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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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最后更新：2007-1-12 23:43:18
?浅议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对人类的最伟大贡献，为人类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全面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制定出一系列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的唯物史观。 一、阐述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运用马克思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阶段性和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新两阶段 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去完成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 （2）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较系统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3）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毛泽东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在适当的时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不是武装的流血革命，而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改造，使中国社会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运用及发展。 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用这个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马克思的阶级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形成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将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了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毛泽东指出， 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阶级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3）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在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既要处理好国共合作的统一性，又要保持我党和阶级的独立性，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是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 （4）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 毛泽东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他在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毛泽东就为我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毛泽东作出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正确判断。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阶级斗争超范围的运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误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总结历史，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1）科学地认识人民的概念 毛泽东认为， 人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毛泽东也不全部否定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进步作用：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毛泽东反复强调，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产活动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以不同形式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也就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毛泽东通过对封建社会的研究，论证了在封建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历史上涌现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的结果，而文学、诗歌、哲学等大量的文化遗产，也是依据人民群众生活中创造的基本原料，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打破了几千年来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人民生活不下去，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再也统治不下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用暴力手段，推翻腐朽王朝，新王朝建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局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结论。然而，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的结果，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沉沦，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毛泽东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阐明并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毛泽东则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独创性研究。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性质和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崭新的，充满了生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的生产关系的保护下，充分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生产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相矛盾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有不完善的方面，要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和环节，不断地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和环节，以保证生产力长期高速地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社会基本矛盾的调整，决不能一蹴而就，在解决这些矛盾之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的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2）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根据，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人际关系上的表现。因此，毛泽东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其一，要划清两种界限，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解决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其二，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其三，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其四，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敌我矛盾是次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方法。
?浅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特色毛泽东，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六年孔夫子书”，“又上了七年资本主义的学校”，从康德二元论到黑格尔的唯心论；从孔孟儒学到康有为、严复的新学；从孙中山“三民主义”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新文化，兼容并蓄，纷繁杂陈，在艰苦中探索，追求革命的真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从井冈山到遵义，从遵义到北京，一步一步走出来，成为一代伟人。在长期的探索革命实践中，从种种主义、学说中汲取精华，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谛造者。中国历史也伴随着这个转变，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以他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不息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中的重要内容和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哲学思想最具有中国特色。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是廿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三大体系。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研究古今的指南，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难曲折、前仆后继探索中国革命和解放道路进程中，取得胜利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延伸与发展，是对中国哲学批判的继承。 中国哲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末期，在其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毛泽东哲学在这个特色中又富有新的鲜明内容。 一是与政治、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西方哲学侧重于科学和思维。中国哲学强调“修齐治平，安身立命”，并贯穿于“治世之道”之中。中国哲学一般不主张“为求知而求知”，求知和实行都是为了实现伦理道德的提高，并最终成为圣贤。毛泽东哲学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在改进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其有鲜明的“治世感”、“济世感”，始终把改变中国命运看成是自己的最高使命。毛泽东哲学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想着群众，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求发展，进而获得人生自由。 二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国哲学比较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不与西方哲学那样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分别和对抗。中国哲学认为人生、自然、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毛泽东哲学则在此基础上突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强调内因和外因的结合。把中国革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国内形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势利导，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胜利中预见挫折。 三是无神论传统。中国哲学“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①不同。中国哲学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无神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毛泽东哲学教导人们不信鬼神，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升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哲学指引下，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自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赢得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 毛泽东哲学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扎根于中国社会基础，诞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更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哲学在中国哲学的特点继承和发展中，又形成了自己最鲜明的特色，既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毛泽东天才革命家的本色。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凝炼出了中国化的特色。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生动壮观，复杂多样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概括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升华。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矛盾论》、《实践论》的问世，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思想指引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实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十大关系》的讲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这二个转变向世人证明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哲学是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长期的革命事业探索和实践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哲学最鲜明的特色，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活的灵魂，是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的核心和精髓。