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先生说：“名人是芸芸众生用泥和草和着金粉捏出来的神。”宛如商店里悬挂着的衣服，翻过来，扯过去地让人品头论足。电视、报纸的连续报道，很快将一个偶然的话题引申到关于中国人才机制问题的大讨论上，更有媒体称之为“陆步轩现象”，从而拉开了口水大战的序幕。
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为首的“体制改革论”与以销售总监培训师、职业经纪人培训师、《北大学子》特邀理事王文良先生为代表的“个人奋斗论”展开唇枪舌剑，争论异常激烈，各不相让，几乎争吵起来。电视机前的我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千万莫为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伤了和气，有失大家风范。亏得我的师兄，“北大教授副的，围棋二段业余的，文学博士真的”孔庆东从中解围，要不然，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演化为拳击场也未可知。
《诗经·小雅》：“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自己笨嘴拙舌，却对巧言令色、夸夸其谈者素无好印象。但长安区××局干部×先生却当头棒喝，给我上了一课。
我与×先生年龄相仿，在长安地界，头可能碰破，但此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人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徐松涛、周武兵拉我作解剖时，他恰巧在场，站在二位导演一边，鼓励我上京，揭露地方人事黑幕，我曾予以拒绝。不料×先生却冒着被人穿小鞋的危险，自费赴京，仗义执言，在众多大家之中，在全国亿万电视观众之前，为我这个不相干的小人物鸣冤叫屈，抱打不平，其人品、勇气、胆识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且看他发表于《陕西老年报》的一篇文章，其观点可见一斑。
……倘若分配时实事求是，使其专业对口，学以致用，量才录用，任人唯贤，造福当地，则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缘何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问题？假如舆论一律“万马齐喑”，文明便很苍白，改革便无生机。
诚然，“北大毕业生卖肉”未尝不可，退休老教授还卖茶叶蛋呢。但时下，我国人才现状、构成及含“金”量表明，北大毕业生依然是亿万学子以及家庭心仪的品牌，有幸考中的青少年绝非等闲之辈，而顺利毕业则更是拥有一定知识的象征和标志。而我西部正值开发、建设用人之际，北大毕业生的价值焉能小觑！自然，如果北大毕业生在对口的领域未能胜任，那是他个人的原因。但刚走出校门来个用非所学，责任在他吗？至于怎么适应社会，那是步入社会以后之事。至于说陆步轩没出息，为何不上市应聘，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1994年国家才启动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机制，在此之前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分”。分配思想的偏差，分配中的问题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离开时空和历史来谈问题，合适吗？他本可能更好地发展，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理想！抑或当初陆步轩太“笨”，人家有些高、初中生都能进机关和事业单位，你就比不过他们？你“傻”到“家”了。
值得提及的是，有人竟将社会各界人士对陆步轩遭遇的同情与关爱，臆断为“文凭崇拜”，冠冕堂皇地夸大时下“双向选择的纯净度”云云，不辨菽麦地称陆的遭遇是“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殊不知恰恰在“人才使用”的本源上出了纰缪，无法“互动”，才呈现了扼杀人才的天下奇观。
《华商报》发表“华商时评”：
一个毕业于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的人在街头卖肉，确实有违常理，毕竟那是一个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就可以干的工作。
同时坦言：
这样的选择对于当事人来说充满了无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着人世的种种风险，面临出人意料的灾难……一个亿万富翁也可能债台高筑，一个政府高官也可能革职入狱……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也需要我们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
同时断言：
命运就是用各种不幸来促使人的成熟，考验人的耐力，人生的苦难在苦难最终被战胜之后，它就成为受难者的财富。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为魔鬼教官的文章：《陆步轩，那一代人的一个背影》，其中写道：
他是否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中的托马斯医生那样，以甘愿做一个擦窗工人来完成一种对社会的讽刺。
揣度他人生活选择的目的是无聊的，但是，“北大人”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带有神奇光辉的称呼，让我更乐意把陆步轩往托马斯身上靠。是的，唯有如此才会让如我的看客从中寻找到一个相匹配的意义，聊作精神安慰。托马斯医生的擦窗生涯亦非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对他的政治态度的一种惩罚。在彼时的捷克，政治态度上不过关，托马斯除了擦窗以外别无选择。而在陆步轩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力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一个北大毕业生，被莫名其妙地分配到陕西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在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种残酷的社会讽刺。而那个工厂终于垮了，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像托马斯拿起抹布、拖把一样，操起了屠刀。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悲剧。某种程度上，“高才生不等于谋生能力强”，这似乎也适合于对陆步轩处境的另一种评论。毕竟，那一代人在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从某种意义上，生命已经获得了解放。体制之外突然有了生存的空间，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罗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而正是这种转机，给了陆步轩们可以选择另外生活的机会，也使得此前与此后的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不过，我还是不能、不愿意接受在这种角度对北大高才生卖肉命运的解读。洛克菲勒曾经说过：“即使把我扔到沙漠里，只要有商队路过，我照样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而像陆步轩这样的人，或许天生就适合做学问而不适合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说他“不闻窗外事”也好，说他“只读圣贤书”也罢，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太需要了，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的人才都不会多到要他这样的人去卖肉的程度。而我们今天就至少有一个（我相信那一代人中，有不少人有着与陆步轩相似的命运）这样的人，多么奢侈——
这与陆步轩是否善于谋生有何相干？
想像一下，一个天生不善于商业，天生而且后天的培养使之成为适合做学问的人，被分配到一个西部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那么最后从事类似卖肉的行当，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如此而已。
对“北大人”卖肉的惊讶是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体现——这种观点我不认同。因为，人与人在权利上是应当平等的，但是，人与人生来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或许就是唯一体现在智力上。无论应试教育有多少问题，能考上北大本身就是智力成就的一种证明。而陆步轩被发配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企业里并最终操起刀斧，是智力优秀分子命运的沦落，而这种沦落，因由非在陆步轩本人。
社会进入多元化时期，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有赞成便会有反对，这很正常，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03年7月29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北大才子卖肉”与“文凭崇拜”》其中写道：
