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我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鸣犊中学重点实验班。学校距我家十五华里，道路崎岖不平，要涉过两条河，翻过一架塬，走读已不现实，必须食宿在校。当初，学校条件艰苦，学生宿舍是三间教室临时改成的瓦房，夏天，蚊虫叮咬；冬季，阴冷潮湿。同学们打
通铺，全班三十八个男生一个紧挨着一个挤在一起，晚上睡觉前，为了避免长虫吃过交界，侵占地盘，舍长总要拿尺子丈量地方，否则难以睡下。俗话说“人数过百，形形色色”。打呼噜、磨牙、放屁、说胡话、尿床，司空见惯，房间里总充斥着一种怪怪的难闻气味。有的同学不习惯，便上访到学校。
“上学又不是做官，条件要那么好干吗？”校领导回答。
“可也不是蹲大狱。”学生们不服，但又不敢当面顶撞领导，只能背过身去，私下里嘟囔。
学校办有学生灶，同学们自带粮食，交到灶上，加点人民币，兑换成饭票，开饭时排队购买，有时去晚了则没饭。所以，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个个如打仗一般，夹着碗筷，飞也似的往灶上跑。一位同学在作文中写道：“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如脱缰的野马一样……”语文老师称赞形容得恰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
灶上每周安排一位老师值周，维持买饭秩序。教导主任杨德林老师称之为“君子谋道，小人谋食”。
“小人就小人，总比死人强。”同学们嘴上不说，心里不服。
杨老师很有心计，一次县上召开运动会，杨老师慧眼识英才，竟在争先恐后的买饭过程中相中了一名运动员。该运动员不负众望，一次囊括一百米、二百米、一千五百米三项冠军，为学校争得荣誉。
早餐玉米糊糊，午饭糊汤面，晚上供应开水，吃自带干粮。这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中学生来讲，根本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路近的同学每周回家取两次馍，条件好的家长会送来，像我这样路途遥远的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冬天还好办，但其他季节，担心干粮发霉变质，每次都要焙干，晒干，拿到学校泡着稀饭或开水充饥。
1979年秋，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之老天凑趣，风调雨顺，秋庄稼收成不错。但由于当年夏收时，仍然是大锅饭，夏粮歉收。干粮也是一半麦面，一半苞谷面掺和着。有则笑话，说旱塬上的一户人家，几年未见米粒，一天晚上，一家人商议着想喝大米粥。恰遇停电，黑灯瞎火的，锅开了，下了几粒米，熬了半天，舀饭时却发现煮的是清水，大米下到了锅台上。这虽不是真实故事，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米、白面的紧缺。
我的两个弟弟总是翘首盼周末，因为平时家里没馍，只有等到周日，他们才能跟着沾沾光，混顿馍吃。而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馒头，大概是那三年初中时，霉变馒头吃得太多，倒了胃口的缘故吧。
同村和我一起考上重点中学的还有两位同学，一名叫郭娃利，初中毕业上了航空学校，是初中中专，现在西安飞机城某研究院任职；另一名叫李成仁，没能成功，早已成仁。其兄李有成是我们高寨村最早的一名大学生，属于老三届，考取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当初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毕业以后分配到一家军工企业——蓝田县境内的向阳公司，在子弟中学任教，其父逢人便夸儿子又给他汇了多少钱，带回多少东西，村民们很羡慕，尊其为“老爷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李有成被单位除了名，其间开过一家餐馆，让其弟弟前去帮忙。李成仁在办理健康证时查出身体有病，不久便去世了。此后，李有成也不知踪迹，有人说发了大财，开着一家公司；也有人说混得很背，在给别人打工。反正这些只是听说，谁也没见过，“老爷子”离世时，也未回家尽孝。我想，倘真成了气候，早都该回来重修祖坟，再建祖庙了。连黄帝陵都每年祭奠，给自己的祖先磕几个头、烧几炷香也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
比我稍长，我们村还出了一位大学生，叫方稳田，毕业于四川石油学院，分配至安徽蚌埠市某部队后勤部。工作几年，成绩斐然，提为团职。终因割舍不下家乡父母的牵挂，转业回到了家乡，在某县石油公司工作。因不安于现状，创办高科技炼油厂，后企业破产，多年积蓄化为乌有，而且债台高筑，现在赋闲在单位，也混得灰头灰脸。
与此相反，倒有几位中专毕业生和部队转业干部，回乡后一直在单位，安安分分，稳扎稳打，成为单位的中流砥柱。
我初中时的班主任王珍芳老师，得悉我等的际遇后，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过去老师眼里的一些尖子生，相继进入大学深造，最后竟都成了社会闲散人员；而看似不怎样的学生，有的顶替了父母，接了班，有的参了军，后来却成为单位的骨干。捯来捯去，连老师也搞不清以后该如何教育、培养学生了。”
无独有偶，有一则外国幽默，校长告诫新来的老师：如果一位学生学业优秀，你要善待他，他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对社会可能有所贡献；如果一位学生学业良好，你也要善待他，他可能会返校当老师，成为你的同事；如果一位学生学业一般，你更要善待他，他可能会赚大钱，会给学校捐一笔款子；如果一位学生学业很差，而且经常考试作弊，你最要善待他，因为他将来很有可能竞选总统或议员，成为国人景仰的领袖。
看来，王老师的疑虑已经跨出了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王珍芳老师，曾经给了我慈母一般的爱。由于个人爱好，我喜读课外书，在昏黄的灯光下，损坏了眼睛，我年幼无知，孤陋寡闻，一直没有意识到视力问题，那时也少有近视一说。读初中时，我坐在后排，看不清黑板，学习成绩下滑。王老师觉得很蹊跷，几次找我谈心。我感觉自己学习不如人，不好意思主动提出要求，如此反复多次，老师最终弄清了原委，
立即将我的座位调到了前排。我也不辜负老师的厚爱，学习迎头赶上，老师亦倍感欣慰。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人多劳力少，学校离家又远，生活一直很困难。王老师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我，每逢周末，便主动将自行车借给我，方便我回家与返校。
大学时，我常给老师写信，谈理想，谈抱负。王老师也常回信勉励我，告诫我。但是，在毕业后的这十几年里，自己蓬头垢面，窝窝囊囊，活得不像人样，无颜再与老师联系。其实我知道，恩师就在西安市二十六中，她对我期望太高，我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1981年初中毕业，按照我的中考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县级重点高中。但由于家境贫寒，我最终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普通学校——引镇中学，就是现在的长安六中。在这里，我走读上学，一方面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家里干农活，另一方面吃住在家也省却了不少的费用。
引镇中学培育了我，但实话实说，我对学校印象不佳。
我参加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不是开学典礼，欢迎新同学，而是一位老师的追悼会。大会是由一位据说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造反派头目主持：
“第一项，全体起立，默哀五分钟，奏哀乐！”
话音刚落，本来悲悲戚戚的气氛忽然变成哄堂大笑，校长叫“乐”，大家岂敢不乐！原来主持人竟将“音乐”之“乐”读成了“快乐”之“乐”。
“就这水平，还当校长？！”大家背后议论纷纷。
引镇比邻蓝田、柞水县，是长安东部塬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农历三、六、九逢集，商贾云集。引镇中学始建于1953年，是长安县设立最早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历史上也曾人才辈出。高考制度恢复后，部分优秀教师纷纷告别穷乡僻壤，举家迁往大都市，享受城市生活去了。到我们入学时，教育质量已日见衰微，今不如昔了。
街面上的人有优越感，刁蛮、任性，学校管理也有漏洞，那时没有保安，门卫是位退了休的老教师，待人诚恳，脾性谦和，是个老好人，但对地痞流氓，如秀才遇见兵，无可奈何，街痞随便出入校园比在自己家里还便当。学生为了免遭骚扰、欺压、勒索，往往拉帮结派，寻找靠山，这就更助长了一些街痞无赖的嚣张气焰。
有这样的大环境，校园内的小环境也如出一辙。高年级欺负低年级，离家近的欺压离家远的，宛如旧时的上海滩，形成种种帮派势力，打架斗殴严重。记得有一次，两位高年级同学李某与赵某，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展开决战，在校园内大打出手，老师们管不了，躲得远远的，却引得不少学生围观瞧热闹。
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败，战至半酣，赵某随手操起半截砖头砸向李某，说时迟，那时快，李某闪身躲过，砖头砸在教室门上，反弹过来，落到一位围观同学的头上，该同学手捂伤口，顿时血流如注。赵某稍一愣神，李某抓住战机，一个健步冲上，按住赵某后背，使出浑身力气，猛击一拳，赵某当场吐血。李某一拳定乾坤，从此确立了“龙头老大”的地位，前呼后拥，好不气派。
引镇街道分东、西、南三个堡子和北街，共四个行政村，开放搞活之初，禁锢已久的乡民如初出牢笼之鸟，有事无事总爱在集上闲逛瞎转悠，集市贸易活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引镇街道在东部塬区率先富了起来，村民们手里有了便当钱，便大兴土木，而引镇中学的学生，为了在校外寻找靠山，自然而然地成为免费的小工。
校风的根本好转缘于一次偶然的机缘。
两位同学课间嬉戏，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来我往，互不吃亏，不久恼了，一位同学出手偏重，打在对方的小腹上。挨打者顿时手抱腹部，萎缩于地，虚汗不止。旁观者急送镇卫生院，结果内脏出血，不治而亡。公捕公判大会就在学校的大操场举行，尽管打人者属于过失伤人，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伤人者难逃法律的制裁，师生们则从中汲取了血的教训。
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农村中学外语教师短缺，开设英语课程较晚。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老师拼命赶进度，同学们如听天书，有的同学跟不上，干脆自动放弃了，杨余利便是其中之一。
杨余利的父亲是个小木匠，有手艺，家境好。杨余利上学时，手表、自行车一应俱全，家庭条件优越，把读书升学当作谝闲传，据说家里还给他订了媳妇。语文老师常常教诲我们，长大以后要当什么什么“家”，不要做什么什么“匠”，我们便看他，扮鬼脸，吹口哨，他便脸红，大家哈哈大笑。我买了一部小收音机，收听英语讲座，他老跟我争抢，偏要听秦腔、流行歌曲。他学了三年英语，识不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单词仅会写一个“English”，还读成“外国里氏”。
进入高三，学校分文理科，我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文科。老师、同学们纷纷质疑：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何必报考文科。”
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头脑不够用，数理化学不懂才会选择文科。他们哪里知道，我自幼饱览群书，博闻强识，倘不学文，这些资源岂不白白浪费！
现在看来，当初选择学文，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败笔，除外语类之外，文科多属软科学，与政治结合太过密切，倘若头脑不灵活，不会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又无叔伯阿姨提携，绝无前途可言。如果学理工科，以我的成绩和天赋，必考清华，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毕业后即使时运不济，分配到柴油机配件厂，也会如咸阳街头擦皮鞋的工程师所说的那样，用所学知识改进、改造柴油配件设备，或许能使工厂起死回生，为地方经济做点贡献，断无学非所用、沦落街头杀猪卖肉为生的道理。
抛开这一切不说，单从应试的角度讲，理科成绩优秀的学生弃理从文未必就吃亏，因为语文、数学、外语是文、理科都必须考的科目，而铁了心学文的学生往往数学成绩不好，这恰是我等的优势。
选择了文科之后，我重点突破英语、历史、地理。因为对我而言，语文、数学即使不复习，单凭以往的基础，考试时也不至于拖了后腿。至于政治，与时事结合太紧，死记硬背的玩意儿，临阵磨枪，不亮也光，背得早了，到时候反倒又忘了，或者又过时了，跟不紧形势，白忙活一场。
如此调整了思路，上课便不再用心。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讲得神采飞扬，唾沫星子乱溅，我却在座位上心猿意马，昏昏沉沉，打起了瞌睡，被老师发觉，罚站到后排。我不服气，赌气似的取出一本英语书，叽里咕噜读了起来，又被老师请到了教室外面。我故意作弄老师，未加理会，扭头就走。老师恼羞成怒，捡起一块砖头，在后面追赶。我年轻力壮，身手敏捷，老师硬胳膊硬腿，哪里追得上？在学校兜了几个大圈子，老师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我自逍遥法外，嬉皮笑脸，气得老师破口大骂：
“日后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把驴骑到俺家门前，撅俺的先人！”