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是我党长期坚持和遵循的原则，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是“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②“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③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到创造性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权的革命道路；从井冈山星星之火，到铁流滚滚二万五千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年浴血奋战抗日寇，到百万雄师下江南，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证实，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实事求是，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指南。 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事求是地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顺利地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一度违背了中国的客观实际，超越客观规律，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重点，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三面红旗”，盲目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最后酿成了十年内乱，给我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后由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超常规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同志再三告诫全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④“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的我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二者是辩证的有机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坚持了承认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又肯定了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毛泽东同志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实事求是的阐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又对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进行了集中的生动的概括。因此，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的，生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三、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更是我党的根本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引入认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活的灵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和发展。独创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观点。 毛泽东历来强调：“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⑥一再要求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⑦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由弱变强，克敌制胜。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是把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践证明：一旦脱离群众，革命就遭受挫折。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革命就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孤立自己，使自己脱离群众，几乎把革命引入了绝路。正是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团结、组织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把革命引向了胜利。 在革命年代，我党依靠群众，用大刀长矛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疯狂的围剿，星星之火，化为燎原之势，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党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沿海特区建立和开放城市发展，从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到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转换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不闪烁着群众路线的光辉，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天才。这个天才，就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 四、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决定事物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外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能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速度，而且，外部矛盾必须通过内部矛盾运动起作用。独立自主就是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奉行、坚持独立自主。从十年内战到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和发动广大人发群众，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从“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到“我们正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⑧我们的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天天走向胜利，一天天走向富强。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依靠独立自主，一个一个地胜利实现。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我们把基点仍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基点上。毛泽东一贯强调：“我国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⑩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1)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国策。引进外援，吸引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是借鉴、批判地引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消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离开自力更生，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立足不稳，顷刻即垮。深圳、珠海等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崛起与腾飞，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经济技术开放区——沿江、沿边和内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都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 独立自主，是我们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从中国的现状和国情出发，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一个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把基点放在独立自主这个根本上，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紧紧围绕和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改革开放，是扬长避短，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毛主席提出的“洋为中用”，就是独立自主的生动体现和正确运用，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成了毛主席曾提到的“法门寺”中的那个“贾桂”了。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产物。 五、中国人民胜利之本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实事求是是核心，是第一位的。群众路线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和应用。独立自主则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以群众路线为前提，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我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独创性的总结与科学概括，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本，它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指南。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特色，使我们坚定信念，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一定会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就一定会对世界发展再展辉煌。
浅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特色毛泽东，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六年孔夫子书”，“又上了七年资本主义的学校”，从康德二元论到黑格尔的唯心论；从孔孟儒学到康有为、严复的新学；从孙中山“三民主义”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新文化，兼容并蓄，纷繁杂陈，在艰苦中探索，追求革命的真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从井冈山到遵义，从遵义到北京，一步一步走出来，成为一代伟人。在长期的探索革命实践中，从种种主义、学说中汲取精华，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谛造者。中国历史也伴随着这个转变，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以他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不息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中的重要内容和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哲学思想最具有中国特色。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是廿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三大体系。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研究古今的指南，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难曲折、前仆后继探索中国革命和解放道路进程中，取得胜利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延伸与发展，是对中国哲学批判的继承。 中国哲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末期，在其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毛泽东哲学在这个特色中又富有新的鲜明内容。 一是与政治、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西方哲学侧重于科学和思维。中国哲学强调“修齐治平，安身立命”，并贯穿于“治世之道”之中。中国哲学一般不主张“为求知而求知”，求知和实行都是为了实现伦理道德的提高，并最终成为圣贤。毛泽东哲学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在改进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其有鲜明的“治世感”、“济世感”，始终把改变中国命运看成是自己的最高使命。毛泽东哲学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想着群众，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求发展，进而获得人生自由。 二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国哲学比较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不与西方哲学那样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分别和对抗。中国哲学认为人生、自然、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毛泽东哲学则在此基础上突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强调内因和外因的结合。把中国革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国内形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势利导，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胜利中预见挫折。 三是无神论传统。中国哲学“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①不同。中国哲学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无神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毛泽东哲学教导人们不信鬼神，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升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哲学指引下，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自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赢得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 毛泽东哲学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扎根于中国社会基础，诞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更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哲学在中国哲学的特点继承和发展中，又形成了自己最鲜明的特色，既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毛泽东天才革命家的本色。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凝炼出了中国化的特色。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生动壮观，复杂多样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概括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升华。