笔者认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段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在我看来，“街头卖肉”是市场经济下，企业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社会自生自发的理性制度不应该因为卖肉者是“北大才子”而受到质疑。
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人中之极品”？是不是政府要为北大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才算是成功的政府，才算是不失职的政府？这恰恰与当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以前媒体上曾经有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看北大教授是不是拥有了私家车”的争论，难道我们也要搞出个“人才使用的理性与否要看北大学子是不是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在今天社会大环境下，北大出来的人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沦落”到街头卖肉，反而恰恰说明了社会人才使用制度中双向选择的纯净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个人都越来越理性和成熟。事实上，据新闻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陆步轩在失业后曾多次找过工作，但最终没有被录用。企业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陆步轩是“北大才子”，有一张北大的文凭就“收归门下”，而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而陆步轩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就放不下架子，也没有因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委屈中愤世嫉俗。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职业：当街卖肉，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敬佩之余，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和舆论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呢？我真希望，政府千万不能因为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审判”就积极地干涉陆步轩的工作问题，或是指派哪个企业接收陆，或是强制哪个单位收留陆，这只能破坏本来很理性的双向选择，企业的人才选择权应该是绝对的；公众也不要再把矛头指向所谓的“人才浪费”和“政府失职”了，毕竟陆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可能在于他个人能力方面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说个人推销，自我包装、自我定位、人际交流等方面的能力漏洞，这些能力的提高都需要我们的公众去帮助他，去鼓励他，这才是要紧的事。
值得声明的是，陆步轩曾经被借调到长安县计经委工作几近三年，计经委即后来的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局。工业局主管县办企业，该陆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绝不会睁大眼睛再往火炕中跳，即使失业之后，也不会再去企业寻找栖身之地。眼看着一家家企业停产、倒闭，一次都不可能，更谈不上多次。那么“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实为无稽之谈。国家机关与行政事业单位臃肿庞大，人浮于事，又有“编制”这道门坎，缺乏一定的人脉背景，企业人员想要改变身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简直难于登天。陆步轩泥腿子出身，祖上风水欠佳，人老几辈都于黄土之中刨食吃，祖上贪生怕死，既未参加老红军，又未加入老八路，社教中还是个中农成分，与“根红苗正”一点也扯不上关系，何来提携？陆步轩明明知道自己姓甚名谁，除了某中学外，从未联系过任何单位，甚至连曾经借调过他的长安县工业局都未找过，以免碰歪了鼻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全国各大媒体报道、评论陆步轩的文章铺天盖地，何止千百，其观点或褒或贬，或无所谓。而作为长安区委、区政府的喉舌，其机关报《长安报》万千文章不选，偏偏看中曹林先生这一篇文章，是曹先生文采好，立意巧妙，还是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其用意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光明日报》发表郭之纯先生署名的“一家之言”，认为“才华不是一种虚名，才华也不取决于师门的高低。对于真有才华者来说，如何成就并不取决于身处何境，如贝多芬耳聋偏能作曲，大作家陈忠实几乎要去养鸡，比尔·盖茨在车库里成就宏业基础……”“如果‘才华’不能转化为‘本领’，那种所谓的‘才华’便只能是屠龙之技。”
不知郭先生是否听说过陕北拥有数项发明专利的高级工程师照样给单位看大门，咸阳街
头工程师依然在擦皮鞋谋生，更有宝鸡大山中的留美博士陈声贵在养猪……这种偷换概念，以点带面的文字功夫着实了得，请郭先生注意，纵然陆步轩不济，起码是“吃得宴席打得柴”，拿得起放得下，拿起笔能吃文化饭，拿起镢头、铁锨还能种庄稼修理地球，实在混得没办法，拿起屠刀还能杀猪卖肉，还不至于把一支破钢笔故意七扭八拐，被人当作枪手，看人颜面，仰人鼻息。把您郭先生放在黄土高坡试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报道得多了，北大副教务长、教务部长李克安教授脸上挂不住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于是公开表示，如果需要，学校愿意为陆步轩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行行出状元，北大的学生同样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甚至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让大家到美国加州或者纽约去看看，中国出去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开餐馆的、跑单帮的、做小买卖的比比皆是，我们的大学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研究生也是这样。现在就业完全是市场导向，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大学生培养出来后去干第三产业的工作。
如果王委员能够举出例子，说美国加州或者纽约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在北京、西安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开餐馆，端盘子，跑单帮，做小买卖则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尊敬的校长先生，既然：“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那么何不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在北大开设屠夫系，内设屠宰专业，拔毛专业，剔皮剁骨专业，那样卖起肉来岂不更专业。
李教授不愧在官场上混得久了，深谙为官之道，懂得见风使舵。既然顶头上司发了话，得当圣旨来接，弯子转得倒挺快：
没错，我确实说过愿意提供帮助，现在你来问，我还是这句话，可有的报道不全面，北大开创至今，毕业生少说也有几十万吧。“包”得过来吗？也绝不可能“包”。出了校门就是独立的人，出了校门就要学以致用自己打拼。打拼的路子很多，个别学生当街卖肉也不足为奇，谁规定了北大的学生就不能卖肉了？我看陆步轩卖肉就卖得挺讲究，他诚信经营，善于推销，卖出了水平，卖出了名气，他给肉店取名“眼镜”，就很有见地。虽然他初次分配没能“专业对口”，但自我选择时多少发挥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优势。现在的大学生动不动就抱怨就业难，“专业定终身”的过时观念，应该摒弃，“宽口径，复合型”的素质教育必须推行，一流高校赋予毕业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业保险”，应该是一流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能力。多元化的社会，肉能卖得好，也是出息。
大家都是胸膛挂笊篱——劳心过余。且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怎么说：
也说“陆步轩现象”
