高墙，一色青砖，间有青苔漫着。江老先生的家临着江，是泥房单顶。只是很破旧了，四面危墙用杠子支着，是独门独院，北面临着一条热闹的街。院子抬掇得很干净。院子东西各植一株多花老桃树。恰春风越过万里长城，到了这里，只一夜的工夫，脱胎换骨，万朵齐绽，很爽眼，香了四邻。
　　母亲的二老仙逝，家徒四墙，院徒桃花，风兮，雪兮，终而沦落风尘，卖身以为生计。
　　母亲下海后，在家里接的第一位客人就是宋孝慈。宋孝慈背离妻子南北闯荡，陌路谋生，是济南人氏。很年轻。下了船，经人指点，就宿在这里。
　　是夜逢春，漫天爽着小雨。雨簇桃花，潇潇洒洒，播一庭清香。宋孝慈进来，收了油伞，撂了行囊，缓缓转首，见半掩在纱帐中的母亲，婉婉约约，一双秋瞳，两黛春山。惊了脸，心里叹了好一阵。
　　母亲见旅客两道箭眉，一身英气，且行止温文尔雅，心中落下许多安慰。便到灶上给他温了酒，又去院中剪了一辔雨下新韭，置两碟小菜又擀了面条，并格外卧了两个鸡子儿。端到桌上，说：“趁热”……说罢，便退到一旁替他烘烤半旧的湿衫。
　　道路坎坷，人世艰辛。宋孝慈稳稳地坐了；呷温酒，听雨声，品热面，觉得不似家中，胜似家中，便湿了眼。
　　“怎么干这个……”宋孝慈蔼声地问。
　　母亲说：“命呗。”
　　“怕么？”
　　母亲听了，心里烫烫的，不觉落了泪。
　　宋孝慈起身拉着母亲的手，坐在一起。
　　雨下得很精道，齐刷刷，松一阵，紧一阵，落到草房上，扑籁——扑籁，闷闷的，压得心里好沉。
　　宋孝慈在母亲这里住了两个多月，因囊中羞涩，心里实在盛不下母亲一片温情，便硬了硬心，找个借口，走了。
　　走的那天，也下着小雨。母亲擎着油伞，顺着多柳的江坝，一直把他送到道外的船坞。
　　在码头上，母亲把旅客给她的钱，分出大半给了他，说：
　　“穷家富路，带着吧。”
　　宋孝慈掂着掌中的钱，低了头，说：
　　“我还来……”
　　母亲笑了，只是柔柔地看他。
　　宋孝慈又说：“多保重。挣了钱，我就回来，把房子修修，太旧了，心里放不下……”
　　这一句，母亲没想到，半天哀着脸，说：“有你这句话，就够我享的了……你放心走吧。”
　　宋孝慈上了船，隔着雨，俩人都摆着手。
　　母亲想喊：我怀孕了——
　　汽笛一响，雨也颤，江也颤，泪就下来了。
　　四年过去，宋孝慈回来了，一领长衫更旧了，见了母亲，愧着脸、指着院里的房子说：
　　“这房子……我自己动手，修。”
　　母亲流了泪，嗔着脸，说：“见了我，也不问我好不好，就说房子
　　这年，江老先生四岁。伫立在一旁呆呆地看。
　　母亲说：“宝儿，这是你舅舅……”
　　四目相对，江老先生便觉得这一双眼睛亮亮的，很亲切，好像早就认得。
　　２
　　江老先生的母亲因是娼妓，便要常到“圈儿里”的小窑馆做生意。其实，母亲只能被叫着‘娼”。“妓”是兼以歌呀，舞呀，杂耍之类做饵，再兑之皮肉，钱来得很不容易，须有格外的本领。狎客一般都很下作，那事之先，必要令其歌舞杂耍一番，再给两个耳光，见精神了，闹到日上三竿。娼则不然。白天，在家里要干些粗活儿：洗衣呀，纺钱呀，揽些刺绣的手工活呀。到了掌灯时分，一律急急地换了新装，抹些粉脂、口红之类再半掩其门，一边干针线活儿，一边用眼睛瞟着街，候着。倘若家里无客，便顶着黑，急急地赶到春巷的小窑馆去，一并挤在穿堂的条凳上，再候。谓之“坐灯”。条凳后面是一檀色曲尺形高柜，里面歇着“老鸨”，专事笑脸，看茶，贺喜，收钱。狎客打开软帘，斜了进来，挨个地瞅，捏捏肩膀，端端下巴，皮松肉紧，决不含糊，严然相马。一俟中了意，便嚷：“干她。”