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矛盾论》、《实践论》的问世，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思想指引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实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十大关系》的讲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这二个转变向世人证明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哲学是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长期的革命事业探索和实践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哲学最鲜明的特色，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活的灵魂，是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的核心和精髓。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是我党长期坚持和遵循的原则，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是“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②“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③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到创造性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权的革命道路；从井冈山星星之火，到铁流滚滚二万五千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年浴血奋战抗日寇，到百万雄师下江南，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证实，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实事求是，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指南。 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事求是地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顺利地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一度违背了中国的客观实际，超越客观规律，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重点，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三面红旗”，盲目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最后酿成了十年内乱，给我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后由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超常规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同志再三告诫全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④“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的我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二者是辩证的有机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坚持了承认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又肯定了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毛泽东同志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实事求是的阐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又对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进行了集中的生动的概括。因此，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的，生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三、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更是我党的根本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引入认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活的灵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和发展。独创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观点。 毛泽东历来强调：“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⑥一再要求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⑦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由弱变强，克敌制胜。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是把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践证明：一旦脱离群众，革命就遭受挫折。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革命就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孤立自己，使自己脱离群众，几乎把革命引入了绝路。正是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团结、组织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把革命引向了胜利。 在革命年代，我党依靠群众，用大刀长矛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疯狂的围剿，星星之火，化为燎原之势，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党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沿海特区建立和开放城市发展，从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到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转换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不闪烁着群众路线的光辉，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天才。这个天才，就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 四、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决定事物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外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能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速度，而且，外部矛盾必须通过内部矛盾运动起作用。独立自主就是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奉行、坚持独立自主。从十年内战到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和发动广大人发群众，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从“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到“我们正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⑧我们的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天天走向胜利，一天天走向富强。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依靠独立自主，一个一个地胜利实现。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我们把基点仍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基点上。毛泽东一贯强调：“我国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⑩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1)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国策。引进外援，吸引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是借鉴、批判地引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消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离开自力更生，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立足不稳，顷刻即垮。深圳、珠海等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崛起与腾飞，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经济技术开放区——沿江、沿边和内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都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 独立自主，是我们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从中国的现状和国情出发，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一个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把基点放在独立自主这个根本上，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紧紧围绕和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改革开放，是扬长避短，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毛主席提出的“洋为中用”，就是独立自主的生动体现和正确运用，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成了毛主席曾提到的“法门寺”中的那个“贾桂”了。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产物。 五、中国人民胜利之本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实事求是是核心，是第一位的。群众路线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和应用。独立自主则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以群众路线为前提，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我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独创性的总结与科学概括，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本，它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指南。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特色，使我们坚定信念，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一定会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就一定会对世界发展再展辉煌。
? 论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毛泽东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宏富的，它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在毛泽东思想的百花园中，创新思想是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它体现于毛泽东关心、思索、研究的各个领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线。归纳、整理、分析和研究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毛泽东对理论创新必要性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却没有现成的具体答案。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任何照搬照抄经典著作，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独立思考品质的领导人，毛泽东向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则。在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固守书本和某项决议，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错误，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页。）1938年，毛泽东论述了理论结合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20多年实践经验，清算了党风中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进一步坚持了这个原则。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将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反复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0页。）1960年，毛泽东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个原则。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也是不行的。”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这个问题，是要阐述干革命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它的含义有三： 1.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倘若固守僵死的教条，就只能给各国革命带来危害。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实践中进行合乎本国实际的理论创造。 3.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革命党人必须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出指导革命的新理论来。 毛泽东关于理论创新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实践精神。他与其他的共产党人一道，坚持这个原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毛泽东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他本人则通过勤奋的读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二、毛泽东创新思想的主要体现 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突破，结出了丰硕成果，本文仅就几个方面试作概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毛泽东始终认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践中创造。