近日，“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北大学子陆步轩，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陕西长安县的一家机械配件厂工作。由于学非所用，想调动工作也未办成，几次波折，最后只好当街开起了肉店，维持生计。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北大毕业生”与“卖肉个体户”的鲜明对比，也与人们关心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才成长和使用环境不无关系。因为在此之前，为动员应届毕业生到西部去，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优惠措施。然而“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却与此形成了强烈反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人们关注的，不全是陆步轩个人的命运，而是西部有怎样一个人才成长和使用的环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陆步轩这样的处境？难道仅仅是个人时运、能力不济，才出现这一现象的吗？
虽然“北大毕业”说明不了什么，但从陆步轩的成长轨迹看，他绝非是人们所说的“高分低能”的那种，在毕业分配不尽合理的情况下，他曾努力改变过；在无奈只好下海经商的时候，他还曾“红火”过；即使生意失败，只能卖肉为生，他也显示出肯动脑、会用脑的一面，一个“眼镜肉店”的店名，起得何等有创意！据报道，在经营上他也有板有眼，声誉颇佳。然而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在学校所学的语言专业，不能用来支持他单枪匹马闯市场。尽管卖肉为生，合法经营，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但是对陆步轩来说，显然用非所长。
有人认为，人就是要适应环境，逆境才能锻炼人；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陆步轩虽是名校毕业，生意却没有成功，那他就不算人才。中国自古确有成大才者要“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之说，逆境中确有成才者，然而实践也证明，并不是人人都是超人，恶劣的环境同样能阻碍人才的成长；人才也并非“全知全能”，既能打鸣又能下蛋固然最好，但却并不完全符合人才成长和使用的规律。
调查数字显示，东部平均每100人拥有科技人员18名，西部只有2名，东部乡镇领导的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西部不足20%。西部确实急需人才,但是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呼吁人才匮乏,一方面本地人才未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花很大力气引进人才,一方面却是人才用非所学,造成浪费。如果不改变人才使用的大环境,如果不是用求贤若渴的心情去关心人才的成长和使用,还会出现更多的“陆步轩现象”,从而使有志于参加西部建设，特别是有志于建设家乡的西部学子感到寒心。
同情、怜悯弱者，是人们的天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舆论一片哗然，一时之间，眼镜肉店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陕师大实验中学、《法制日报》内参部、《西北化工信息》、航天中学、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陕西民俗博物院、西京大学、华山学院等数十家单位派员登门与我洽谈，更有数以百计的企事业单位打来电话，发来信函，向我伸出橄榄枝。感人至深的，当属三原县教育局、《西藏青年报》所属的《作文精选》编辑部、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他们为挖走我这个“人才”，主要领导屈尊移驾，三顾茅庐，情真真意切切。
这一切，给长安区委、区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尽管我回乡已经十五年，其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区委、区政府的班子更换了一届又一届，我的具体情况现任领导不一定十分清楚。但在《华商报》初次报道的当天，区政府办的一位科长即约我吃饭，打探口风。第二天清晨，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停在我门前，我同学的堂兄走下汽车。
我的同学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保护系，环境工程专业，与我同年毕业，分配至西北电力设计研究院，工作不太顺心，遂下海经商，深知经商之苦衷，多次在其堂兄之前提及我，其堂兄在任长安区×镇党委书记时，与人事局长交好，曾千方百计找到我，以个人的名义将我介绍到人事局长跟前，希望为我解决工作问题。尽管当时并未办成，但我知道长安的事情错综复杂，堂兄尽了力。我非忘恩负义之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恨自己位卑言微，报答无门，遂将之看作兄长。
兄长告诉我，他刚调入区委办公室，区上领导对我很关心，此前三天，他还与书记谈及此事，拟调我到某单位从事文字工作。不料短短几天，竟让《华商报》给搅和了。他现在在区上，与领导接触较多，又是我同学的哥哥，如同我的兄长一般，希望我沉着冷静，遇事多找他商量，以免做出鲁莽之事，令亲者痛，仇者快。临走，又问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可以带给领导。
对于兄长所言，我自然深信不疑。我的根虽然扎在长安，可这么多年，混得不如人，自惭形秽，与外界接触甚少，身边还真缺少遇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的贴己人。难得兄长热心，又见多识广，便愉快地答应。
2003年8月1日早晨，星期一，即《华商报》连续报道的第三天，天气炎热，我照例在肉店里忙碌着。
见得多了，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新闻归新闻，报道归报道，说得天花乱坠，子虚乌有的东西，既不得顶饭吃，又不能当衣穿，哪有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来得实在？所以尽管采访的、关心的、甚至还有瞧热闹看笑话的，把我的门槛都能踢断，我仍不为所动，门照开，肉照卖，养家糊口的手段，一天都不能丢弃。
约九点钟，区人事局干部科×科长来到我的摊前。
“×局长来看你，能不能将手头的活路放下，说几分钟话？”
我毕业那年，×科长就在干部科，主管学生分配。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官衔，一个小办事员的角色，拿不了大事。
我为了毕业分配，多次跑人事局，与他也渐渐熟识起来，此后几年，街上经常碰面，可能贵人多忘事，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想不到如今升任科长，居然一口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对×局长个人印象不错，很想与他搭讪，无奈夏天卖肉集中于早晨，买主太多，刚打发完一拨，又来了一帮，实在走不开。我总不能为了接待局长而冷落了主顾，将肉放臭在自己的手里，丧失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所以没有立刻屁颠屁颠地去打进步。待买主稍淡，已接近中午十一点，人事局几位局长仍在车中耐心等待。我很抱歉，急将他们往房子里让。可是店面太小，到处油腻腻的，还是空调车上凉快、舒服。我也顾不得客气，姑且上车聊上几句。
寒暄之后，局长问起三年前想调入某中学的情形，我实话实说，据实以告。局长嗔怪我遇到问题缘何未去找他，倘由组织出面协调解决，也许事情会好办得多，至少不至于弄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
当初，我混得没办法，想去某中学讨口饭吃，人事局与我挂面不调盐——有盐（言）在先，组织只负责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教育局、学校方面需要我自行疏通。后来事情卡了壳，我也曾想过寻求帮助，一是我与人事局不沾亲不带故，而且有约在先；二是局长日理万机，确实很忙，平时很难找着。电话预约，又与身份不符，思来想去，觉得可能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反复折腾，不仅会于事无补，反而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遭人嗤笑。
人事局主要领导此次前来，共有三个目的，一是代表组织看望我，对我多年的辛苦奔波表示慰问；二是征询我对组织的建议和要求；第三表明态度，诚挚地希望我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第二天，即2003年8月2日，《华商报》刊登通讯员王××采写的消息：
……7月26日，27日《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报道在本报刊登后，长安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主动找陆步轩了解情况。区人事局登门看望了陆步轩，根据他的专业专长牵线搭桥，积极为他创造就业机遇。陆步轩表示，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十分感谢。区人事局表示，尊重陆步轩对工作的选择，如果他愿意继续在家乡工
作，将充分考虑他所学专业，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安排好他的工作。