后来我考上北大，得饶人处且饶人，并未睚眦必报，如老师所说，骑上驴堵住门去骂他的先人。老师也似乎很健忘，将那件事忘却了，始终没能想起班里曾经有过我这么一位调皮捣蛋、经常旷课的学生。
1984年高中毕业，我以全校第一、遥遥领先其他同学的成绩超过了大专录取分数线，但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分数相对较低。我权衡再三，认为自己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个别老师、同学的怂恿下，最终自动放弃上西安师专的机会，选择了复读。
分田到户后，粮食日见宽裕，再也不必为吃饭发熬煎了。这时父亲也开始做一点“投机倒把”的买卖，农闲时分，买来牛、马、驴、骡等牲畜，精心喂养一段时间，上膘后，农忙时节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
猪是不屑再喂了，没有利润，还劳累人，但有时却贩。1980年前后，关中地区猪价大跌，猪仔三元一只，少人问津。价值规律之下，河南猪贩子蜂拥而至，专门收购老母猪，据说老母猪皮粗肉厚，骨头硬，寿命长，可以几天不吃不喝，长途贩运死不了。父亲曾与河南省漯河市的一位小学教师搭帮，专做老母猪生意。每次小学教师前来，与我住同一间屋子，他鼾声雷动，脚气熏天，但我们一家还得委曲求全，奉财神似的尊为上宾，好酒好菜好茶饭地悉心招待。
那时，祖母还健在，整日拖着一双小脚，忙前忙后，照顾一大家子的饮食起居。
奶奶是1986年春天，即我上大学的第二年过世的。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没有吃过一天闲饭，总是屋里屋外，扑前奔后，忙里忙外的。听父亲讲，爷爷年轻时是个江湖派，狐朋狗友结交了一大帮，挥金如土，嗜赌成性，三天、五天见不了踪影，常把奶奶一个人撇在家里，奶奶孤独，学会了吸旱烟。后来，爷爷把祖上积攒的基业如一个鸡毛毽子，放到脚尖，“嘣噔”一声踢踏得一干二净。“树倒猢狲散”，没钱了，酒肉朋友也不勾引了，爷爷金盆洗手，奶奶也染上了烟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亏得爷爷赌运不佳，否则“社教”时我家不是地主便是富农，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爷爷失却江山有功，五十多岁就抱病在床，做起了老人，而奶奶却因咳得厉害，扔掉了旱烟袋。1985年底，我放寒假回家，奶奶已卧病在床，几天水米未进了。看过赤脚医生，没穿鞋的大夫说没什么大病，偶感风寒而已，吃他几服中西医结合的药就会好的。但我知道，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风烛残年，如不停运转的机器，零部件已经磨损得不成了样子，说是没病，其实已浑身是病。
想到奶奶辛劳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如今病成了木乃伊的模样，将不久于人世，我心头一酸，不停地抹眼泪。奶奶却宽慰：
“俺娃甭难受，你上了大学，我走就放心了。到了阴曹地府，我会跟你爷、你妈说你出息了，叫他们也放心。”
我号啕大哭，亲戚邻里都跟着流泪，大团圆的日子顷刻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哭罢，我自己下厨，给奶奶炖好鸡蛋羹，喂奶奶慢慢地喝下。以后几天，我哪儿也不去，整日守在***炕前，精心侍奉，希望在奶奶弥留之际，跟奶奶多呆一会儿，尽点孝心。奶奶心中高兴，竟能挣扎着吃点东西，一天一天也好了起来。
过完小年，到了返校的日子，奶奶奇迹般能下炕走动了，说她命长，死不了，还等着抱重孙子呢！
我便放心地返回了学校，没想到，这一走，与奶奶竟成永诀。听父亲后来讲，我刚走，奶奶又睡倒了，再也没能爬起来。回光返照时，叮嘱父亲，千万不要给我发电报，娃学本事重要，耽误了学业，她死不瞑目。
父亲终于没有把***死讯告诉我，还让二弟给我写信报平安呢！可怜的奶奶，临死都未能见她最疼爱的大孙子最后一面，而我，作为长孙，许多年来，也因未能送亲爱的奶奶最后一程而懊悔不已。
1981年秋，关中地区遭遇了百年一遇的连阴雨。这雨淅淅沥沥，没完没了，一下就是五十多天。好久见不着阳光，到处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仿佛连人都快下霉了。
老屋历经了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破败不堪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在每一次小修之后，父亲总会重复同样的话：“无论怎样，天晴后，都应该好好修缮一下了！”
但阴雨过后，我们依旧住在风雨飘摇的老屋，父亲也不再提及当初重复过多次的话。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经过几十个春秋的风吹日晒，柱子、檩、椽都已腐朽，简单的修缮已经不可能，必须推倒重盖，我们的钱不够。
到了六十年一个花甲子的1984年，古谚云：“不兴甲兵闹灾荒”，家家户户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老屋却再也支撑不住，倒塌了，一家人寄住在生产队废弃的饲养室里。
尽管有甲子年不宜立木的讲究，但事已至此，也顾不了许多，一家人总不能住在瞭天地里。
帮我家盖房子的是我的当民叔。
当民叔是地主的后代，父亲的朋友，和我家隔路相望。阶级斗争年代，批斗会上总有他双手背后，“老实交代”的身影。他年轻时因为成分大，讨不下老婆，与邻村一位富农子弟换亲。后来他妹妹长大心高，看不上富农的傻儿子，撕毁婚约，当民叔的老婆为了弟弟，也狠下心肠，撂下儿子与他离了婚。但当民叔一表人才，人有本事，他“唉”的一声，一气之下，从大山里领回一个漂亮娘儿们，让村子里的光棍汉们羡慕不已。
多年之后，本村青年东峰因人实诚订不下媳妇，其父备好礼品，找到当民叔山里的婆姨：“他婶子，你看着给咱东峰在你们山里头也拾掇一个媳妇，行不？”
“现在俺山里头条件好了，拾掇不下了！”当时给东峰他大来了个嘴啃地，成为村民的笑柄。
要知道关中方言里，“拾掇”是个很刺耳的词汇，含有“凑合”、“收拾破烂”的意思。
当民叔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常年浪荡在外，为了谋生，学了一身瓦工的好手艺。改革开放后，他率先拉起了私人建筑队，很快成为村里的首富。父亲常与他开玩笑：
“你是不是又想当地主了，小心斗争你！”
当民叔起先由于土地多而成为地主，贫下中农们纷纷与他划清了界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却因为钱多而成为共产党员，当上村长，乡亲们又纷纷与他拉关系，套近乎。短短几十年，从小少爷到狗崽子，从地富反坏右被批判的对象到大老板再到村干部，最后冤死，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命运之神数次捉弄于他，世态之炎凉也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钱是人的胆，权是人的识。当民叔发家致富以后，社会交往宽广了许多。一个偶然的机会，其弟弟结识了省民政厅某领导的儿子，有了这层关系，当民叔又依仗村长的权力，廉价租赁了村子里几百亩坡地，创建了“凤栖山骨灰墓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墓园刚刚建好，产生经济效益，正日进斗金的时候，却拱手让与他人，自己患上了淋巴肿瘤，在省城某三级甲等医院甩出了十多万元之后，撒手人寰了，真正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经济时代，金钱比人情贵重。当民叔既然患了不治之症，现代医学回天乏力，人们挣钱不易，如果再破费去巴结一个死人已失去了功利价值，带不来任何实际利益。所以在他病危的三十多天里，据说除了至亲至爱之人，没有人去医院探望过他。我与父亲看他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说话已经非常艰难，人生很快就要画上句号，回想起如梦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父子触景生情，心里也挺难受。
粮食宽裕了，可农活也多了。在农村，每到秋夏两忙，中小学都要放忙假，一般为两个星期左右。师生们大都来源于乡村，家中都有几亩责任田，学生暂且不说，民办、“一头沉”老师多，他们可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小学生年幼，干不了重体力活，夏忙拾麦穗，秋收掰玉米棒子，晾晒粮食，翻红薯，颗粒归仓，都是力所能及的活路。况且古诗都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倘若暴殄天物，对不起辛勤劳作的父母，更对不起赐予五谷杂粮的上苍，说不定哪天老天震怒，降下罪责，来个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岂不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责任制后，我长成了小伙子，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1985年“三夏”大忙，我面临高考，而八亩小麦却同时成熟，“鲤鱼跳龙门”与“虎口夺食”狭路相逢。夏天的天气如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阵大风袭来，雷声阵阵，顷刻之间大雨倾盆，到手的粮食就要泡汤了。
学校也有升学压力，给其他年级放了忙假，留下初、高中毕业班照常上课，但我不得已
，还是请了假。一天，我天不亮起来，拿着镰刀，上了坡地，头顶烈日，忍着酷暑，水米未进，一口气干了七个小时。渴了，舔舔嘴唇，饿了，坚持坚持，待将六分小麦全部割完，自己却因高温作业，劳累过度而中暑，晕倒在田间地头。
学校对复读生的环境是宽松的，放任自流的，你爱学不学，反正又不花老师的钱，考不上，明年继续复读，学校照收银子不误，还多了一条创收渠道，何乐而不为？
引镇中学后面有座塘库，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的产物，责任制后，多年不用，早已干涸。这里，冬日背风向阳，空气新鲜又安静，铺些柴草，坐着，躺着看书，累了，睡一觉，醒来再看；春夏秋季，塘库旁的田间小道，绿树成阴，凉风阵阵，鸟语花香，正是读书学习的好去处。不经意间，我发现了这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告诉了另一位孙姓同学，于是，我们俩成双结伴，带上干粮，一大早便来到此处，天黑方回，难怪语文老师教了我们一年课，竟不记得曾经有过我这么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在这里，我们不受老师授课的限制，自由安排，针对各自的薄弱环节，突出重点，各个击破，学习上突飞猛进。后来，我考取北大中文系，孙姓同学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父母争了气，为学校争了光，引镇中学也算放了两颗大大的卫星。
学校有个习惯，明天考试或者测验，今天晚上授课老师必定辅导，辅导内容必与试题有瓜葛。有的同学得了高分就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学习确实了得，不然怎么能得九十多分一百分呢？可惜的是，该校老师并不参与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真正考试时便露出了马脚。我对于这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做法不屑一顾，每每冷嘲热讽。老师就说我轻狂，“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才咣当。”
1985年，我以531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绝对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村子里打了锣，乡亲们奔走相告，说那是天子脚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呆过的地方，了不得啦，祖上烧了碌碡粗的高香，几辈子修得的福分，出了人中龙凤，亲朋好友邻里乡党脸上都有光彩。父亲更是喜上眉梢，一改以往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脾性，割肉打酒，几次在家中大宴宾客。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带着简单的行囊，肩负着家乡父老的期盼，独自一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那年，我一十九岁。
临行，亲戚朋友为我送行，走到村口，我叫他们回去，送人千里，终须一别，况且奶奶年纪大了，又是小脚，行走不便。他们也答应不送，挥手言别。我继续前行，走过一段，感觉身后有些异样，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就在身后。那情，那景，深深地印入脑际，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多少穷酸秀才梦寐以求飞黄腾达的捷径。我，一个来自大西北穷乡僻壤的山村穷小子，一旦踏上京师的土地，总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掐掐鼻子，撕撕耳朵，疼疼的不是梦境，于是心中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首都，共和国的心脏！我在心底祈祷，但愿自己不是这繁华都市的一位匆匆过客，更不是南柯一梦。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顾不得旅途的劳顿，更来不及欣赏京城旖旎的风光，放下行李，急忙来到天安门广场，拍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捎回家。
军训之后，学校正式开课了。我的专业是汉语语言学，研究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老师们是蜚声中外的，而专业课却是枯燥无味的。在我的意识里，中文就是文学，与中小学学过的语文是一码事，只是到了大学，故弄玄虚，叫法不同罢了。我喜欢小说，故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系，以后无论搞文艺创作、文学批评抑或其他文字工作，都是我所钟爱的，岂料语言与文学根本就是两回事。孔乙己说“茴”字有四种写法，而今，距离孔乙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老夫子的不懈钻研，“回”字可能已经发展成八种写法。中学里，语文老师从未讲过，可见，偏远中学如何孤陋寡闻，对大学课程的设置又是如何陌生。