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袖一道，以切实的中国国情为依据，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他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这不同于俄国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将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他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完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而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瓜分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条件下，革命应首先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展开，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不是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些理论，都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是前人书本上没有的，也是外国经验搬不来的。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成功范例。 毛泽东还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他否定了必须先机械化而后才能合作化的僵化做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合作化。他还成功地实施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际共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丰富了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这一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对当时全国上下在“学习苏联老大哥”口号下简单照搬照抄苏联建设经验，“一开始就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他数十次在大会小会上讲话，发表文章，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并率先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经济的工业化道路。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突破前苏联工业化模式束缚的创新产物，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打下了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说：“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是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1964年，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结合中国实际，打破常规，大胆探索创新，毛泽东在几十年前已经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进行科技创新的设想。 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从一个师范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毛泽东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总结经验，更机智灵活，更富有独创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主张从战争情况、时间条件、战争性质、地域条件、民族战争的指导规律的不同着眼，根据自己的特点，灵活应用，大胆创新。他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3页。）对于在战争中如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说：“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0页。）他的这一思想，成为他确立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和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较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又进一步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这些都是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创造性的贡献。 向外国学习方面。毛泽东首先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他们的长处学习。他又说：“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当然不要学。”（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85页。）这就是著名的“洋为中用”的原则。批判吸收外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而又生动活泼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说：“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讲话中，还明确而具体地谈到科技、医学、艺术的创新问题。他鼓励科技工作者用近代外国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做出独创性的努力，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他号召医务工作者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他要求艺术工作者学习外国艺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巧，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来。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创新是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是结论。 在教育方面。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身受旧教育制度的侵害，对旧教育制度弊端的认识和体会是极深切的。及至他后来与战友们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江西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他都力主批判旧教育，开展了许多适合革命斗争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建国后，毛泽东仍密切关注我国教育，他尤其对束缚人的创造力和各项能力发展的应试教育感到不满意，指出：“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28页。）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要以学生是否有创新见解作为教育评价体系主要标准的重要命题。他还鼓励学生不要受考试分数的束缚，要“大胆主动地学”，“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37页。）他的这些鼓励创新，有益创新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所开展的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和鼓励群众创新。毛泽东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依靠群众创新，鼓励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和行动，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31页。）“就是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谆谆教导全党：“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96页。）他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3页。）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和全党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毛泽东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创造湖南农民运动荡涤污泥浊水的创造精神，颂扬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鸡毛能够上天”的人间奇迹。他还要求全党要鼓励并创造条件释放群众的创造力。他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在旧制度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注：毛泽东：《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特别重视和鼓励青年人创新。他号召和倡导青年人积极主动创造，不要受名人、权威、有地位的学问家的束缚。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从来创立新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注：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在其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讲青年人的创造问题，一口气列举了29位古今中外青年发明家、创造家的事例，说：“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注：毛泽东：《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和鼓励群众创造精神的思想和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革命领袖中，显现得十分突出。 三、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创新思想在以上几个部分所展示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毛泽东通过创新而取得的成果，还有着举不胜举的实例。综观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创新与怀疑批判精神相结合。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怀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他道出了怀疑与创新的相互关系，道出了怀疑是创新意识的一种体现。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即具有怀疑与叛逆的思想和品格。他曾在10岁时用离家出走来抗议粗暴严厉的旧教育，也曾“忤逆不孝”，反抗父亲冷酷、专制的管教方法。他喜爱看歌颂叛逆和造反的“禁书”，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期间，他在《湘江评论》上大胆直抒对旧世界的怀疑和批判。成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后，他依然保持着对许多事物大胆怀疑、寻根究底的劲头。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都发端于对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怀疑。建国以后的毛泽东，在各个领域都保持着不竭的怀疑习惯和批判精神。1957年，毛泽东对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调查材料作了批注。对其中有人提出对马列经典著作不许怀疑，他批示道：“不许怀疑吗？”对有人问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他批示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这个问题旁边，他批示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对解放后实行脱离实际的教育教学制度，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40页。）继而提出一系列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教材删繁就简、提倡启发式教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颖的教育教学思想。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使毛泽东能够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使他能够独辟蹊径，有所创新。 其二，创新与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相结合。从前述可见，毛泽东在每一个领域提出的创新观念，都几乎与批判教条主义相联系。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毛泽东视之为主要危险。教条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其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形成一种束缚，马列的本本没说过，革命前驱者没做过，就不敢说也不敢做。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势必是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书本上的条条，拒绝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顽固保守，不敢也不许创新和突破。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勇于创新，敢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早檄文。在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运动中，教条主义路线受到了进一步的清算。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经验主义，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建国后，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奴隶主义，仍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奴隶主义的特征是盲从，迷信洋人和外国文化，盲目自卑、妄自菲薄，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孪生兄弟。鉴于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造成了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毛泽东在1958年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中明确提出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为此毛泽东还对全党反复进行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育。他认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他谈到不要迷信神仙，不要迷信洋人时说，相对别的星球，我们就是神仙；相对外国人，我们就是洋人。他批评类似贾桂那种站惯了，不敢坐的奴隶主义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风貌。他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注：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他号召：“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扫清创新障碍，为创新创造条件。 其三，创新与独立思考相结合。独立思考也是创新的极其重要的必备条件，它为创新提供思路、观点、理论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一个人能够有所创新，他必然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毛泽东是一个最具独立思考品格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崇拜偶像，对一切事物和现成理论保持不随波逐流，坚持不人云亦云地进行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态度。 