我真弄不明白，与人事局领导偶然于汽车之中匆匆会面，身旁并无局外之人，新闻单位如何知晓？不由得感叹新闻工作者嗅觉之灵敏，如人们肚中之九曲蛔虫，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从新闻报道的第一天起，我就给自己立下规则：遑论承诺得如何天花乱坠，对于境外记者，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一些官方主流媒体，尚且已经把我这个很特殊的个案，上纲上线，三拉五扯地与中国用人体制联系到一起（听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倘若再来一些境外记者，稍不留神，扯到自由、民主、人权方面，借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抓个现行，那我岂不成为千古罪人，遭万世唾骂，浑身是嘴也难以说清吗？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有档子栏目“新闻追击”，我误将其当成凤凰卫视记者，刻意回避。他们穷追不舍，追得我等鸡飞狗跳，四处乱窜，曾闹出不少笑话。
某市市长百忙之中，亲自打来电话，要来长安看我。我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因为此前我结识的屠户肉贩能有几十打，社会闲散人等能拉几车皮，几时见过朝廷大员？于是推掉一切事务，不敢再有安排，如新媳妇第一次见公婆一样，精心梳妆打扮一番，诚惶诚恐地呆在店里，耐心等待市长的大驾。
约下午三时，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停在店前，车上走下二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其中较胖的一位腋夹公文包，腆着腐败肚，一看就知道是当官的面相。
我急忙擦脸净手，迎上前去谄媚地一笑：“×市长，辛苦啦，谢谢您！”我正为自己的胡叫冒答应而自鸣得意，心想必定会歪打正着，在市长心目中留下美好印象。
“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市长。”来人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谦虚得像个小跟班。
原来政府办主任会同人事局长来了。他们说市长临时有紧急公务，抽身不开，委托他们对我表示慰问，希望我得暇去他们市看看：“一个电话，我们派车来接，挺方便的。”
高兴了半天，未见到市长，内心未免有点失落，然而政府办主任与人事局长像宽厚的长者，热情而慈祥，我不禁又有些飘飘然：“是金子总要发光。”于是也以为自己一夜之间仿佛真的变成了人才。
几天以后，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回访，为了弥补替他人作嫁衣裳的缺憾，决意要将此事追踪报道到底，非弄出个张道李胡子不可。那天听说某市邀请我前去考察，便急不可待地拉着我一同前往。
这些年来，我心灰意懒，不求名不图利，新闻报道也并非出自我的本愿，但媒体确实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全国无以数计的观众、读者关心我，同情我，更有数以百计的单位邀请我，使我为之动容，归根结底，西安电视台是始作俑者。从这一点来讲，是他们让我再世为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很感激他们，不忍心违拂他们的意愿；再者，某市即使作秀，摄像机架在面前，无冕之王一旁见证，慑于新闻舆论的压力，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于是狐假虎威一般，我同意与西安电视台一同前往某市考察。
我们前脚走，上海电视台两名记者搭乘出租车开始盯梢。我将怀疑其为境外记者的疑虑告诉了西安电视台的摄像伍伟，他也认为很像，“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
不怕一万，单怕万一，为了不至于捅下娄子，惹下祸根，我们一商量，决定甩掉他们。
如同上映影视剧，司机张师傅依仗本地人氏，路况熟悉的优势，撇开大道，曲里拐弯，专走背巷，而且车速飞快。然而未想到出租司机是吃干饭的？前面跑得快，后面追得欢。待上了高速，回头一看，甩掉了尾巴，张师傅方舒了一口气：
“跟我玩，门儿都没有！”
张师傅打开关闭已久的话匣子，五马长枪地神侃起来。正自吹自擂车技如何神奇之际，突然如鲠在喉，话语戛然而止，原来不知不觉间，尾巴又咬了上来。一行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在宽阔平坦的高速路上，再想甩掉已绝无可能，索性豁出性命，不再理会，看他咋地？
一路无话。
走进市政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很朴素，整个办公大楼破破烂烂，与想像之中的权力机关相去甚远，内心不觉产生好感。
市长正在参加重要会议，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副局长几次想打电话联系市长，拨通又挂断，欲言又止，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市长先生必定十分威仪。
闲聊之间，伍伟他们无话找话，问起该市前段时间，有位上访老人在市政府门前与保安争执之事，副局长的回答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据副局长言，发生口角后，老汉十分下作，竟用手抓保安的下身。保安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搡了老汉一把。老汉借势躺倒在地，耍起无赖。
依照常理，农村老汉迫于无奈越级来市政府上访，作为弱势群体，本应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怎么也不能想像一个乡下老人，竟然如狼似虎，视堂堂市政府为无物，除非是个神
经病。
由于条件所限，我不经常读报。为了印证副局长的话，我请《华商报》记者李杰专门将相关报道从网上下载下来，分析判断。果然与副局长所言大相径庭。
这虽然是不经意的一件小事，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执政机关的作风可见一斑。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后面的程序便不再重要，碍于伍伟他们的情面，勉强等到即将下班，与市长匆匆见过一面，草草看了几个地方，谢绝市政府的宴请，即要告辞。
市政府执意派车相送，太过执拗显得生分，恰好上海电视台没车，于是让上海台两位乘坐市府专车，我与伍伟他们挤一辆车返回长安，这样路上不拘束，说话也方便。
可能某市政府的司机对西安路况不熟，进入西安张师傅终于如愿以偿，甩掉了尾巴。回到肉店，已然万家灯火时分，拂去身上的浮尘，未及休息，上海台已经赶到，嗔怪我等故意甩脱他们。我将担心对之坦言，他们则拨通电话予以证实，果真为上海电视台“嘉实传媒”，悬着的一颗心方始放下。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很早就表达了接收我的意愿，该院人事处李水龙、冯林两位处长先后两次来到眼镜肉店，诚邀我前去该院任教。见我犹豫不决，去留不定，8月11日，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黄翔教授，在二位处长的陪同下，冒着大雨，屈尊移驾，代表学校党委亲自登门，承诺在学校职权范围内，破格晋升中级职称；解决住房及孩子上学、入托等问题；鉴于我十多年来未动书本，业务生疏，可以先去《学报》，给走上讲台一个缓冲的机会，待条件成熟，再正式任课。黄院长表示：“尽学校最大可能，努力营造一个大的发展空间，使人尽其才。”
我感动非常，在小师妹刘喜梅的怂恿下，当即表态：愿意去该院考察、详谈。次日刘喜梅发表新华社《每日电讯》：
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返校执教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副院长黄翔教授，8月11日冒雨来到眼镜肉店，耐心地向陆步轩介绍了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情况。
当天陆步轩接受了黄翔副院长的邀请，准备到该校人文学院教授汉语语言学。此前，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因在家乡开一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舆论哗然一片，各界议论纷纷，最着急的莫过于长安区委、区政府。尽管我的个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任班子关系不大，但事情出在长安，迫于舆论压力，他们认为解决好我的问题是必要的，为此区委召开了专门会议。鉴于我同学的堂兄与我熟悉，又帮过我的忙，遂委托他与我联络，于是，眼镜肉店门前常常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表姐夫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在解放军西安通讯学院任副教授，他们两口子都在高等院校任职，喜欢高校的工作环境。那年我试图去某中学教书，也是他们提起，并从中牵线搭桥。中学未去成，我倒没在意，他们却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有机会，使劲鼓捣我去高校：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走出去，永远离开这伤心之地！”
这样，在去留之间，无形之中给“去”的一边增加了砝码。
8月中旬的一个双休日，受黄翔副院长之邀，我前去西安科技工程学院实地考察，表姐夫陪同。尚在去学校的路上，长安区人事局某副局长好几遍打电话，说受领导之托，要与我面谈。我答应回长安后立即与他联系，方才作罢。