我们的班主任张猛老师，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的研究生，现已移居日本。他曾在一次班会上告诫我们，学习、研究语言要耐得住孤寂，心无旁骛，持之以恒，有坐坏板凳的精神，则必成大器。
尽管专业课很乏味，但一些老先生的讲课依然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何九盈的《古代汉语》风趣幽默，王理嘉的《现代汉语》一丝不苟，裘锡圭的《古文字学》高深莫测，唐作藩的《音韵学》晦涩难懂，陆俭明的《语法研究》简明扼要，许嘉璐的《训诂学》触类旁通，郭锡良的《汉语史》有板有眼，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考证枯燥，王扶汉的《易学研究》不知所云……
最有趣的当属叶蜚声老先生。对于叶老，同学们久闻大名，不见其人。想像中的叶老先生必是鹤发童颜，白发飘逸，神仙一般的人物。一天，上《理论语言学》课，铃响了，一位边幅不修，衣冠不整的老者走进教室，同学们以为打扫卫生的工人师傅来了，纷纷将废纸、果皮等垃圾拿出，不料老者却走上讲台，同时以多种外语讲授“比较语言学”，这才知道老者竟是人如其名的叶蜚声教授。
还有一次，是初冬季节，同学们相约去燕南园欣赏落叶，却看见叶老先生在储存大白菜，大家很奇怪：解放前已蜚声海内外的叶老先生咋还吃大白菜？问之，答曰：
“旧社会老师月俸一百块现大洋，那时一块大洋可买大米一袋；而今老师的工资每月二百六十元，可买八十斤黄瓜，将老师吃得满脸菜色。”
入学之初，有一门公共课《中国通史》，上大堂，好几个系几百人挤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坐在后排，既听不清，又看不见，而且都是中学时学过的，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倍感无味，就经常逃课。到后来，能容纳三百余人的大教室竟只剩下寥寥五六个学生。老师不动声色，依然照本宣科，我行我素。我们以为老师平和，颇有大教授的风度，但期终考试却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当头棒喝。他全考讲义，照教科书内容答题者一律判错，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同学不及格，我也仅得55分，放寒假后提心吊胆，春节都无心思过，操心第二学期补考。
在北大，累计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取消学位。有了《中国通史》的教训，同学们再也不敢妄自托大，以后凡是必修课，无论如何乏味，均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认真记好笔记，给足老师情面，唯恐某些老师心胸狭窄，打击报复，到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丢了学位，寒窗苦读，付之流水。
“清华如花羡云端，北大秋水隔婵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大崇尚科学民主，对各种思潮“兼容并包”，学生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许多学者以能在北大演讲为幸，甚至连一代大侠、武学宗师金庸先生都曾喟叹平生做过三件不自量力之事：草堂题诗，兰亭挥毫，北大讲学。我等农家子弟，鲜有家学渊源，业余爱好极少，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公共课等必修课程外，把不少精力和时间投放到选修课和各类讲座上，以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
可惜人生没有未卜先知，倘能预测以后要从事杀猪卖肉的行当，求学之际，就该选择“中国屠夫学院”，苦心钻研开膛破肚、剔骨、剥皮的技艺，这样以后开店会更专业。即使不幸考上了北大，也不必每日“帮、旁、并、明、非、敷、奉、微”的瞎捣鼓，节约出时间，多与学三食堂的大师傅们亲近亲近，先取得感性认识，免得后来走了不少弯路，折了老本。
引镇中学有一位老师是鸣犊镇嘴头村人，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过几年俄语。大众场合，对党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修理地球多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改行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该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地方口音浓重，同学们戏称“口头英语”，简称“口语”，讲起英语，假洋鬼子略知一二，真洋鬼子可听不明白。高考时我英语成绩之所以不错，是占了不要求听力的便宜。到了大学，这种哑巴英语很不合时宜，老师讲课，几乎不知所云，一度曾经灰心，所以选修日语，希望听、说、读、写从头学起。
有一位青海民族学院的进修研究生，叫程凯，日语很流利，现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他身患残疾，行动不便，北大对进修生又不解决住宿问题，这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我被其精神所感召，常常上课、自习帮其占座位，又通过同学关系在数学系帮他找到一张床位，而在日语学习上，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还认识一位日本人，叫菅健，来自东京大学，很有优越感。他研究中国文化，在学习上我们取长补短，我辅导他汉语，他教我学日语，顺便了解日本的风土民情。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尽管信仰不同，却非常投缘。一次，我鼓足勇气，问了他一些我在肚子里憋了许久的问题：
“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小日本鬼精鬼精，笑而不答。
“你到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学会了睡午觉。”
“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在日本赚钱，来中国生活。”
…………
我愕然。
那时大学门槛高，尤其像北大这样浪得虚名的学校，每年在几百万毕业生中挑人，竞争之激烈绝不亚于诸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名校，学生们自幼就将脑袋削尖，过独木桥似的想尽法子往里边挤，即使万分之一跨进校门，也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丝毫也不敢懈怠。
如今高等院校大规模地扩招了，百分之六十的升学率，连我的母校——引镇中学，每年都要给高等院校输送一二百名人才。再看看扩招后的大学，只要父母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到高等院校转悠一圈，取得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好看而不实用。尤其一些民办院校，生源已非常艰难，更不会由于分数的原因而将怀揣大把人民币的莘莘学子拒之门外，几年下来，倒是成就了不少鸳鸯，满目的江郎。
当然，我说这些，并没有诋毁民办院校的意思，应该说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说的是，那时，大学竞争之激烈，百分之三的升学率，大部分学生在学校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式地忙碌着，生活圈子狭窄，学习、学习、再学习，枯燥而乏味，远没有如今的学生网吧、游戏、谈恋爱，活得洒脱自在，丰富多彩。
宿舍是我们的乐园。我们每个人都有绰号，我来自陕西，他们叫我“老陕”，也是“臭大”，广东的哑巴是“傻二”，北京的京片子叫“瘪三”，尖嘴猴腮的湖南人是“猴四”，大连的老白鸡是“麻五”，江西井冈山的白面书生叫“狗六”。每个人各有特点，傻二傻头傻脑，却傻人有傻福，而今已有两个儿子，是广东某县的实力派官员了。他最早背叛了南方，不吃米饭，喜食馒头、面条，满口潮州普通话，说话像吵架，打太极拳老师评价“有力”，吃饭便要死皇帝（吃饭叫“驾崩”），每日必品功夫茶，而且嘴皮子工夫日益见长，大家很惧怕噪音污染，希望他早日不会说话，所以叫他“哑巴”。他则偷偷地去掉了“口”字旁，据说在闽南话中“亚”“阿”同音，无形之中让这傻小子占了便宜；北京半壁店的小瘪三，说话总把舌尖翘起，故意混淆普通话与北京话的界限，然后嘲笑我们的普通话少盐寡醋；每天都要照无数遍镜子，拨弄几下吉他，唱一些忧郁的歌的猴四，对于别人都长胡子，甚至连女同学都有“络腮胡子”的绰号，而自己颌下却童山濯濯非常恼火；脸上时隐时现几粒麻点的麻五老白鸡酷似警匪片中的老大，当听心仪的女孩说他声音很有磁性的时候，经常在楼道里一展歌喉，唱一些跑了调、走了味的歌；以清词丽句著称的狗六，自喻为情种，到处拈花惹草，刚送走桂林大学的痴心女，却又迷住了北京四中一个很清纯的小姑娘，害得人家三天两头找上门来，自己却东躲西藏，免得落下拐带幼女之嫌。一代神人，“佛学大师”王伟正，大学四年，五载参禅，终未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不得不从最北端的哈尔滨，跑到最南端的广州，做起了城市的美容师；书贩子胡足青，我们班五大三粗的那个，在学校举办的拳击擂台赛上，一记勾拳，将对手打翻在地，老哑巴一伙唯恐天下不乱，台下拼命鼓噪“打死他，打死他！”他终于心慈手软，动了恻隐之心，如农夫与蛇，反被对手赶下了擂台。想不到他却早已把书香换作了铜臭，几个春秋下来，置了房，购了车，成为暴发户，大款一族。
倒霉的当属老白鸡，他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屁股松。他住下床靠门，晚上熄了灯，大家讲故事解闷，老白鸡捣乱，偏要唱一些乌七八糟的歌，扰乱我们的思绪，老哑巴一声呐喊，哥儿几个一拥而上，抓胳膊撴腿撕耳朵，把老白鸡抬将起来，一收一放，狠蹾屁股，直整得老白鸡哭爹喊娘，打躬告饶。
2003年11月，我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做客新闻会客厅，其间假公济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学校青石构筑的南大墙已然推倒，代之以充满孔方兄气息的商铺、门店，高大雄伟的理科教学楼群拔地而起，可昔日的老师，大部分已退休，尚有少数或定居海外，或远走他乡，早已是物是人非。短短十余年的光阴，变化尚且如此，那么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世事变幻，果真难以预料。
在京同学，相约于北大勺园，《人民日报》的老崔，常年在北京，可工作繁忙，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学校了，开着一百多万的宝马，却找不着进校的路径，七绕八拐的，保安看汽车高档，才没有拒之门外。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老王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老陕，你真行，我也要向你看齐，准备下海了。”我说我差点儿被海水呛死，准备抓根救命稻草上岸了，如今“道不同，不与为谋”。据悉，他供职旅行社多年，客户、业务都很熟悉，这时下海，正是时机。留校任教的龙清涛、刘颂浩历经家庭变故，仍能处之若泰，一丝不苟地教书育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谢留文，温文尔雅，学者风范呈现无遗。
相比之下，自由撰稿人老白鸡已不敢相认，一顶帽子遮掩着已然脱光的头颅，昔日的风采未留下任何痕迹，坎坷的生活阅历已使至今仍孑然一身的他愈加世故、老到，也更显现出世态的炎凉。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匪气加才气，桀骜不驯的老白鸡！他曾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发在互联网上，摘抄如下：
兄弟，我在这里
提交者：白色的鸟于北京时间2003—07—2723：43：57
我从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一张照片上重新见到你，也从没有想到十四年后你是这样的处境。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的一家户外大排档上吃饭，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即将开始的足球比赛，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一个朋友有些猎奇一样地提到了你的名字，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你在西安街头小店肉案上操刀卖肉的照片。我不相信地让他再核对一遍你的名字，每一个字的写法，以及新闻里有关你的一切。最后，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你，我同宿舍的兄弟。