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及100多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影响，中国人民的意识中总的说盲从思想比较严重，比较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意识。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也成为教条主义泛滥的一种思想根源。毛泽东反复要求全党在读书、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切记要独立思考。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自己在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每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学习理论书籍时，要加以分析，确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7页。）1957年，他与逻辑界、哲学界人士谈话时，倡导不论是领导革命还是搞科学研究，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听到有同志说跟着他走就不会错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糊里糊涂跟某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注：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对独立思考的强调，为我们明确了通向真理和创新的正确途径。 其四，创新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创新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要求人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规律相契合，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毛泽东的创新理论和实践表明，创新的立足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创新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创新正确与错误的检验标准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实践。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创新是与实事求是精神紧密结合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到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批驳过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唯书”现象，也批驳过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盲目执行上级指示的“唯上”现象。认为“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1页。） 创新的理论来源于客观实际，它正确与否的判定标准也是客观实际。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63页。）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多次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办法，“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正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这种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推进了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效果。 如上所述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四个主要特征，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怀疑引发探索和创新的兴趣，反对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为创新扫清思想障碍，独立思考为创新提供前提、方法和达到目的的路径，实事求是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创新则是灵魂，它决定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发展方向。 四、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底蕴 毛泽东从年轻时代起就喜爱哲学，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书，也潜心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宇宙的“大本大源”问题。毛泽东探索大本大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动”是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斗争着的。“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通过对以往变法的分析，他得出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注：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的结论；通过对体育之研究，从人人皆乐“动”，得出了“动必有道”，“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观点。他本人则以不断的运动、奋斗和拼搏，来达到“身心并宽”，以“实现自我”为人生最大乐趣，这些都折射出了毛泽东人生哲学和世界观的主要特征。 毛泽东年轻时代确立的这一哲学观，无疑蕴涵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思想。辩证唯物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物质存在的唯一客观形态便是运动。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地运动，导致了新旧事物的新陈代谢，导致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万象更新。因此，运动乃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规律。年轻的毛泽东之可贵处，在于他了解这一规律后并不束之高阁，或作为茶余饭后之清谈，而是自觉应用这一规律观察、分析、解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毛泽东的这一哲学观，随着他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更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变得更加完备和丰富。它成为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为此坚持了一生。 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中，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95页。）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这样的哲学观。1964年11月他在一个“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是怎样将源于“动”的这样一个哲学观，应用来分析、思辨人类对于宇宙事物的认识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又怎样地从这个哲学观出发，得出了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和不断发展真理的结论，这个结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它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毛泽东的这一哲学观，势必与教条主义者们机械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产生对立，发生冲突。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这一哲学观是完全正确的。 及至晚年，毛泽东仍坚持他的哲学观。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宾主共同探讨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说，“对称”原本是一个静止的观念，但按他的经验，“对称”对社会的发展不是最主要的，社会的发展是“动”。李政道认为，运动就是对称的。“对称”在科学上不是静止的观念，所有宇宙运动都跟“对称”有关。所有的“对称”都在“动”中。对李政道的观点，毛泽东点头称是，完全接受。这里，毛泽东和李政道并非闲来无事，坐而论道，它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哲学领域神来的思想交流，是他们历嗄晟缁崾导涂蒲笛樗贸龅纳羁痰恼苎逖椤Ｋ淙凰橇饺怂匦摹⒀芯俊⒋邮碌墓ぷ髁煊蚴羌幌嗤模从凶殴餐恼苎Ы崧郏?nbsp; 总之，毛泽东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动”。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发展观点，他将人的认识看作是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是思想的创新。 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对提高我国人民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推动我国正在开展的创新活动是有益的。毛泽东作为创造新世界的一代伟人，为我们树立了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光辉榜样。他的有关创新的教导，将鼓舞和鞭策我们奋勇前进在创新的大道上。可以肯定，随着我国创新活动愈加深入地展开，人们将会愈加领略宣传和发扬毛泽东创新思想的深远意义。
?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80年，跨入了新世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探索史、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 中国革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兴起了1922-1923年的中国工人运动高潮。这场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只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殊的力量，并且同国民党左派一度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导权。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懂得抓领导权，也不懂得抓军权，而是一味地埋头发动民众，结果在强大的右派势力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无力挽回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刻骨铭心。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遇到的又一个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响亮地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子[1]，并在攻打浏阳失利后，开创了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道路。从此，毛泽东始终站在了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 到农村实行武装割据，是一种临时的退却行为，还是一条新的革命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到底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毛泽东开辟的道路，一开始并没有被中央所承认，他还为此受到过处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纠正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成为后来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雏形。 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主力军和同盟者是农民阶级，这就提出一个的课题：如何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毛泽东尤其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还强调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允许枪指挥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土地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一场大变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课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式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总方针，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和政治路线的确立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这样，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基本成熟，解决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三大法宝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是毛泽东作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过程。在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这两篇重要著作，奠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又接连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演讲，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达到整顿作风、提高领导水平的目的。通过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深入人心。1945年中共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至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第一个理论成果。 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究竟有没有发展？有。不仅有发展，而且有重大发展。 建国以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传统的道路是苏联式的，就是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举过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单一国有制，而是形成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为科学制定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但大量的已经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习惯用战争年代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社会矛盾，结果造成矛盾的激化。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这一新学说，从理论上提出和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中共八大路线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新发展。