尽管尚在暑假，黄院长还是约齐了家住西安的人文学院中文系部分老师与我见面，参观了学院图书馆、系办公室，赠送《汉语大字典》并专业书籍，最后合影留念。
我是个神经末梢感觉迟钝的人，不易大喜大悲，但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态：“若非意外情况，必定来校任教。”
我的根毕竟扎在长安，既然去意已决，更要与地方官员协调好关系，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遵照兄长的建议，我找区委主要领导说明情况。在书记院，见到了区委书记与副书记，书记年龄与我相若，这是迄今为止，除了同学之外，我见到的职位最高的官（长安撤县设区后，区领导为地市级；我的同学程凯，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副省级），本以为很威严，见面后却很和蔼，与我这个一介匹夫对面而坐，促膝而谈。
据兄长讲，书记与人谈话，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桌椅，当然省市领导除外。今天能与我面对面侃侃而谈，实是给足了天大的颜面，否则，居高临下，不怒而威，将会是怎样一种场面？于是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书记让烟、倒水之后，首先我对领导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其次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导向给长安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深表歉疚；再次言明将境遇公诸媒体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更是始料所不能及的。接着讲述了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采访的前因后果。
书记很开明，抑或城府很深，他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并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番自我批评倒弄得我很难为情。最后书记代表区委、区政府表明态度，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至此，事情似乎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世事难料，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毋建铭的父亲原为临潼县委书记，临潼撤县设区时，调任西安市农经委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临去世时，才将唯一的儿子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现为市政府《政报》主编。
一次我从某杂志看到一则脑筋急转弯，稍加改编，讲给他听：“建铭的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那么老三叫什么？”
建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叫三毛。”回过神来，将自己给逗乐了。
建铭调走后不久，我下海淘金了。时空的距离拉开了心扉的距离，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以后又结婚生子，携家带口的，各人忙乱各人的事情，联系更加稀少。
2003年，新闻传媒热炒眼镜肉店时，毋建铭带着他企业界的两位朋友来看我，酒桌子上极力鼓捣我注册“眼镜肉店”商标；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节目中，一位先生发表评论时，也说“眼镜肉店”品牌的商业价值何止千万。
对此，我曾经心动，但考虑到鲜肉的寿命有限，利润薄极，又迟迟下不了决心。直至2003年8月22日，《西安晚报》报道，西安、兰州两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抢注“眼镜肉店”商标，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专门指导，欲开肉食连锁店。
报纸我不常看，对此也并不知情。一位鸣犊的老乡叫孙小林，原来在《长安报》社印刷厂工作，后来聘任到《西安晚报》当校对，仍住在韦曲。一天深夜归来，特意带来报纸的校样，怕打扰我睡眠，悄悄地从门缝中塞了进来，担心我见不到，第二天又特意告知我，才引起我的重视。
“不就是几千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心如此想着，可杂务繁忙，分身乏术，便与陕西通大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欲将商标注册事宜委托他们办理。
世间的事说来也怪，时运到了，想瞌睡便有人递来了枕头。2003年8月上旬，美国特思国际集团总裁周斌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香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从网上知道我的情况，打算开完会绕道西安，前来看我，并粗略谈及双方合作经营肉类连锁的意向。
本人孤陋寡闻，对于外资企业知之甚少。常听人讲外国人的经营理念如何超前，管理方式如何先进，但只是耳闻，没有机会目睹。倒真想见识见识“假洋鬼子”的手段，便爽快答应。
不一日，又有人从大连打来电话，自称姓孙名玉光，北大哲学系1979级学生，周斌的密友，受周斌之托，拟来长安与我面谈合作事宜。现代交通方便快捷，顷刻之间，便到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因为校友这层关系，一切变得轻松而又简单。表姐夫作陪，我与老孙在西安钟楼饭店边吃边谈，丰盛的晚餐之后，协议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从西安归来，已接近午夜，大街上的行人稀少了许多，打字复印门市部都已打烊。老孙购买的又是返程机票，第二天拂晓就要启程。于是协议变成了君子协定，没有任何文字为据。
过了几日，老孙又来，摆谱似的，住在长安最豪华的金长城酒店。那段时间，天老是下雨，老孙戏谑地说他一来，西安就下雨，是他名中有“雨”（“玉”“雨”同音，按照训诂学的原则，音通则义同），给炎热的西安带来了雨露与凉爽。而天凉人们胃口好，肉则好卖，我的生意如日中天，火暴非常。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暗自祈祷：愿老孙的西安之行能够带来财气，大家发财。
因为天雨，除了偶尔出去转转，老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店里。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电话不用缴费一样，老孙的电话贼多。过了几天，老孙说他有事要去北京，担心所带现金不够。我赶忙声称自己没钱——如今这世道，坏人连累了好人，且不说金蝉脱壳，走得无影无踪，借钱时是孙子还钱时是大爷，钱财千万不可露帛。
“你误会了。”老孙急忙解释，然后给了我一个上海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找一个姓纪的，请他电汇三万块钱过来，又不要告诉对方他在这儿。
我有点莫名其妙，愣在那儿没动。
“跟他不要客气！”老孙给我打气，说那是周斌在上海的一家分公司，一切安排好的。
我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好意思多嘴多舌，反正在电话之中谁又不见谁的面，谈不上丢人现眼，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冒冒失失地照着打过去，还真管用，三万块钱现金一分不少地很快汇了过来。至此，我开始打消疑虑，钦佩老孙的神通。
据老孙讲，他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吉林日报》，后跳槽到香港《大公报》，任该报驻大连记者站站长。年过四十，胳膊腿僵硬了，不再适合没日没夜的新闻工作，便辞了职，与周斌合伙做生意，现任美国特思国际集团副总裁。
老孙去了北京，此后很长时间，再无消息，所留的电话号码，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这时，好消息与坏传言不断袭来，我在漫长的焦急中等待。到后来，已经失去了耐心，基本不抱什么幻想，只待开学，去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报到——也许换换环境，可以改变心境，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2002年至2003年，西安气候异常，冬日奇冷无比，晚上进购的肉，第二天清晨结成了冰块，连骨头都难以剔下来，非得放在火炉旁烘烤不行。据某建筑工地老板讲，最冷的一夜，室外居然降到摄氏零下37度，在西安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春天虽温暖，但来去匆匆，眨巴眨巴眼睛，已经溜得无影无踪。夏季酷热难耐，真是冬有多冷，夏有多热，40度的高温也算稀松平常，近八十度的温差！试想，将手放入0度的水中，冰凉透骨，然后逐渐加温，至80度时，人的手如何承受得了。可见，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而人类的
适应能力又是何等顽强！到了秋季，阴雨霏霏，连绵不断，好久见不着太阳，仿佛将人也要下霉一般。
久等老孙不来，合作之事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