那天晚上我家乡的球队来北京比赛，我和家乡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赛后的球员球迷联欢会，那些拥有一张灿烂的脸的孩子们忘情地追逐着他们心目中的球员，表情嚣张而肆无忌惮，我在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整个热闹的晚上我都心不在焉地想着当年的我们，想着当年的你。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这样放纵的表情。回到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拨号上网。我在电脑屏幕上又看到了你的照片，别人对我描述的那张。我的心脏在收缩，你的样子除了比在学校时更加苍老以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你的手里拿着一把砍肉的刀。你的旁边，有一个女人在忙碌着，旁边的文字介绍说那是你的妻子．你和她一起租下了一间只有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前店后家，日复一日地将一块块猪肉卖给附近的家庭主妇。文字还特别介绍说：因为你的信誉好，你的顾客很多是回头客。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觉得照片里的你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终于知道了你现在的具体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韦区镇汽车站以南：“眼镜肉店”。我恨不得马上跨过我们之间相距的十四年的时间鸿沟，在你身边大声地喊一句：兄弟，我在这里。
算来离开学校已经十四年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十七岁的我兴冲冲地拎着行李，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时的样子。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推开北大三十二楼四零八宿舍，屋
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孤独地在那里抽着烟，相貌与表情与我想像中的同学大相径庭，我险些将你当成是送同学上学的农村亲戚。我们两个人都是下铺，你靠窗边我靠门，有的时候是四足相对，有的时候是两头相抵。我从兜里掏出烟，扔给你一根，你像我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陕北农民一样，盘起腿坐到床上，将我扔给你的烟夹到耳朵上，冲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黝黑而牙齿焦黄。从此，我们和另外的四个兄弟一起，在这座当时号称是“才子楼”的灰色建筑物里住了三年，你还记得那时的时光吗？
所有关于西安的印象都是从你开始的，你告诉我你来自西安附近的长安县，一个闪动着历史青铜味道的地方。你叫陆步轩，相对我们这些被自然命名为什么“学军”、“爱国”之类的人，透露出一番不同，希求登堂入室的愿望一目了然。而你身上浓厚的旱烟味道和熏得焦黄的牙齿，是你那时的标记，像那时宿舍另一个同学铿锵短促的潮州味道的普通话，像我在走廊里经常响起的走调的歌声。
你是我们宿舍里岁数最大的一个，但是宿舍的事情你很少参与，你在自己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宿舍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抽烟，你抽的是那种用白纸卷起来的烟丝。我试着抽过，很呛，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了解了你的一些过去：你在第一年已经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当时你将通知书撕了，回炉苦读了一年，终于圆了自己未名湖的梦。你的家庭情况永远是心中的一个坚硬的核，谁也无法敲开它，同学了四年，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刚入学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你和我两个人在未名湖边上散步，湖面已经冻得严严实实了，零星的几个人偶尔会从我们身边掠过，我在和你谈我写的诗歌，你耐心地听着，像一个宽厚的兄长，并不时纠正我的偏激。你顺带告诉我自己对于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热爱，表情宛若一个恋爱中的少女，我很少见过你脸上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些奇异的光芒，让我从此对你刮目相看。
日子就是这样朝前走着的，还记得吗？当我们怀抱作家诗人的梦想踏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给了我们当头的一声断喝：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群情激愤地回到宿舍谩骂理想的流失。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迅速组建了诗歌、小说、评论等的小团体，我们给那些教授古代汉语和音韵学的老先生们起了各种绰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自然地逃掉上午的课。可是你从没有，你的笔记总会是我们几个人和教授期末考试短兵相接克敌制胜的利器。你在旁观中目睹了我们很多人首先是装扮上变得像一个北京人，然后舌头不自然地卷起来像一个北京人，然后是举止开始轻浮地像一个北京人，最后是将自己真正地当作了一个北京人。那时我们中间很多人仿佛一只中了魔法的兔子，不断地有人在旁边告诉它：说它原本是一只山羊，于是它就真的认为自己是一只山羊了。
我是一个惧怕回忆和怀念的人，我知道有的时候会像海边无声无息的潮汐，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吞噬到黑暗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我要让你再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自己。老陕，这是我们在宿舍里用来称呼你的，从只言片语的新闻中，我看到了你离开校门后那些艰难的沉浮。浮生沉重，对于我们这些1989年离开北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一百张不带一丝皱纹的青春的脸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八五级。一个中学时就写过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女孩率先放弃了学位，大学三年级就移民到了加拿大。一个恋爱中受挫的女孩申请休学了一年。剩下的像命运不经心撒播的一把种子，散落到了人间的各个角落。在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游进，那个开朗热情的四川男孩，在成都与歹徒搏斗中不幸殉职，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为他发了一个整版的通讯：人民的好记者。在1991年，我们共同的朋友，诗人戈麦选择了主动离开人世。其后，每个人的生活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像风吹起的那些树上的叶子。
几年前，我和“烧饼”在广州相遇。那天“烧饼”（他已经举家移民法国了），还有建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娱乐节目的后台老板，应验了他所说的要干一番事业的夙愿），“咪咪”（古文献的老操，在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里，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还有“烧饼”的媳妇（还是在学校时北外的那一个，那时孩子都已经三岁了，她那时刚从广州雪铁龙公司辞职，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广州一家绍兴风格的酒吧，拿着茴香豆下黄酒，谈起当年的同学，其实大家当时特别看好你，觉得你做事稳重，不骄不躁，肯定能把日子过得美满而圆润。你离开校园以后，谁也没有你的消息，无声无息得像一阵风，“相忘于江湖”吧，大家有些感伤。那天“哑巴儿子”（这家伙如今成了一个潮汕地区的实力派官员，想不到吧？）因为有事，实在没办法从潮州赶过来，电话里一个劲地道歉。结果第二天我就去了深圳，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实在遗憾。你记得那首诗吗？“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如今做了我的老婆/她一声不响地跟我穿过城市/给我生了个哑巴儿子。”当时我们戏弄“哑巴儿子”的情景直到现在还清晰如初。这家伙现在有一样比我们都强，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并且成为他嘴上津津乐道的资本。电话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白鸡，我现在有了两个儿子，你要是再气我，我就让他们一起揍你。”
宿舍里的几个人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连长”现在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文化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想不到吧。他在此之前也曾经戏水新经济，新浪网的管理层之一。“连长”搬走后，“烧饼”从哲学系搬到了我们这边，还能记起他的吉他声和歌声吗？“建云”和“哑巴儿子”的情况我已经说了。“小龙”，我们宿舍最小的那个家伙，那个书生味道十足，总写些“清词丽句”，总会被别人误认为是女诗人，总会收到一些文学男青年大胆火辣的表白信件的才子，他留在了校园，成为了我们都很景仰的钱理群先生的同事。还记得他当年的口头语
吗？2001年秋天，北大举办了一个纪念“老六”（戈麦）的诗歌朗诵会，当我朗诵完诗下台，这家伙一把就拉住了我：你那两步走还是原来那样。他的脸还是那么白，像我们少年时的心一样，永远改变不了。
两年前我从大连回到了北京，想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对你说了这么多同学的情况，只是想告诉你，就像你当年喜欢过的那个上海诗人王小龙写过的那样：不管大家从事了什么行业，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心，永远是最初的那一颗”。感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它让我找到了久违的你。得知你近况后的那个晚上，我和北京的几个同学都通了电话，遇老大、阿花、阿渡、阿沛……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你的同学们都在关注着你，劈柴也好，喂马也好，我们都希望你能走出生活中这段最沉重的时光。我们现在知道你在哪里了，而且也知道你希望重拾过去喜欢的字典编纂和辞书修订工作，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来帮助你的。
别忘了，“出租车总会在最绝望的时刻开来”。
兄弟，老陕，我们都在，我们现在也知道你的具体地址了。记得我曾经写给你的但丁的诗句嘛：“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岛屿……”我在网上逐条翻阅着那些对你境遇的网友评介，他们将你最不愿看到的东西捏合在一起，哗众取宠地搞出了“北大毕业生流落街头卖肉”的耸人新闻。北大曾经是我们自由的王国，但它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一生的负累。在离开校园的这十四年里，和你一样，我也做了很多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我的身上好像总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做得好了，因为你是北大出来的，理应如此；做得不好，所有的污言秽语都会袭来，北大就这个水平呀？我用了生命中最好的十年光阴才卸去了身上这沉重的包袱：做一个独立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在数九严寒的冬天骑着板车沿街叫卖过咸鸭蛋，也曾经在建筑工地和那些民工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言不合，拔拳相向。因此我觉得自己更能理解你的想法，我最想对你说的是：千万别放弃你自己心中的梦。
当一个人不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的时候，他就只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那个人了。好兄弟，我在这里，我们当年的兄弟都很想你，很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我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都来帮助你，让你重新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为你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刚从医院的急诊室回来，这具臭皮囊跟了我三十多年，居然也开始耍起了脾气。有的时候，朋友们的帮助就像医院里输液管里的那些药水，它会让你的身体重新健壮起来，所以，不要拒绝我们的帮助。
当风突然停息，当你手中那支嘹亮的铜号突然沉寂，兄弟，别忘了，我在这里，我们都在。
2003年7月27日病中急就
由于大山阻隔，沟壑纵横，延缓了语言的交融与发展，因而山西方言被公认为是最古朴，保存古音、古义最完整的北方官话。1987年夏，我们汉85级与汉84级一道，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赴山西吕梁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师指导下，我与田静、赵文秀两位同学一道，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完成了山西省孝义县方言土语的调查工作，形成了调查报告。后来，该报告交由这位老师整理，并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毕业回乡后，百无聊赖之际，也曾参照此法，对关中方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点滴见解，几次寻思整理，想到出版界不会对一位无名小辈的见地感兴趣，况且经济时代，人民币就是筹码，赔钱的买卖，天王老子都不会去干，加之我所从事的职业与此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心想这辈子与文字是无缘了，遂将之扔在一旁，慢慢地便遗失了。