此外，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在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等，也有一些新的建树。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 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第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第五，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 第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是毛泽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损害别国主权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道路的权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自己。 在国际斗争中，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要妥善处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敌对势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要打开国门，尽可能地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毛泽东本人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概括起来，就是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代替了实事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用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代替了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些都是严重偏离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后果。 回顾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它的创始人并没有追求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作书斋式的逻辑推导。理论创造的起点，不是从书斋里得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不是理论推导决定着理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起这种决定作用的力量始终是实践，是党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第二，理论完善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归根结底取决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取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能否制定出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的深入与发展，推动着理论不断完善。第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必须同时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双重品格，必须同时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偏重于理论品格而轻视实践品格，甚至用僵化了的理论来束缚实践。另一种是实用主义，偏重于实践的眼前的直接结果，而轻视长远的影响和理论指导，甚至用对物质文明和近期利益的追求来取代对理想、道德、信念的美好追求。这些，正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思想与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不进行理论创新，党就没有了活力，就会丧失生命力。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理论创新和不能丧失根本，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毛泽东思想还有哪些重要的指导意义呢？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有人问：邓小平理论有没有哲学基础？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际上，对“活的灵魂”，毛泽东生前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概括。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核作出这样高度概括的，正是邓小平。我们在谈到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个主脉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哲学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概括的提出，集中地表明了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不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学说，而且还直接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 第二，毛泽东思想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尽管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的内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已经取得了认识上的飞跃，但是最早提出这个历史性课题，开创了这个振兴中华的事业，并为此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 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哪些开创性贡献呢？(1)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2)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通过四个五年计划，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应当说，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设想，即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的。(3)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总结。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集中发展重工业，更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分工”，而是摸索出发展重工业同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我们既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苛求前人，更不能对今天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妄自菲薄。 第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多层面的。(1)从实现形式来说，要有中国气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作风、气派和智慧。(2)从实际内容来说，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决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以什么为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中心，还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毛泽东主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5]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完成改造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系统地批判继承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方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相结合的典范，是理论创新同发扬民族传统的典范，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总结。 80年过去了。继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产生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以后，***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一个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她的身上，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80年，跨入了新世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探索史、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 中国革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兴起了1922-1923年的中国工人运动高潮。这场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只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殊的力量，并且同国民党左派一度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导权。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懂得抓领导权，也不懂得抓军权，而是一味地埋头发动民众，结果在强大的右派势力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无力挽回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刻骨铭心。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遇到的又一个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响亮地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子[1]，并在攻打浏阳失利后，开创了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道路。从此，毛泽东始终站在了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 到农村实行武装割据，是一种临时的退却行为，还是一条新的革命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到底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毛泽东开辟的道路，一开始并没有被中央所承认，他还为此受到过处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纠正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成为后来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雏形。 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主力军和同盟者是农民阶级，这就提出一个的课题：如何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毛泽东尤其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还强调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允许枪指挥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土地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一场大变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课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式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总方针，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和政治路线的确立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这样，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基本成熟，解决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三大法宝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是毛泽东作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过程。在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这两篇重要著作，奠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又接连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演讲，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达到整顿作风、提高领导水平的目的。通过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深入人心。1945年中共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至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第一个理论成果。 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究竟有没有发展？有。不仅有发展，而且有重大发展。 建国以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传统的道路是苏联式的，就是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举过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单一国有制，而是形成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为科学制定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但大量的已经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习惯用战争年代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社会矛盾，结果造成矛盾的激化。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这一新学说，从理论上提出和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中共八大路线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新发展。此外，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在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等，也有一些新的建树。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 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第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第五，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 第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是毛泽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损害别国主权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道路的权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自己。 