　　宋孝慈回来后，母亲就从不在家里接客，晚上就到圈儿里的小窑馆“坐灯”。宋孝慈就陪着江老先生在家里一道睡。白日里，他便光着脊梁，担水，和泥，脱坯，修房子，并苫了厚厚的房草，看上去，再挺个七年八年，没问题。闲下了，就剪修院庭中的那两株桃树。修剪得很仔细。浇水，施肥，松土。草木通情，给他抽出许多新技，姹紫嫣红，开得潇洒。每值早春，宋孝慈便要剪下一篮，领着江老先生到附近的“圈儿里”去卖。
　　道外的圈儿里一带，为哈尔滨有名的烟花柳巷，版图较大，桃红呀，柳绿呀，单是公娼就有３０００多人。荟芳里、大观园你拥我挤，春楼鳞次。此局门外，常挂一牌：“两毛找四”。两毛钱一次云雨，是一般小窑馆的市价，一毛六就便宜了些，常常床不虚席。春楼外是一环形街道：卖彩线卖胭脂卖玉容宫皂，“上江土下江货，女招待七八个”、“专治鱼口横痃、五淋白浊”，以及缝裢补绽、洗浆衣物，连同各种瓜果梨桃，灿然锦色，往来梭织，鼎鼎沸沸。
　　宋孝慈挽着篮子，领着江老先生在街上款款地走。江老先生的眼睛便觉得有些不够使。舅舅说：
　　“宝儿，喊呐，啊？”
　　江老先生便冲着春接稚声稚气地喊：
　　“桃花来——桃花来：人则武士，花则桃花。买来——”
　　这后一句，是宋孝慈教的，很灵。狎客听了，就打开后窗：
　　“小瘸子，来两枝儿。”
　　卖罢了花，宋孝慈便领着宝儿到横街里的“万国饭店”去转转。
　　万国饭店，其实是一条专卖俗食的长棚，足二里。卖甚的都有：小米捞饭、高粱米豆饭、流浪鸡、花子肉、馄饨、切糕。切糕还分两种，一谓黄米切糕，以云豆合之。一谓江米切糕，佐以青、红丝果脯之类。都很享眼。舅舅驻了脚，蔼声地问：
　　“宝儿，想吃么？”江老先生一脸严肃，说：“再看看。”
　　舅舅便笑了，背起江老先生，说：
　　“走。吃面去。”
　　鸡丝面，是万国饭店的上品。很讲究，都是“双合胜”的嫂子面，海海一碗，有鸡丝、紫菜、蘑菇、海米、香油。有的卖主，还独出心裁，放上一二片黄梨，咯吱咯吱一嚼，很脆，开胃口，也养身子。一般圈儿里的狎客闹完了，都来吃它，并久之成俗。
　　舅舅并不吃，从旁边的菜摊，沽一碗浓浓的热茶，坐在条凳上慢慢地呷着，看着江老先生吃。
　　江老先生觉得舅舅真好。
　　母亲每每从圈儿里回来，舅舅总要给母亲做一碗热面，并卧上两个鸡子儿。再到灶上给母亲烧了洗脚水，候着。
　　吃罢了，洗罢了，母亲便倒在炕上死死地睡。舅舅悄悄地拉着江老先生，锁了院门，到松花江边去。
　　江天很阔。宋孝慈坐在江坝上，燃了一支烟，顺着眼，看着稳稳东逝的江水，瞅着江面上的千舟万揖，辛日无语。
　　江老先生玩得很快活。
　　春也去，秋也去，冬天便来了。
　　这一日，母亲见宋孝慈站在庭院的批干下发呆。就凑了过去，掸了掸他身上的青雪，柔下声来：
　　“他舅，眼瞅年关了。回家看看吧。”
　　宋孝慈低了头，沉吟半晌，说：
　　“我该出去闯闯运气，挣点钱，不能总让你遭这个罪……我也是男人嘛……”
　　母亲见他一脸的踟踌，知道他舍不下这里，心里嫩嫩的，热了好一阵，才说：
　　“你去吧。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又说，“出去常想着我们……抽空捎个信儿，叫孩子知道，这世上还有个疼他的人。”
　　宋孝慈听了，硬下了脸，果决地说：“我不去啦！怎么还不是一辈呢！”
　　“孝慈哥，”母亲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要是男人，就走。你不能光在这里瞎了自己的心思啊……将来，你出息啦，我当你的使妈就知足啦……”
　　宋孝慈去天津那日，母亲没去圈儿里接客。下黑，母亲把炕烧得好热。早早地吹了灯任着宋孝慈婴儿般地抱着，说了一夜的话。