那时少年气盛，意气风发，自以为学了一点东西，接触了一些思潮，便满怀爱国热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简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为了让大学生多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不要整日躲在象牙塔里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发无谓的感慨，遵照上级的指示，按照学校的安排，完成方言调查后，我们取道延安，参观革命圣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中穿行，经过河渡时，稍事休息，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母亲河，望着浊流滚滚、波涛汹涌的大河，心中豪气顿生，我与几位同学产生了模仿毛主席当年横渡长江，从黄河上游过去的强烈冲动，被带队老师拦住，终未成行。以后再无机会，每念及此，懊悔不已。
汽车继续向前颠簸，大约行驶了十个小时，宝塔山隐约显现。从表面上看，那只是一座普通的佛塔，与其他名山古刹无不同之处，它不比西安大雁塔高大挺拔，不如法门寺舍利塔精致典雅，只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方显与众不同，与心中天安门城楼一样，现实中的宝塔山远没有想像中的雄伟、高大，未免有种失落感。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想搂宝塔山。
宝塔太粗搂不住，满怀抱住大树干。
这就是我们当初心情的真实写照。
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等人文景观，免不了要朝圣一番，但黄土高原上如此小寨、窑洞比比皆是，除了毛主席当年坐过的那把藤椅，有点古朴，一位同学不禁手痒，摸了一把，被工作人员一顿训斥，悻悻而退以外，其他的并未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南泥湾之行感触颇深。
从延安城出来，翻过一道山梁，前行约二十公里，便到了当年“三五九”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所在。这是一块相对低洼的小盆地，四周群山、丘陵环绕，郁郁葱葱，稻田成片，阡陌纵横，俨然一派江南气象。
附近有驻军，正要前去拜谒，巧遇当地农人。闲聊中得知，驻军不少，有好几个营，不过早已不种农田，只种少许蔬菜，自己享用，顺便摆摆样子罢了，土地大部分租给当地农民耕种，他们只管按时收租，恰应了“自古力役，兵三民七”的古语。
末了，走进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展览馆，特别注意了当年“气死牛”开荒的锄头。那是一把普通的农具，形状与一般农户所用并无二致，只是稍微大了一点。作为文物，它已经锈迹斑斑。农村出身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当年郝树才竟用这把破锄头能够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把牛都能气死，除非接上电动机，用电带。
曾经看过一篇通讯《毛主席到了徐水》，搞不清是徐水人民在故意糊弄伟大领袖，还是毛主席的光顾导致了徐水人民的神经错乱，竟然宣称亩产小麦十二万斤。而从小种过庄稼的领袖竟对这天方夜谭的神话深信不疑。从“气死牛”这把锄头可见，1958年的“大跃进”、“放卫星”自有渊源。
有了感观认识之后，我们来到了延安大学，聆听该校历史系老师讲解延安精神。老师走上讲台，大笔一挥：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几个遒劲的大字便呈现在黑板上，颇似毛主席的真迹。至于所讲内容，与革命史教材并无二致。自从《中国通史》被授课老师判了不及格，同学们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敢轻易逃课。《中国革命史》中学背，大学讲，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延安大学老师讲解延安精神时，就只顾模仿那几个大字了，老哑巴临摹得最为出色，甚至能够创造性地仿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几个字。
1988年夏，我们汉85级又与汉86级一道，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托，去浙江绍兴进行语言调查。早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免不了去西子湖畔游历一番。
那天细雨濛濛，驱散了夏日的炎热。天气不错，心情更不错，雨中的西湖别有一番韵致。苏堤漫步，杨柳拂面，三五成群，细语窃窃，四周群山相映，绿地连绵，洞幽泉清，茂林修竹，山明水秀，湖天一色。末了，来到平湖秋月，泡一壶龙井，清香沁来，心旷神怡。再仔细品味曲院风荷，花港观鱼的景致，阵阵凉风袭来，柳浪闻莺，水波不兴，真乃人间仙境，使人流连忘返。
终于来到了断桥残垣，远远望去，雷峰塔已荡然无存，触景生情，不由得联想到小时候看过的戏剧《白蛇传》。白蛇经过千年苦修，现身成人，追求人间真爱，被法海和尚阻止，压于雷峰塔下，鲁迅也有《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为白娘子鸣冤叫屈，责怪法海和尚多事，拆散人间鸳鸯。然而仔细一思量，白蛇虽已成精，然终归是畜类，人畜生情，为社会法理所难容。法海和尚挺身阻止，正是出于大慈大悲之心，拯救白蛇千年道行，免坠地狱，将其压入雷峰塔下，是为了让它闭门思过，专心修行，消除淫欲。而法海和尚维护正道，何罪之有，却遭千古之唾骂？终于挨骂不过，躲入螃蟹肚下，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美食，不由感叹：世间之事，怎的如此不尽情理？
1989年，临近毕业，本专业名义上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十六名，事实上，除了上海某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汉语专业外，全国其他高校都不设此专业，就是说，研究生基本上要从本班二十一人之中产生，而报考者只有五人，就是说只要外语、政治通过，专业课不存在问题。但我考虑到自己年龄偏大，家中经济困难，主动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了就业。
经过十多年的填充，中国各行各业已经基本告别了人才青黄不接的时代，大学毕业生也不再是前几年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就业形势已经严峻，但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北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相对还比较乐观。春节刚过，系里就陆续传来就业信息，有北京的，也有外地的。学校负责毕业生分配的老师预计：供需基本平衡，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的起落。
吃了这粒定心丸，同学们的情绪安定了许多，利用毕业前有限的光阴，一方面做好毕业论文，另一方面，多学点知识与技能，为走上工作岗位作最后的充电。
毕业前的一段时间，每天学习文件，讨论总结。闲来无事，我们写了一首校歌聊以自慰，歌词大意是：
那年我们求学来到这里边
古老的校园有新潮的青年
讲座报告天天有，广告飞满天
于是我们欢呼
敬爱的北京大学亲爱的中文系
燕园永远是乐园
读书太多就去争取自由民主权
归来方觉世界并非那么宽
抓紧时间匆匆忙忙赶快去把恋爱谈
棋牌麻将随你选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大学四年一晃就要快过完
面对毕业分配我们都不知应该怎么办
四处推销没人要只好去考研
于是我们来到了久违的图书馆
临阵磨枪一条心
稀里糊涂过了关
最后我们相约荡漾的未名湖畔
点燃一支红塔山
回忆过去的好时光时光一去不复返
回忆过去的好时光大家一起朝前看
“看他爸，没上过学，还会做生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一生之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就在这不经意间翻过去了。仿佛做了一场梦，梦境醒来还在起点，就这样，梦境被彻底击了个粉碎，各种努力都告枉然。绝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不得不面对现实，在皇帝脚下绕了个大圈子，旅游了一圈，打道回府。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第二次分配。此前，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往年，用人单位纷纷涌进学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面对面地交流，倘不满意通过学校还可以调整。如今，各用人单位视学生如同毒蛇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有找上门的道理？
在中国，二次分配，意味着毕业生的个人能力退居其次，把家庭背景、社会交往推到了前台。一鞭子吆回地方，如我这般山村穷小子，亲戚朋友不是扛锄头、镢头、铁锨的，就是拉架子车的、推手推车的，两眼一抹黑，与上流社会八杆子也挨不着，想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还找不着路径哩。
西安市人事局拟将我分配到市教育委员会，由市教委再分到莲湖区教委，然后再到某中学教书。父亲的意思，当教师是良心账，不操心，少费神，一年还有两个假期。但当时老师的地位低下，社会上盛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宁为×××，不当孩子王”，“傻的像博士，穷的如教授”，连驰名中外的叶老先生都是“满脸菜色”，脑体倒挂严重。我与王珍芳老师商量后认为，倘为孩子王，还不如当年就上了师专，省却不少费用不说，教起书来也更专业。现在名牌大学毕业，应该成就一番事业。
我把不想去学校的意思委婉地告知了西安市人事局，希望人事局能够看在名校毕业的分上，网开一面，重新安排。
“那你自己联系吧！”市人事局一位处长发了话。
在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穿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凡是与专业沾边的单位挨个去找，重点是原来进京有过用人意向的单位。每次碰一鼻子灰回来，总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再努力一次，也许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可是几十天下来，瞧得上眼的单位，要么没有指标，要么人满为患，就连一个郊区的广播电视局也告知：
“代表单位来欢迎，个人前来概不接待。”
一家省级行政单位与我接触多次，初步同意接受我，还有意考察我的文字功底，让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其内部刊物上。因我当初的派遣证是开往西安人事局的，需要通过省人事厅和市人事局交涉，该单位人事处处长让我先回去。
“组织上的事，需要单位出面协调，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处长说，还领我与宣教处长见过面。那时，“组织”二字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我以为万事大吉，回家耐心等待。约一星期后，估摸着该有眉目了，于是满怀喜悦之情赶到该机关。
“协调未果，很抱歉。”处长神情怪怪的，说完随手拿起一份文件，装模作样地翻阅起来，不再多言。
亏得当年未进成大机关，否则李真似的，禁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沦为阶下囚也未可知，真到那时，欲杀猪卖肉而不得也。
还有一家省级钢铁企业，我得到用人信息，急急地赶去，却是为子弟中学招考老师，其他岗位并不需要文科大学生。
“如果愿意，先试讲。”企业效益好，门槛也高，人事处长趾高气扬。
“倘教书用得着来企业，娘希匹。”我最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公仆，芝麻粒似的官，放在今天，不照样也得下岗。看到人事处长傲慢的神情，我窝了一肚子火，扭头就走。
省级单位协调很麻烦，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市级机关也凑合。通过熟人关系得悉，西安市即将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许多部门都要跟着齐步走，可能有进人的机会。这回汲取了一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托了关系，找了路子，客请了，礼也送了，但某局方面始终不肯明确表态，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事情就这么耗着。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也或许是礼轻人意也轻，香未烧够，搬不动大佛的缘故吧。
表姐早我几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在附属医院工作，表姐夫是一家军事院校的老师。在西安跑工作期间，我早出晚归，就借宿在他们租住的小屋，时间长了，很不方便，尽管他们每次都笑脸相迎，热情有加，可我觉得事情悬而不决，久拖下去不是办法，很无奈，也很无趣。