在国际斗争中，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要妥善处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敌对势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要打开国门，尽可能地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毛泽东本人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概括起来，就是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代替了实事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用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代替了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些都是严重偏离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后果。 回顾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它的创始人并没有追求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作书斋式的逻辑推导。理论创造的起点，不是从书斋里得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不是理论推导决定着理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起这种决定作用的力量始终是实践，是党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第二，理论完善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归根结底取决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取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能否制定出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的深入与发展，推动着理论不断完善。第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必须同时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双重品格，必须同时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偏重于理论品格而轻视实践品格，甚至用僵化了的理论来束缚实践。另一种是实用主义，偏重于实践的眼前的直接结果，而轻视长远的影响和理论指导，甚至用对物质文明和近期利益的追求来取代对理想、道德、信念的美好追求。这些，正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思想与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不进行理论创新，党就没有了活力，就会丧失生命力。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理论创新和不能丧失根本，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毛泽东思想还有哪些重要的指导意义呢？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有人问：邓小平理论有没有哲学基础？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际上，对“活的灵魂”，毛泽东生前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概括。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核作出这样高度概括的，正是邓小平。我们在谈到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个主脉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哲学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概括的提出，集中地表明了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不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学说，而且还直接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 第二，毛泽东思想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尽管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的内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已经取得了认识上的飞跃，但是最早提出这个历史性课题，开创了这个振兴中华的事业，并为此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 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哪些开创性贡献呢？(1)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2)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通过四个五年计划，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应当说，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设想，即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的。(3)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总结。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集中发展重工业，更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分工”，而是摸索出发展重工业同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我们既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苛求前人，更不能对今天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妄自菲薄。 第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多层面的。(1)从实现形式来说，要有中国气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作风、气派和智慧。(2)从实际内容来说，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决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以什么为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中心，还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毛泽东主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5]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完成改造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系统地批判继承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方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相结合的典范，是理论创新同发扬民族传统的典范，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总结。 80年过去了。继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产生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以后，***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一个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她的身上，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是一个过程。 毛泽东思想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科学体系。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贬之为“狭隘经验论”。这种被贬为“狭隘经验论”的理论却得到全党广大党员干部的拥护，靠的是它的真理性，靠的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排除了教条主义成分，认可了当时有决定性意义的毛泽东的战略，这是全党对毛泽东及其理论的第一次明确肯定。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全党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经过40年代初开始的延安整风，全党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热潮，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层和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就是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以毛泽东创立的理论和策略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党的新的觉醒。那么，毛泽东创立的这种理论是什么样的理论呢，应当怎样称呼这个理论呢？这就自然地提出了给这个理论命名的要求。 看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 据有人考证，最早作出这种努力的是杰出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抗日时期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军政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工作，“文革”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员）。1941年3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这一提法。 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题目就是《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这篇社论不但给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主义”，而且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提法，都带有命名的意义。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论述。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文章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以上这些深刻的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这充分说明，王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科学概念。 王稼祥是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但他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已经记载了这一史实：“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见该书第202页）但是，长时期中，人们总以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直到1981年，《红旗》杂志的文章还说：“一九四五年五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注：《红旗》1981年第2期。）80年代初，这一史实终于被一位学者订正了。 江苏无锡市职工大学的教师陈文源（后为江南大学教授），依据他多年的研究，针对《红旗》的文章，写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何时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红旗》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列举事实说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党的‘七大’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第一个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详尽论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纪念文章，而不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陈文源的文章明确肯定，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由王稼祥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报》编的《新论（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为“动态与资料”刊登了这篇文章。《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注意，决定在供内部参考的《理论研究资料》上发表（此刊物由该室“研究组”编，笔者当时在“理论动态组”）。《理论研究资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本期只刊这一篇文章）。 这期《理论研究资料》发出后，立即引起重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一位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来要这一期刊物。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指示下（中央领导怎样研究此事的，我无从知晓），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蛋腹菁醋攀植樵拇?938年至1945年七大这一段时间的中央档案、中央文件及《解放日报》等十几种报刊，弄清楚了这个问题。 刊登在《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1期（4月15日）的调研成果，即《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一文明确肯定（本文参考了这篇文章），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该文还阐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内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直到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写进了党章。 1985年，出版了《回忆王稼祥》一书。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为此写了序言，充分肯定了王稼祥提出和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他在序言中说：“一九四三年夏季，他抱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纪念我们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我们党在1922年召开的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党章。三大、四大、六大都修改了党章，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修改了党章。在七大以前，共有五个党章。但是，这五个党章都没有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条文，也没有在有关条文中提及。