2003年8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风大雨疾，行人匆匆。我心慌瞀乱，即将关门，一辆挂上海牌照的小汽车停在了门前。我以为是隔壁餐厅的主顾，未加理会，不料老孙却走下车来，同行的还有两位。老孙向我介绍，较胖的一位是他的好友，来自美国加州的周斌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某服装贸易公司老板纪雪明，就是曾经汇过三万块钱的那位。
“本该早点过来，可是事情太多……”周斌摊摊手，耸耸肩，作出无可奈何的情态，浓重的东北口音夹杂着些许英文，伴随着手势，颇有洋鬼子的韵味。
当晚我们一行四人驱车来到西安朱雀门附近的四川会馆。席间，周斌用他的数码相机拍了不少照片，说是要传到北京，请人民日报社“漫画与幽默”的主编徐鹏飞先生给我画像，作为注册商标。此前，老孙也曾多次说过，徐先生是他在《吉林日报》的同事，在漫画界享有盛誉。我也曾请《华商报》的李杰将我的资料照片传送给他。这次老孙进京，便是为了此事，不知何故尚未搞定。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服务员收拾桌椅，等着打烊，我们才回过神来。周斌刚从地球的另一面过来，要倒时差，谈兴正浓，我们几个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尤其是我，早上必须早起，多年养成了规律的生活习惯——按时作息，于是提议早点休息。本来他们打算住在市内，顺便兜风，观赏古城夜景，没想到全被我打乱了。
户县双庄屠宰场老板杨伟，曾多次与我联系，希望能找到双方合作的结合点。此次周斌他们前来，汽车方便，在与我洽谈合作、考察西安市场之余，便有了户县之行。
据杨伟讲，他们距离西安市区仅半小时的车程，但车速达到九十迈，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小车尚且如此，倘若换作货车，跑一趟至少需要三个小时，冬天勉强凑合，到了夏天，如果从他们那里进货，耽误时间不说，倘无冷藏运输设备，一流的货，到了西安市场，便会成为“注水肉”；倘用冷藏车运送，又会失去新鲜度，成为四川人所谓的“冻——肉——”。总之无论其他条件如何优越，在地理位置上，首先占了下筹。
双庄屠宰场修葺一新，硬件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能力为日加工生猪三四百头，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屠宰量只有二三十头，难怪老板杨伟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
周斌是做服装贸易生意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于杀猪卖肉，自然知之甚少。作为投资商，考察市场必不可少，不能稀里糊涂地将“富兰克林”打了水漂。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所以，尽管那时的我已经折腾得焦头烂额，还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他们四处考察，好在有从上海开过来的汽车代步，方便快捷了许多。
我眼里没水，不会讨价还价，因而很少转悠服装市场。一件衣物索价三百，还价一百五，连腰砍！我觉得心够黑的，老板必定大放血。岂料行家只扫了一眼：“什么玩意？只值二三十块。”
我猜想，周斌他们可能将杀猪卖肉与服装贸易生意相提并论，误以为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考察市场时，很少考虑中长期运营成本，一味追求气派、洋火。老孙也跟着人云亦云：
“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看到眼前利益。”
对于他们的做法，我最初持保留意见。反过来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很少在大千世界走动，成为井底之蛙，看待事物也许管中窥豹。可能他们是对的，他们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来，见过大世面，对经营管理又都是行家里手，依照他们的方略，说不定会别有洞天，所以，最终还是少数服从多数，遵从了他们的意见。
周斌在西安呆过五天，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了短期发展目标后，就飞回了美国，留下老孙、老纪负责具体实施。
不久，周斌通过长春公司转过来五十万元人民币，放在临时账户里，作为西安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前期启动资金，但问题随之出现。
首先，按照最初的约定，我们应当申请注册中外合作企业，享受国家许多优惠政策，但我是个体经营者，依照有关规定，自然人不能直接接纳美元与外资合作。老孙与我商议，既然做游戏，就得遵守游戏规则，权宜之计，先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就近在长安区注册私人公司，待业务发展，需要大笔资金时，再想办法予以腾挪。由于我两人同为北大毕业，老孙的意思，也跟母校沾点光，揩点油，拟名“北大仁食业有限公司”，谁知去工商局一查，北大已经实行了品牌保护，该名称不能使用。老孙就与周斌电话沟通，好几天不能确定，时间白白耗着，实在没辙了，于是干脆沿用美国公司的名称——西安特思食品有限公司。
接着，去工商局注册，验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周斌转过来的钱放在建设银行，但不能作为注册资金，理由是我们两人注册个体企业，为防止洗钱行为，公司的资金不能转入个人账户。咨询了好几家会计师事务所，都表示这是新规定，爱莫能助。一时之间，我与老孙去哪里筹措几十万元资金？事情因此拖了许久，几乎无计可施时，西安某会计师谢鸣打来电话，让我联系原长安造纸厂厂长，现为西安高新开发区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级注册会计师王宗让先生，他在长安人熟，看能不能另辟蹊径。王先生是老熟人，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
话人就到了。说明情由，王先生倒笑了：
“正路不行，就来邪的。”看过银行提供的对账单，“刷、刷、刷”提笔写了资金证明，“啪”的一声，盖上朱红大印，末了，还怕我们人缘不熟，再受为难，又陪我们一起去工商局，说说笑笑，完成了注册手续。
相比之下，去市技术监督局办理代码证则要简单得多。拿着工商营业执照，带上有效证件及相关印鉴，交足了费用，不出两三天，跑上三四趟，代码证便到手了。有了代码证，再在银行开设正式账户，死钱就盘活了。
经历了登记注册手续的繁复过程，老孙大发感慨：“早知办公司如此麻烦，开始先不注册，运行起来，有关方面自会找你。”话虽如此，几十万资金总不能提现，即使提现，也不可能带在手头，拎着大量现金，危险性大权且放在一边，公安局不立案侦查，告你个走私贩毒，那才是咄咄怪事。
自从我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说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唯恐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被人揪住，捅将出去，时不时地搞点花边新闻，弄得沸沸扬扬，引得人们指手画脚，转过头去戳脊梁骨，反倒不如过去活得舒心自在、无所顾忌。
贾平凹先生对于名人的论述很精辟，摘抄于此，与诸君奇文共欣赏：
一般人以为作了名人就十分幸福，以致尽一切努力追逐名，其实名人头脑一时冷静下来，各自是一肚子悲酸。中国人越来越热衷出国留洋，未出国留洋的人觉得出去了就必然发财，而出国留洋者即便在国外做牛做马，回来时也要装个人模狗样来显阔。人一旦成为名人，名字是自己的，别人用得最多，从出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了自己的安静和真实，完全凭着别人的好恶来活着，说好时说得水能点灯，一俊遮百丑；说得不好时，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你屙的。人常说，淹死的是会游泳的，挨枪的是耍枪的，名人以名而荣，名人也以名而毁。未名人和名人的区别，就是《围城》的定义：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想出城。
大肉是时鲜食品，寿命有限，而主顾多为回头客，本大利薄，生意比较稳定。虽然与周斌达成合作意向，但具体如何操作，我心里没谱，只能看老孙他们有何高招。因而，对于合作，我持审慎态度，除了几个非常亲密之人，对外界没有透露片言只语。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瞒过十多天之后，嗅觉灵敏的新闻界，还是闻到了异样的味道。先是《三秦都市报》，在2003年8月16日率先登出消息，“眼镜肉店成为香饽饽，美企业慕名前来投资”，文中说得有鼻子有眼，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比我这个当事人知道得更为详尽。接着其他媒体蜂拥而至，开始第二轮采访大战。对于绝大部分新闻媒体，我干脆装起了糊涂，一问三不知，有的甚至避而不见。我当时的想法是，前面的路是黑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要急于表态，能隐瞒多久先隐瞒多久。
然而，对于有的媒体却是不能隐瞒的，譬如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我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是书生意气太浓，胸无城府，心肠太软，总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认为没有他们的关注，哪会有自己的今天？倘对恩人胡言乱语，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美意，有好心当作驴肝肺之嫌，扪心自问，愧对自己的良心。所以，当《华商报》记者江雪与李杰再次登门的时候，我闪烁其词，大致谈了自己的想法，回答了一些问题，并叮嘱他们事情未定局前先不要见报。没想到第二天即2003年8月16日偏偏刊登出来。也许是行文与口语之间的差异，报道与我的本义不十分相符，最起码在语气的运用上将我的犹豫变成了肯定，使我猝不及防，一时间非常被动。