　　清早起来，母亲给他煮了一盆热面，卧了六个鸡子。母亲说，“六”是个吉数：
　　六六顺。
　　吃罢了，母亲背着宝儿，过了霁虹桥，一直把他送到南岗的火车站。
　　那是冬天，没太阳。雪稳稳地下着，很厚实，足一尺。踩上去，咯咯吱吱，酸着牙根儿。母亲说：“火车上不比家，贼冷的，兜子里有瓶子白酒，挺不住就呷两口，热乎热乎，好。”宋孝慈点头：“哎。”车站的票房子是俄式建筑，黄色，大窗户，很浪漫，也很结实，房顶上也是厚厚的雪，一波一波的。天落得很低，火车的汽笛声和排汽声从那上面挤出来。宋孝慈说：“咱们照个相吧。有照相的。”母亲说：“不的啦，我的面孔很熟，旁人知道你同我会影，就容易错怪了你。”
　　最后还是照了。站到一起，母亲拽拽了他的衣襟儿，悄悄声，说：“孝慈哥，你雄着点……你走后，我拿出来看看，心里就踏实。”
　　３
　　宋孝慈走后，江老先生便觉得很孤单，看着庭院里的两株桃树也失了往日的精神，随着风，絮絮叨叨，听了，心里厌厌的，白日里母亲在家里时睡觉，江老先生便锁了院门，到松花江边去。
　　那时的松花江，水势极浩，沃沃野野，不但利之舟揖，且鱼虾之丰，也教人乍舌。江坝上，江老先生常常抱膝而坐，望江水东去，感渔舟唱晚，亦常常落泪。饿了，便沿着江边，拣些嫩小鱼虾，就着晚日的血色，啖了便是。吃罢，江天竟全暗下来，星星亦渐渐出齐。江老先生独自呆呆地看。
　　江老先生从小没人跟他玩。
　　江老先生的母亲，在圈儿里，每晚大约要待候２０到２５位客人。都是苦力，他们的日子也是不好过，有的脾气也不是很好，且个个有力气，母亲很累，很苦，被人活拆了似的。迷迷糊糊，闹不清上面忙的是张三还是李四的事常有。
　　嘴里只是念叨孩子：“宝儿……宝儿……”怕是这孩子又要睡到船仓里去了。
　　午夜时分，窑馆里给煮一碗面。这里亦是海海的一碗，威谈还好，很热，烫嘴。
　　但须快吃。不然，误了急客，跳了脚，老鸨便要使眼珠子。古人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依门卖笑。”说得很优美。母亲吃的，常常要留下半碗，第二天热了，给江老先生。母亲说：“这是细粮，你仔细着吃么。这样慌张，怎么能品出味道来呢？”说罢，还要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一点儿也不像你舅舅。”
　　江老先生觉得母亲老了，脸色也不是很好……
　　４
　　八年过去，九年春上，江老先生１４岁的时候，宋孝慈回来了，那时母亲已过世两年了。庭院里败草枯枝，两株桃花也随着母亲去了。只留得两架枯干矗在那里。那天春风很大，松花江正在爆起冰排，隐隐约约，轰轰地响。泥房上厚厚的房草、被风一绺一绺地掀，在半天上随着风“咝咝”地叫。
　　乞儿似的江老先生看着站在庭院里的宋孝慈，已经不认得了，笑着说：
　　“先生，我妈早死了，你上圈儿里去吧，那有女人。”
　　“宝儿……”宋孝慈失了声，“宝儿，你不认得舅舅了？”
　　江老先生怔住了，缓过腔来，立刻奔到枯死的桃树下，死死地抱着树干，放开喉咙，野野地喊：
　　“妈——舅舅回来啦——”
　　“妈——你听着没有——”
　　宋孝慈僵了脸，问：
　　“宝儿——你怎么啦？”
　　江老先生松了树干，转过身来，竟是一脸的泪：
　　“舅舅，妈说，你回来了，让我在桃树下告诉她一声……她说，她能听着……”
　　这一夜，宋孝慈同宝儿说了好多。宋孝慈问：
　　“宝儿，你妈临终前，留下什么话了么？”
　　“妈给我留了你的地址，告诉我：不到饿死，不去找你。”