这说明，虽然我们党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在党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内，党处于自己的幼年时期，从全党情况看，对理论旗帜问题的认识不很明确也不很深刻。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概念，体现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的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造性举措，创造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七大以后，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理论旗帜都很重视，每次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都有指导思想的明确规定，这成了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从时代和任务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错误赶快改。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实现，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一卷，第11页。）毛泽东讲得更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四卷，第1515页。）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理论飞跃的强大推动力。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是理论飞跃的源泉。 以上是理论飞跃的客观条件。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三卷，第134页。）毛泽东独具的主观条件，使他成为第一次理论飞跃的主要承担者。 理论飞跃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结合的结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条件不具备，就不可能实现理论飞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迫切需要实现新的理论飞跃。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20多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毛泽东主观上也在作理论飞跃的努力，并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但却迟迟实现不了飞跃性的进展，相反，却一再陷入误区。原因就在主观条件不具备。毛泽东的思想越来越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一次理论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体地说，这次理论飞跃从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到40年代中期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标志着这一次理论飞跃的完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到90年代初，邓小平实现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很清醒的估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前后才十多年，相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相对于“三步走”所需的时间来说，都还是开始阶段。从总体上说，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们还是在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因此，这第二次理论飞跃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还处在这一次理论飞跃的进程之中。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可能出现理论发展更新的阶段，因为还没有出现新的理论飞跃的客观基础。 十五大报告郑重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里讲的，一个是坚持，一个是丰富，一个是发展。我们首先要自觉坚持邓小平理论（某些媒体很少提邓小平理论的现象值得注意），同时要努力发扬邓小平所倡导的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按照***提出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产生的理论成果也相当丰硕。但这两年来，理论界又出现了一种贬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奇谈怪论。此类情况说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位问题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人们还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此，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谈谈以下的话题。 一、如何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 3、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毛泽东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毛泽东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67～268页。）毛泽东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缦冉剑坏诙剑刮夜ひ底咴谑澜缜傲校媸迪峙┮怠⒐ひ怠⒐篮涂蒲Ъ际跸执?nbsp;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0页。）。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把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有人说毛泽东没有很多马列著作的藏书并由此断定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这反映出这些人恰恰是没有领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把握马列主义的本质。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见解、新观点，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有着三重关系：一是继承。就是坚持那些被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邓小平理论大部分内容是直接以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理论依据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纠正。主要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背离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重新纳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纠正错误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三是发展。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摆正那些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原有体制的禁锢，开创新的局面。总之，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科学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前进的三座里程碑，是我们党的三面伟大旗帜。三面旗帜一面也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
? 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从理论上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问题，从而架起了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发生嬗变，并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性质、地位、任务及长期性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认识。这个理论经过了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首次提出和使用了马列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地位，较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从而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有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9页。）。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以后，大力发展经济事业、充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经济结构作了深入分析，比较充分地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任务、意义和条件，更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历史必然的重要性。此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形成。 1947年至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进行了补充和发展。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从新的角度概括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并不危险的重要观点，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命题。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嬗变 建国后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已全面实施，这时，毛泽东更多的是思考和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设想，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发生了嬗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期限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此状况非短时间内所能改变，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文化基础也非短时间内所能建立，这就从根本上要求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57页。）不仅要存在，而且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随着建国后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在1952年9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判断，改变了已为全党所接受并写入《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首先不再认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前应有一个努力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时期：其次是由10年到15年以后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改变为从现在起就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年增加，争取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完成这一过渡的渐变过程。但事实上，仅用3年时间就已完成了过渡。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心任务的变化 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即发展生产力，完成资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工业经、商品化、社会化，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毛泽东是十分明确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2页。）。并规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总之，在建立了人民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19页。）。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处理经济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却开始偏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是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毛泽东则倾注全部精力搞“三改造”，而对“一化”却弃置不顾，为了急于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只注重向社会主义这一必然趋势的迅速发展，而忽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作用的变化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中，从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和“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作为“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20页。），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国初，毛泽东得出“我们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的结论。即使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初，毛泽东也并非要把资本主义从根本上绝灭。但在国民经济恢复后，毛泽东对国内矛盾进行思考时却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从而改变了原先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而有益的”看法，出现了从比较充分肯定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变为视资本主义有害、否定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大陆上急促地消灭了资本主义。 理论嬗变的原因分析 首先，建国后国营经济比重和作用的不断增长和远景规划引起的变化，使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期限的认识发生了波动。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国家运用政权的威力没收官僚资本，并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起决定作用的国营经济。其次，是实际工作积累的结果。一方面，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在工作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及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另一方面，土改后的广大个体农民，还缺乏进行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有进行劳动互助的要求。随着土改的完成，许多地区已建立各种简单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