比如原先说好要到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教书，我也十分向往大学的生活，在那里，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还有人按时发工资，而且据说工资还不低，养家糊口足矣。自1989年从学校毕业，我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自不量力地企图改造社会，不想却跌进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难以自拔，一眨眼十多年成为过去，其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转眼之间，恍若隔世。而今，可谓再世为人，对世间的一切，什么名、利、金钱、地位……都看得淡了，深切地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哲理。现在有这个机会，利用劫后余生，捧起久违的书本，静下心来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做做学问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几乎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世间许多事情由事不由人，作为主宰万物的人类充当了被动的角色。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黄翔副院长并人事处两位处长，牺牲休息时间，多次来长安，我也与他们达成协议，虽然未形成书面契约，但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是说反悔便反悔的吗？况且新华社播发了“每日电讯”，全国媒体纷纷转载，早已铁板钉钉，天下皆知。即使不去学校，也容我将其中缘由向校方解释清楚，免得真心实意帮我助我者热脸遇上冷屁股，岂不教人寒心，日后当如何面对？
而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当时尚在暑假，学校的工作还不正常，否则，后来的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最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倘若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事情的走向常常系于一念之间，容不得半点思考掂量。先是来了个北大校友，接着美国老板大驾光临，新闻媒体也跟着凑热闹。《华商报》刊登“陆步轩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当天，我正
在肉店忙碌着，还没来得及看报，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两位处长径直找上门来，质问我怎么回事。我措手不及，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推托稍后将给黄院长去电话，细说情由。事实上，我在思量台词，我想去学校，梦寐以求，但报纸上如此说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我再出面予以否认，在人们眼里，岂不是出尔反尔，成了反复无常之辈？
所以，思虑良久，我只能这样解释：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十几年，如果到大学去，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因为大学里博士、硕士多如牛毛，自己的学位低，要拾起专业至少需要两三年，然后牵扯评职称，倘若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又得五六年光景，这样不知不觉间十年光阴又要过去，而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几个十年？权衡利弊，与其在大学发展，不如继续经营肉店，自己从事肉食行业好几年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轻车熟路，再加上美方的资金与先进的管理模式，有可能将肉食的品牌做大做强。
我头脑蠢笨，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台词，我还能再说什么？反过来一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我已经人到中年，携家带口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是过一天少一天的人了，如果再如年轻人一般，争强好胜，累死累活又有什么意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兵法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商场如战场，断了退路，不再瞻前顾后，一心一意做生意，说不定真能有成就。
如此这般，又对新闻界坦言了，等于下定了决心，准备与老孙一道，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接着，筹备连锁店紧锣密鼓。我们在踩点的同时，各地要求加盟的信函如雪片般飞至，不少人甚至不远千里亲自登门。对于特许加盟，我是外八路，拿捏不准，不敢轻易表态，遂把来人引见给老孙，同时也把有关信件转给老孙，老孙是公司的法人，又有老纪协助，一切还须老孙最终定夺。
按照我的思路，公司的运作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全国各地有加盟意向的少说也有两三百家，将之建成松散型联盟，在各省、市设总代理，提供品牌、技术、监督服务，收取加盟费。第二步，公司扎扎实实创品牌，从最基础的养殖、屠宰做起，向销售、深加工等一条龙发展。
老孙与周斌电话沟通后，不以为然，他们以为建立松散型联盟，在公司成立之初，人力、财力很有限的情况下，不好控制，容易将品牌搞砸、搞滥；养殖、屠宰投入资金量太大，万一遭遇风险，血本无归。依照他们的思路，先从样板店做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逐渐发展连锁店。待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摸索出路子，再搞特许加盟；至于形成从养殖到深加工一条龙，则要根据连锁店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能盲目。
我曾对一些养殖户进行过调查走访，用配方饲料喂养生猪，从猪崽到出栏大约需要四个月左右，每头生猪日消耗饲料平均约1250克。在饲料未涨价之前，大肉批发到64～66元/公斤，养殖户可保本经营，不赚不赔。饲料涨价后成本价约在800元/公斤左右。从2003年10月“非典”警戒解除之后，大肉价格一路飙升，最高时批发达13元/公斤，最低也在10元/公斤以上。况且规模养殖，加入一定的青饲料，成本还有可能下降。老孙他们开始若遵从我的建议，首先建立养殖场，不遇诸如口蹄疫、五号病、禽流感等重大疫情，便可狠赚一笔。而且要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无异于空中楼阁——你说是无公害绿色食品，到处胡乱进货，质量如何保证？
再说屠宰加工，国家控制建设项目，实行定点屠宰之后，任何集体、单位、个人不得私屠乱宰，哪怕只有一头猪杀掉自己食用，也必须到定点屠宰场加工，等于实行了屠宰加工专营。申请建立一家屠宰场的审批手续，仅需要五千元左右，而眼下仅一套手续就炒到了好几万元。可以说建设定点屠宰场是稳赚不赔的项目，关键是审批手续较难，但凭我们当时的人脉和影响，只要建起了养殖场，自养自宰，我想申请屠宰手续不是太难的。
但周斌、老孙他们考虑的不一样，也许资金有困难，也许涉足一个全新领域，先想牛刀小试，探探水的冷热深浅，担心万一投资过大陷得太深难以自拔，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不好刨根问底。周斌是出资人，远在美国，我打国际长途很不方便，主要依靠老孙与他沟通。我觉得小打小闹太没劲，实在没意思，而自己未出资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闷在心里很难受。老孙是周斌的全权代表、公司法人，我理应尊重他的意见。
分歧归分歧，大目标一致。老孙与老纪在西安承租了写字楼，换过当地手机，汽车也留在了西安，拉开了扎根西安、大干一场的架势。
方针已经确定，踩点、选择连锁店的店址就成为第一要务。整治市容环境之后，取缔了摆摊设点和占道经营，门面房身价倍增。我与老孙、老纪顶着烈日，冒着酷暑，驱车在大街小巷瞎转悠了好几天，出了几身臭汗，一无所获。几个人一商量，为了加快进度，分头寻找，待有了眉目，再碰头商议。我发动妻哥、杨师傅等一起帮我搜寻，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郊与南郊各找着一处，我认为两处恰在城乡结合部，靠近农贸市场，房租价位适中，比较合适。领老孙、老纪看了，他们却认为地理位置偏僻，起不到宣传、示范作用，我反复强调，肉店不能一味追求新潮、气派，如果附近没有菜市场，即使开到钟鼓楼底下，房价高权且不说，还少人问津。
我的话歪理正，但老孙、老纪以为我讲话不中听，有损他们的颜面。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我借口一走了之，事情便搁置起来。