多方努力无果，表姐夫找到他的一位老同学。其当时为一乡党支部书记，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这位同学道出了实情：不必白费劲了，上峰有精神，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接受劳动锻炼。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非常时期，离校匆忙，我竟不知在西安还有个北大陕西校友会。多年以后，很多校友，包括现在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学院王鸿信老师，在谈
论起这件事时唏嘘不已，责备我为何不在校友会寻求帮助，却一味依赖个人奋斗。要知道，“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我请求市人事局将我改派到长安县。
“想好了，下去以后可不要后悔。”市人事局那位处长说话意味深长，话中有话。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才济济，而长安不过是个下属县，弹丸之地。我榆木脑袋，鬼迷心窍，一时不能领会处长的弦外之音，心想长安是生我养我的家乡，说不定到了小地方能有大用途，正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于是，我不假思索，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长安县的。
到长安县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我一山村野小子，见识浅薄，加上第一次独自出门办事，傻乎乎的，不清楚办事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而入：
“同志，同—志，同——志！”
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在闭目养神。我连喊三声，嗓音提高了两个八度，不知是我称呼有误，引她反感，还是她正在修炼一种高深内功，进入无物无我的境界，眼睛都未眨巴一下。我怕打扰了她的清修静养，更担心触怒了公仆，引来一顿臭骂，赶紧隐身退出。
我的书读痴了，变成了猪脑子，不会脑筋急转弯。按常理，官僚主义的当头棒喝，我应该及时幡然醒悟，回过头来重新找市人事局的那位处长，打躬作揖，磕头下跪，也许他会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分上，收回成命，如果那样，也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天生的牛脾气害了我，认死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人说，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碰过几次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世故了，老到了，圆滑了，也就成熟了。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到如今不用说头破血流，简直是血肉模糊了，牛脾气仍未见改观，我还是过去的我，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真没办法。
毋庸讳言，长安县并没有我十分对口的专业，即使省、市，除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专业对口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到了这步田地，专业不专业倒放在一边，找个落脚之地乃是当务之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能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捧上铁饭碗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说话或写文章，把意思表达准确、清楚、漂亮就可以了，一般人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北大在专业设置上，一直沿用传统套路，本科生专而不宽，走向社会学非所用居多，尤其文科学生。当然，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保留传统专业优势无可非议，国粹的继承，文化的发展依然不可或缺。建议北大将诸如中文系汉语专业等部分社会应用面窄、又具有传统学科优势，不能撤销的专业改成本、硕、博连读，为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定向培养专门人才，免得弟子走向社会，用非所长，四处碰壁，于弟子无益，更辱没了母校的名声。
八舅爷的一位老乡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年龄大了，到县政协当了主席。父亲把八舅爷请来，说明来意，政协主席倒挺热心，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去县城建局，闲人不搭话，径直找局长。
“老领导来了，好说。”城建局长很爽快。
末了，政协主席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看来没有问题。几十天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时高兴，一起上街，喝酒、吃饭。当然，政协主席等人与我等非同等档次，推说有事，告辞走了。
下午去了一趟人事局，主办人员不在，让明天一大早来。八舅爷眼睛不好，在县城又没有亲戚，人生地疏，住宿困难。我与父亲便一起陪着八舅爷，回了老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濛濛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
“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
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
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期刊杂志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戚安插了进去——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城建局后，工作安稳，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呆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人宰割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恰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处，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
“苞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
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厂就是在“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很难立足。
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舛。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哄烘，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既抓经济，又管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部门中，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大杂烩。它分南北两院，北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行政事业编制；南院名义上管理经济，事实上权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户县办企业，而且大部分亏损，资不抵债，有行政、事业、还有企业编制。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计划那块日渐衰微，经济这边更是朝不保夕。记得有一年，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临近春节，每人借了三百元过年。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儿时看电影，能从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敌我；我去计经委时也是觉得名字挺唬人的，未做深入了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几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改名，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名称的确名不副实了。可更多的则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门槛，大规模扩招之后，招生、学生就业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民办高校原名“××培训学院”，招生很难,几乎难以为继,请教高人之后,更名为“××大学”，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在报纸上刊出“名额已满,请勿再报”的启事，实则换汤不换药，锅里依然下的是那几粒米。
无独有偶，一些不法厂商，挂着羊头卖狗肉，冒用、混用知名品牌、商标，大发不义之财。一次买“喜之郎”果肉果冻，回家却发现是“喜三郎”，其包装与“喜之郎”一模一样，连笔的“三”与“之”可以乱真。别人扔过来一支香烟，以为是“中华”，受宠若惊，好几元钱一支，是卖十多斤肉的利润，可想它该是如何香醇。抽着，味道却很一般，自以为“中华”也不过如此，但仔细一瞧，原来是“中萃”，繁体的“萃”和“华”十分接近，连我这个学语言文字的，若不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有时还真难区分。洒家嗜酒，常喝几元一瓶
的烧刀子、二锅头、老白干。央视黄金时段广告“五粮液”，其包装深印脑际。一次过年回家，看商店柜台赫然摆放着“丘粮液”，与“五粮液”神似，便买了一瓶，回家孝敬老父，老父以为儿子出门摔了个大跟头，拾了一块金砖，发了大财。父子对饮，辣辣的，呛呛的，末了，父亲说：
“我看这几百元一瓶的国宴酒也上头，与跟头酒差不多。”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鬼的板斧虽是冒牌货，但与李逵的家什酷似，有他黑爷爷的威名，行人焉有不惧之理？！
缘何不迟不早，选择了这个时间上班，这其中另有隐情，如今，事过境迁，说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按规定，15日之前报到，可领全月工资；15日之后则只能领半个月薪金。我家穷，确实在乎这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区区三四十元，也就是官们、款爷的一两包烟钱，但却能够我家一个月的日常开销。倘14日去，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拖到15日，岂不有冒领半
个月工资之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背后遭人指指点点，非谦谦君子所为。
我人被留在计经委机关，关系却下放到其下属企业——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有个专用词汇称作“借调”，顾名思义,先“借”后“调”,事实上则是只“借”不“调”。领导许诺,关系下放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指标,马上调入机关,并且给财务科写有手令：享受机关干部的全部待遇。事后看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领导的官不大,仅是个乡科级,可事稠、健忘，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说过的话,承诺的事顷刻就不记得了。如果追着领导的屁股,反复提醒,万一将领导惹恼了,一句“我说过吗?”当时落个大红脸。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几年之后,领导另谋高就,新官上任,来个新人不理陈事,你一个破借调人员如何硬气得了！
这是命，冥冥之中由上苍主宰。可能是屠夫转世，杀孽太重，也可能是祖上风水欠佳，冲撞了哪位神灵，降下这等罪责。
我报到的当天，就被安排到“党员评议试点工作组”,到距离县城十里之遥的杜曲镇长安造纸厂参加党员评议工作。
记得读过一则幽默，喜剧大师卓别林老前辈，惊闻法国举办“看谁更像卓别林”大赛,急赶去报名参加,结果荣获第二名,就是说有人比卓别林还卓别林。
我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并非党员，至今也不是。让一个民主人士去参加党内的活动，并对先锋队员们品头论足岂不成了笑话。但小地方的人们行事就是如此怪异，即使现在，党员学习开会也非把我拉着不可，不去不行，还要签到。用领导们的话说:
“难道你不想向组织靠拢。”
也有这种可能，我到单位报到后，虽然单身，容易凑合，但总不能睡在撂天地里，解决住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计经委没有条件。把矛盾先转移给企业，给单位一个缓冲的余地，免得措手不及，使领导颜面无光。果然，五十多天后，“民主评议”结束,我回到了单位,被安排到了老家属院的门房,做起了兼职门卫。