　　宋孝慈听了，泪水止不住，就任着碗蜒下去……
　　翌年。宋孝慈办了“东亚棉纺公司”。家眷也从外地迁了来。并把江老先生带到厂里，让他当了更夫。
　　江老先生很懂事，人前人后，从不管他叫舅舅。
　　宋孝慈总是稳着脸，很严肃，做事也很精明。听厂里人说，他的公司是天津宋裴卿的子公司（说不准）。晚上一有空暇，他便到更房来看江老先生。江老先生远远地见他来了，便躲了。宋孝慈见更房锁着门，就坐在外面的条凳上，燃支烟，吸罢了，再燃一支，见江老先生仍未回来，心里就明白了许多，便站了起来虚着身子，冲着暗处，哑着声喊：
　　“宝儿——有事，就去找舅舅……”
　　江老先生在暗处，听得真真切切。心里有话：“妈，你也听见了吧？
　　东亚公司于当时工人的眼里，是很不错的。厂房的山墙上高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几个繁体大字，均为紫蓝色，并用白油漆框着，很艺术。公司的每个职工手中都有一本宋孝慈亲自撰写的《东亚铭》。这一切，江老先生都记忆犹新，并感悟到许多东西，遵守得也一丝不苟。有些条文，江老先生竟能倒背如流：
　　主义：人无高尚之主义，即无生活之意义。事无高尚之主义，即无存在之价值。
　　团体无高尚之主义，即无发展之能力。
　　作事：人若不做事，生之何益！人若只作自私之事，生之何益！人若不为大众作事，生之何益！人若只为名利作事，生之何益！
　　逝者如斯夫——
　　宋孝慈是哈尔滨光复前去的台湾。临行前，偕同江老先生到了荒山坟场。
　　坟场很好。尤属一轮混血般的晚照悠悠地悬在西头，就更壮眼：阔阔地展开，一坟一枝牵连不断，杂乱且有法度；荒荒疏疏的蒿草之中，间有昆翅的婆裟与鸣叫。
　　北方文化：凡做奸犯科连同娼娼妓妓者，断气后，都要埋在另一场，免得乱了阴宅的纲常。
　　母亲的坟就置在另一场，是阴面，有丑丑的碎石散散地簇着。母亲是良娼，碑就有些支撑不住，吃力地挺在那里，随着风，喘着，时断时续。碑文只五个字：
　　江桃花之墓
　　宋孝慈软了腿，勾头在地，恸着。
　　母亲用自己的碑影罩住他，深深地抚……
　　跪在一旁的江老先生说：
　　“妈，舅舅又要走了，我陪他来，是向你辞行的……”
　　宋孝慈听着，禁不住，就放声嚎哭起来。
　　晚照，血血地洇着。
　　宋孝慈涕泪交叠，苦揪着脸，说：
　　“宝儿他娘，我还回来……”
　　祭过母亲，宋孝慈拉着江老先生的手，说：
　　“宝儿，你妈生前有话，把你交付给我……眼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跟舅舅一块去台湾吧。在那再办个厂……”
　　江老先生看着母亲的坟，用心想了一阵，转过头来，说：“我是个瘸子，就不去了……舅舅，你走吧……”
　　后记
　　宋孝慈走后不久，哈尔滨就光复了。江老先生因是瘸，被新接管的领导仍安排当更夫。１９５４年，宋孝慈给江老先生转寄了一笔钱，同年，因心脏病死于台湾。真名叫李春林。
　　莫道世人容易老，青山也有白头时。江老先生已年逾六旬喽，动作也迟缓了，话极少，显得很谦和。厂里的工人称他“老先生”。
　　江老先生是去年死的，就死在更房里，脸上永远是老人的慈祥。
　　遗物中有一本很旧的《东亚铭》，厂长拿在手里，端详一阵，对工会负责后事的人说：“其它的，都随葬。这个——我留下！”
　　江老先生享年６３岁。一生未娶。
　　江老先生在道外处的老宅，被区政府易为饭馆，名叫“临江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