长安造纸厂是计经委的龙头企业，有职工五百余名，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安装上马了长网纸机，主要生产70克、90克凸版纸、课本纸和胶版纸，产销两旺。其时，某县长从外地带来了一位厂长，听说是造纸方面的行家里手，想安排到该厂。当时造纸厂的王厂长虽然是供销人员出身，可在造纸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一时难以更换。当然，如何过渡，这是领导们考虑的事，咱们为百姓的只能或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地摇旗呐喊。在机关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口紧，该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打听，不能克格勃似的，四处活动，传递小道消息，惹人烦。反正“民主评议党员”结束不久,王厂长就被免职了,至于与“评议”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总之,造纸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了,后来又改制、承包给个体经营户经营,再后来就彻底关门停产了。
当时，计经委主任是部队上的一名转业干部，对开会情有独钟。所以，计经委会多，不断地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张思德，学赖宁……的高潮。大家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他依然在那儿慷慨陈词，喋喋不休。工作热情有余，章法不足，兴之所至，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同志们背后称之为“二杆子”。我作为一名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工作如何忙乱。
这位领导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在此之前，计经委作为县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管理部门，其主任理所当然地升任为常务副县长，而他却例外，先被调到县政法委任书记，年龄大了，退到了人大当副主任，又与主要领导意见不和，提了不少意见，涉及部门、人员众多，打击面过大，有的意见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状子递到北京，在县委门前张贴小字报，破坏安定团结，被揪住把柄，告以“诽谤罪”“文革作风”，关进了班房。临近退休,丢掉了公职,后半生没了着落。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碰见他,已憔悴得不敢相认。
记得有一次，轮我安全值周，主任带班。睡到半夜，主任心血来潮，要到几十里之外的斗门纺织厂检查安全生产，让我去找司机。
当时电话已经很奢侈了，更何况手机。司机家住在农村，我初来乍到，只在白天去过一次，记得大致方位。半夜三更，如鬼子进村，挨个敲门，吵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终于没有找到司机，主任火冒三丈，命我与他骑自行车前往。
没法了，领导的话就是命令，我只有服从的份儿。冒着飕飕寒风，骑车夜行。待磕磕绊绊赶到斗门纺织厂，天已大亮，工厂生产秩序井然，领导说：
“责任重于泰山,这我就放心了。”
事后,我写了一篇通讯,《×××主任夜半走单骑》，发表在《长安报》上，博得领导一悦。
有位办公室主任，与计经委主任同庚同族，都是五十多岁，同为×主任，不熟悉的人经
常张冠李戴，即使同机关的人也经常胡叫冒答应，弄得领导很恼火，中层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偏偏这位中层年龄大，资格老，即将退休，升迁无望，就倚老卖老，每日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一份报纸，碌碌无为混一天。领导看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故意气他，无事找事，让他调查如今的机关干部在想什么，干什么，言明过几天来检查。
大家以为领导在开玩笑，都没有往心里去。不料，一星期后，领导果然来检查，本以为办公室主任会措手不及，挨一顿批评。岂料这位办公室主任言出惊人，回答得无懈可击。
“机关干部在想什么？事少一点儿，钱多一点儿；在干什么？吃喝嫖赌嘛！”有诗为证：
上午坐着轮子转，
中午围着桌子转，
下午跟着麻将转，
晚上绕着裙子转。
充分展示了一个老机关干部的睿智与诙谐，令人捧腹叫绝，成为一时的笑料。
办公室大多是上了年龄的人，空气常常很沉闷，但也有例外，尤其是主任心情好的时候。有位女同志，是当地驻军首长的家属，山东人，人高马大，快人快语，说话无所忌讳：
“×主任，你说话有个歧手，爱说‘这个的话’。”
主任马上反驳：“这一伙的话，糟蹋咱的话，我倒几时说‘这个的话……’”话未说完，倒把自己给逗乐了。
党政机关务虚。在机关里干事，就是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一级做给一级看。我初到计经委，满怀革命热情，给根麦笕儿当拐棍，拿支鸡毛当令箭，还真把事当事，回头想起来，真傻得可以。为了恢复瘫痪多年的团组织，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条件下，我骑着自行车，顶烈日，冒寒风，整日奔波于各直属企业之间，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仅自行车就骑丢了两辆，这些人们都看不到。几个月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适时召开了团代会，重新组阁，手底下有了一帮人，搞起活动一呼百应。那几年，无论是3月5日学雷锋、作奉献，每年一次的上山植树，还是为北京亚运会捐款活动，计经委系统都搞得轰轰烈烈，气势恢弘。
据说某敬老院的一位孤寡老人，曾在3月5日这一天被学雷锋、做好事者拉去洗了五次澡，不但洗去了陈年老垢，险些脱了一层皮。
尽管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华而不实，却引来众多好评。但是，由于牵扯到待遇问题，计经委党委在研究团委工作时，却让四十岁出头的党委办副主任挂名团委书记，升格为正科级，报县委组织部备案，我这个具体操作人员只是副书记，还说是团县委的意思。我心中不服，曾对团县委旁敲侧击，可他们说绝无此事。
其时计经委有五十多人上班，名义上我的岗位在党委办公室，负责宣传，写材料，兼团委工作。事实上，全机关每个人都比我的工龄长，资格老，资历深，人人都是我的领导，遇到麻烦事、忙乱事总喜欢把我拉上帮忙，美其名曰“接触社会，加强锻炼”。记得那年石油紧张,计经委凭借掌握指标油的便利,搞到部分计划内汽油,但必须去西安某油库提货。要经过闹市区，别人嫌操心，不愿去，办公室为我指派了专车，押运易燃易爆危险品。
我常常早上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拖地、抹桌椅、烧开水、给主任沏茶，时间久了，便成为惯例。忽一日，写材料到深夜，或许烟抽得太多，或许浓茶喝得过量，总之熬过了眼，怎么也无法入睡，直至黎明才迷糊过去。一觉醒来，“糟糕！”太阳已高高在照。脸顾不上洗，牙也无时间刷，急忙赶到办公室，主任他们已经俨然在座。见我进来，主任便责备：
“你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卫生不搞，茶也不泡了。”
应该说，我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未把握住，一念之差，机会悄悄地从指间溜掉了。
大约是1991年初，县上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我被抽调到大会筹备组，负责大会材料，包住在长安宾馆，其间巧遇张××先生。我与张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京求学期间，张先生去北京出差，顺便看望他在北京的学生，我与周锋锁一同拜谒了他。
提起周锋锁，此人大大地有名，自幼就有神童的美誉，长大了更是不得了，学习上颇具天分，中学时参加全国物理竞赛，荣获一等奖，被免试保送清华大学物理系深造，师生称其为长安一中“百年不遇的人才”。然而，当时清华偏重工科，周锋锁擅长形象思维，喜欢理科或文科，几次想转入北大物理系或哲学系，终因转校手续繁复未能成行。他记忆力惊人，据说过目不忘，大学入学时英语水平已达到六级，又同时学习德语、法语，两年时间，竟皆小成，令老师、同学惊诧不已。1989年春夏之交，周锋锁曾风光一时，后来曾就业于西安无线电二厂，再后来辞职下海，与几位同学在广西北海搞房地产项目，赔得一塌糊涂，现旅居美国。
周锋锁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其时张先生刚从长安一中调任县教育局局长，他与我促膝长谈，诚邀我去教育界，去省级重点中学长安一中。我当时认为，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情况逐渐熟悉，接下来会柳暗花明，应该扎扎实实，立足本职，以求发展，不能朝三暮四，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况且当时还未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教师的地位与而今相比相去甚远，因而谢绝了张先生的好意。
然而世事难料，变幻无常。若干年后，我下岗失业，赋闲在家，又想去教育界，托关系，找门路，千方百计，费尽周折，终于没有办到。想当初，即使接受张先生之邀请，拿我一个破企业身份，既无人脉，又缺乏经济基础，想进事业又谈何容易!不知又要烧多少香，拜多少佛，跑多少路，花多少钱，事情究竟能否办成，也还未知。
也曾动过考研的念头，重新考回母校，经过几年寒窗苦读，以求再次分配。转念一想，
老父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相继辍学，好不容易盼到毕业，分担家庭负担，竟又想一走了之，徒增老父伤心；而且，自己胡子一大把，究竟把书还要读到何时？况且学那么多“回”字有几种写法的知识走到社会又能用得几许？以后年龄渐大，结了婚，拖家带口的，便打消了考研的想法。
在机关跑腿，没有硬性指标，尽干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鸡毛蒜皮之事。虽然整日上班下班，忙忙碌碌，却是碌碌无为，劳而无功，忙得没有名堂。对于这种活法，开始很不习惯，觉得年华虚度，时不再来，心中时常惴惴不安。然而大家都这样，渐渐地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革命导师说过，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待媳妇熬成了婆婆，一切都会随之改观。
但后来发生的几件小事，彻底破坏了我的心理平衡，转变了我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聪明难，糊涂更难。”这是一句有关酒类的广告语，在我看来，却是人生真谛。我在自己的寝室贴着“忍”、“制怒”、“难得糊涂”等字画，用以自勉，但关键时刻，尤其几杯“马尿”下肚，就沉不住气，容易头脑发热，将这些人生格言抛诸脑后，以致追悔莫及。这叫胸无城府，用关中话说，叫巷子不深，也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
有一个故事该是出于某位愤世嫉俗的人之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头肥羊问一匹饿得东倒西歪的狼：“为什么不多吃点东西长胖点？”饿狼说：“现在天冷了，东西不好找。”肥羊：“怎么会呢？人不是挺多吗？可以吃人呀！”饿狼却说：“没有胃口。”肥羊不解：“为什么？”狼说：“吃人？现在一些人的骨头软得像肉，而肉连人味都没有了。”
我人黑心不黑，看似粗皮大胯，实则细皮嫩肉，特别是脸部，面皮忒薄，生怕伤脸，说不出话，尤其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按理，在党委办公室工作，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趁领导高兴之机，提出转入正式人事关系事宜，或者逢年过节，多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联络感情。或许领导会看作“自己人”，当成心腹，或许看在我农村出身，无依无靠的分上，法外施恩，给我解决个人问题。但我不会来事，不会曲意逢迎，拍马巴结，至今连领导的家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也曾口头提过几次，大概扫了领导的兴致，领导或沉默不语，或以长者的口吻教训：
“你还年轻，多考虑工作的事，至于个人问题，领导们会考虑的，不用你操心。”
话说到这个分上，再说来说去已经很乏味。
1991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在经济领域开始治理整顿，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银行紧缩银根，泡沫经济得以遏制。影响最为严重的则是，企业形势直转而下，以往依靠银行贷款维持表面繁荣的企业，周转不灵，无米下锅，出现大面积亏损、停产。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县委能做的就是及时调整计经委的领导班子，原来的领导带着遗憾，灰溜溜地走了。新主任上任，一是熟悉情况有个过程，二是企业成批瘫痪，职工上访不断，一大堆事儿需要处理，领导脚面上的火都拨拉不清，在这个节骨眼上，麻烦领导，无异于自讨没趣，于是我便很知趣，张不开口，调动的事就又搁置起来。
“鸟过留声，雁过留影。”新领导上任，必定大兴土木，宛如到某旅游胜地，在围墙、石碑刻上“×××到此一游”一般，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所谓“前人种树，后世乘凉”。留下标志性建筑，让后来者“吃水不忘挖井人”，牢记其业绩，也不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长期以来，计经委一直分南北两院办公，为方便管理，卖了砖瓦厂之后，前任领导就决定用自留资金在北院兴建办公楼，并已付诸实施。新领导推陈出新，在办公楼尚未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又决定修建住宅楼。一方面给下属办点实事，显示皇恩浩荡，笼络人心；另一方面，那几年建筑市场鱼龙混杂，十分拥挤，在县级小单位，一把手是绝对的权威，无论大小事，都要“一竿子插到底”，这中间有无猫腻，天知、地知，局外之人，哪个说得清?
集资建房，单位补贴，比市价便宜不少，等于变相的福利。大家的态度都很积极，而我更表现出空前的兴奋，自告奋勇，请我的同学帮忙设计。我的同学刘××，是高考制度恢复后长安县第一个考入清华的学生，早我两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在西安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住宅楼分两居室、三居室，因为我的关系，七万多元的设计费只收取了一万五千元的劳务费，除去上缴单位的管理费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报酬，我的同学自己等于白做。为了图纸，我不辞劳苦，骑着单车，多次奔波于长安与西安之间，具体跑了多少趟，已经记不清了。其间，施工方多次要求变更图纸，而刘××去了海南淘金，从海南打来电话，委托其同事更改，我夹在中间，予以协调，那种滋味别提有多难受。
原以为，家属楼必有自己的一套，因为在单位上班的人数总共不到五十人，而房子是六十套，而且许多人已经拥有一两套住房，我是真米实曲的困难户，当时就借住在仅有六平方米的门房里。可是分房方案出台，取消了两居室，全部变为三居室，住房面积增大了，户数却从原来的六十户压缩至四十户。
一位中层领导刚刚在老家盖了新房，又参加单位的集资建房，银钱紧张，便发牢骚：
“他***，干了一辈子，倒拉了一屁股烂账。”
“若把你家盖成金銮殿、雍和宫，拉的烂账还多。”工会主席反驳道。
分房规定，未婚者与人事关系不在本单位的不得参加集资建房。
两条规定如对我量身定做，不大不小，恰恰合身。然而单位还有一位顶替父亲接班的，年龄小我几岁，也未婚。按规定他也不在集资建房之列，但其父是离休干部，“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负过伤”，有功之臣，天不怕，地不怕，领导就忌惮三分，于是急忙改口：“老干部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便照顾了一套。
世间之事大抵如此，领导处理问题也与我卖肉如出一辙，抱定一个原则：老头吃柿子——净拣软的捏。善良的人总是吃亏。
经营形势日趋严峻，亏损企业不断增加。县政府也没辙，唯一能做的就是任用贤能，专家治国，计经委的领导也走马灯似的更换频繁。1992年，又更迭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主要领导是位读书人，颇有儒将风度，上任伊始，“八”字还未见一撇，便在媒体上将扭亏增盈的方略和盘托出，最后承诺，一年之内彻底消灭亏损户，否则就地引咎辞职。
既立下军令状，夸下海口，就非得采取切实措施，扭转乾坤。措施之一：调动企业领导的积极性，为厂长、书记兴建住宅楼，解决后顾之忧；措施二：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与企业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为企业领导集资建房，依旧采用我同学设计的图纸，照例没有我的份儿。理由是，我不是企业的人，更非企业领导。厂长、书记们工作在第一线，起早贪黑，多么辛苦，即使亏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同学后来知晓了此事，非要控告计经委，原因是图纸未经其审核并授权就擅自使用，一个地方与另一地方的地质构造不同，出了事故该谁负责。好在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地质构造可能也大致相同。总之，楼盖好了，并没有倒塌。我与同学喝了一晚上酒，相互开导，看在我还要在单位混，得罪了人于我不利的分上，方才作罢。
十年后，柴油机配件厂倒闭，拆除了厂房，地皮搞了房地产开发，职工们均分到了福利房。我则早已离开了单位，在社会上晃荡，人事关系虽仍放在该企业，可没有在企业上过一天班，对企业没有任何贡献，“三金”都无人交，福利房哪能轮到我？捯来捯去，弄得我连自己究竟是哪儿人都不知道，成了货真价实的社会闲杂人员。
至于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云云，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一定权利，社会交际又广，可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倒还有些许效果；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工厂自主经营，一般干部下到基层，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相反，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带来消极影响，作为企业并不欢迎。大家发现这个问题后，便不太常去企业，而领导的指示又不能不贯彻，呆在家里闲得无聊，时间长了，倒会闷出病来。于是逐渐在办公楼四楼，没有办公室的地方形成了棋牌娱乐室。
有位老干部，人称“刘老干”，时任工会副主席，擅长跳舞，打麻将，最拿手的便是“闷八，一、四、七，缺门出风听”，倘若谁坐了高庄，刘老干便使出撒手锏，往往能起死回生，反败为胜。
一日下午，领导忽然接到通知，急需汇报材料，找遍一、二、三楼各科室，无人，以为大家都遵照指示，下基层去了，便回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动手，准备相关材料。不知过了多久，待完成材料，走出办公室，天色已晚。领导正要锁门回家，却发现楼上滴水，以为下雨，返身回办公室取雨伞。然仔细一瞧，月光朗朗，繁星满天，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便颇感诧异。抬头一望，四楼灯火通明，似有喧哗之声，遂上楼，楼上牌局正酣，有人内急，来不及如厕，站在楼道，溺于楼下。
转眼过了半年，企业的亏损户非但没有消灭，反倒把盈利户消灭了。到1992年下半年，计经委所属工业企业全面亏损，纷纷停业，企业到了破产的边缘。而该领导非但没有就地辞职，反而调离了计经委这个破烂摊子，荣升为副县长。
这时恰遇机构改革，计经委又分家为县计委与工业局，我是企业身份，当然属于工业局。分家后的工业局，趁机构调整之机，又进了不少人，这时的我已经浪迹于江湖了。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朋友，在搞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时，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他曾经讲过一则笑话：某县委、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主题是压缩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会后立即行动，展开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卓有成效，形成经验，上报市委、市政府，得到上级的肯定。而县上的部、委、局、办则从原来的六十个变成六十一个，多出了一个“精简机构办公室”。
古时候，一名县令，几个衙役，连断案都行了。如今，哪一个县不拥有几十个部、委、局、办？又有几个部门不执法检查，搞些创收？衙门多了，浪费纳税人的银两权且不论，每家都要找些事干，门槛自然多，难怪老百姓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上学时，曾读过一本小册子，叫《帕金森定律》，大意是，一间办公室原来只有一个人，负责某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招到两名下属，其人自然而然成为科长，再过了一段时间
，两名下属也想过过科长瘾，各自招兵买马。有一点值得注意，招人的时候，不能只招一个，每次至少两名，最好成倍地增长。这样，科员成为科长，科长就变成了局座，如此这般，金字塔似的上升，用不了几年，原来的科员就变成了省部级。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传销，我想，发明传销之人必定深谙“帕金森定律”。
读了一点书，识得几个字，闲暇无聊时写点文字聊以自慰也成了一件趣事。在单位写材料，必须贯彻上级精神，遵照领导的意图，填括号似的填充内容，水平能高到哪儿去？刚毕业时，将大喜大悲之事时常诉诸笔端，顺应时代潮流的，拿出去发了，不合时宜的，压到箱底，想着留到以后，倘有机会，整理出来，也算是一段心路历程。然而，十数年来，命运多舛，如雨中浮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几经搬迁，所写的文字慢慢地遗失殆尽了。当然，这与后来的封笔不无关系。
大概是1991年，县委宣传部、《长安报》联合举办征文活动，按照领导的意图，我写了一篇关于企业改制方面的文章，题目已不记得了，发表在《长安报》上，获得一等奖。想不到的是，报社与政法委的两位同志，将文章稍作改动，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缀在了我的前面。领取获奖证书时，我才发觉了此事，当即撕毁证书，从此辍笔。
2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姜英爽采访我时，无意间提到此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是记录失误，也可能是为行文之便利，竟将改我文章之人说成是报社的主编，弄出许多误会，其实与薛亚利先生并无半点关系，况且1991年时，薛先生也并非报社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