老孙、老纪人生地疏，他们托房屋中介公司代找店面。一晃到了“双节”，举家团聚的日子，老孙、老纪离家时日已久，需要回家看看，于是老孙回了大连，老纪也回了上海。恰好“双节”肉店生意很忙，人手不够，我则在店里帮忙。
节后，老孙打来电话，说他有些事情，需要在北京稍作逗留，让我找中介公司一位叫刘义的人，代签房屋租赁合同并付款。我约见了刘义，看过所找店面，上下两层，楼上两间，楼下一间，还有室内楼梯，认为其离菜市场太远，有效利用面积小，房租也贵，不太满意，遂推说我手头无钱，等老孙他们过来再说。事实上，老孙他们休假时，在我处放置了两万元现金，以备急用。我的意思是门店地理位置不佳，等老孙过来，看过店面后再作计议。一旦签订合同，缴纳租金，造成既定事实，即使老孙后悔，已经回天乏力。
老纪先于老孙返回到西安，我劝说不住，从我处拿了钱，与甲方签订了合同，刘义得到五百元中介费。接着刘义又找着一处，老纪开车接我，约我一同前去考察。我本抽身不开，最主要的是人微言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而懒得咸吃萝卜淡操心，但念老纪只身一人，不去有碍情面，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过去。看过店面，我愈加不满意，认为地域太偏，犹如走入死胡同，谈不上半点前途，坚决不同意。但老纪说：
“老孙交代了，让签。”我极力阻拦，均无济于事。最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只缴纳了一个季度的租金。
一个星期之后，老孙返回西安，我言明自己的顾虑：
“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竞争激烈，开店做生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老孙说得也很现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没有动静，周斌那边又催得紧，先动起来再说。”
设身处地，我能理解老孙的难处，毕竟，我也曾经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
不久，上海那边有事，老纪必须回去，千钧重担就落在老孙一个人的肩上，我真为老孙捏了一把汗。
足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眼镜肉店出名以后，泰国正大集团、河南双汇集团等知名企业都先后派员与我联系，洽谈合作事宜。因我与周斌他们有约在先，遂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装修门店的过程中我与老孙又产生了分歧。我既干过装潢又卖过大肉，应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依照我的主张，样板店是为以后的特许加盟店树立榜样，其门槛不宜过高，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富人少，再说富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卖肉不可，故装修门店以简洁、明快为宜，不必追求高贵与豪华。然而老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吝惜几个小钱，要十多年、二十年以后仍不过时。
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来源，合作之初就商定，我在长安区的肉店名义上归公司统一领导，实际上仍然实行独立经营。为了慎重起见，装修门店时首先从我的肉店开始。老孙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亦犯下讲究排场的错误，眼睛只瞅准招牌大的公司，以为其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保证，不会蒙人骗人，最终选中了××建设。图纸做出后，觉得还算可以，在未作详细预算的情况下，过分相信他人，盲目地预付了一万元定金。
切切记住，无论资质多高的建筑装潢公司，只不过是个承揽工程的招牌，具体活路还是由民工来干。本想堂堂××建设，那么大的建筑装潢公司，设备一流，开工时必有专车拉来机械、工具与工人，可万万没想到，开工当天，装潢公司只来了两人，一位领工，一位施工，乘坐公交车，未带任何工具、器械。我心有疑虑，急急地将老孙电话召来，看完预算，一贯处变不惊、温文尔雅，很能沉得住气的老孙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二十平方米的门店，不作大的改观调整，仅表面装饰一项，竟要四万多元，难道竟要抢人不成？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一看便知道是装潢公司临时雇佣的农民工，这样的施工态度如何保证工程质量？而且漫天要价，欺我们老孙不懂行情，冒充大款，不会就地还钱！
我的脾气是眼睛里容不得沙粒子，第一面，对装潢公司未留下好印象，抵触情绪很大，看老孙的颜面，不便发作，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一位领工，一位施工。细问得知，××建设以为工程量太小，大动干戈不划算，遂将活路转包给他们，工料价格只是预算的三分之一。老孙得悉后，一贯心平气和的他气愤非常，立刻找到装潢公司经理，要求解除合同。
但定金在对方手里攥着，单方面解除合同要承担法律责任。装潢公司条件很苛刻，他们狮子大张口：解除合同要赔付五千元的经济损失！我等的肠子肝花差点气出来，虽说开工三天，工人两名，只是写写画画，未动一砖一瓦，你××建设的职工高智商，造原子弹？那么高身价，敲诈勒索不成？双方僵持不下。关键时候，老孙出身《大公报》，见过大世面，知道媒体的力量，以通报给媒体予以曝光相威胁，对方方才松软下来，最终赔付了一千元才摆平此事。
较之西安，长安的消费水平低得多。老孙与老纪租住写字楼时，我并不知情，写字楼距离我处太远，公交车不能直达，我们的联系很不方便。老纪返回了上海，老孙与我一样，视力不好，胆子又小，汽车便闲置在那里。为了出行方便，老孙托我在长安找一名小车司机，我爽快地答应，遂将一朋友的儿子介绍给他。不知何故，老孙目测后不言不语，连个干脆话都没有，害得朋友的儿子死等了好几天。尔后，老孙在西安又高价聘请了司机，弄得我给朋友无法交代，很没颜面。
意见得不到尊重，想法无法实施，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公司中无足轻重——毕竟我没有投入资金，抱着不哭的孩子，自己不心疼。频繁地过问，惹人生厌。滋生了这种思想，便对公司的事务很少过问，除非老孙有事找我，吩咐下来我照办就行。好在媒体给我做了免费的广告，肉店的生意非常火暴。
老孙总以为我对他个人有成见，其实这是他理解上的错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不远千里、万里地前来帮我、助我，倘存有个人偏见，我成了什么人品？事实上，我俩的个人感情一直挺好，工作的关系绑在一起，犹如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荣辱与共。一次，好几天没见着老孙，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关机，我担心老孙一个人住在偌大的房间，冬天寒冷，没有暖气设备，用煤气取暖出了意外，差点打电话报警。最后老孙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去了北京，因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我打声招呼，害得我提心吊胆，虚惊一场。
但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在所难免。我认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观察事物又有不同的角度，分歧很正常，而一言堂有害无益。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想方设法把事情做好，大目标一致为根本，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何足挂齿。
未去大学，在筹办连锁店的同时，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装修店面时，我仍在营业。按规定，长安撤县设区后，把市容环境卫生抓得很严，绝对不能出
店经营，装修时必须停业。我当时供应着不少宾馆、饭店，停业一段时间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老主顾。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经区委领导特批，在市容局办理了“占道经营许可证”，未花任何费用，店里得以正常营业，所有这些放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
由于经营思路不同，为了让老孙依照他的想法放手工作，此后对于连锁店的工作，我很少过问，对于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或要求加盟者，我一概介绍给老孙，只是老孙偶尔需要帮忙，派车来接我。
风浪之后，我愈加向往平静的生活。这时，如果某高校能稍微给我一点暗示，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就职。可惜他们并不清楚我的心理，我也不好意思再走回头路，再返身去找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前文说过，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于是，我与老孙商议，连锁店全盘委托于他，我找个单位，重新体验为党工作的乐趣。老孙内心可能也不乐意，但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建议我将此消息暂时不要公之于众。毕竟我当初虽然说过不去高校，但并未承诺一辈子只卖肉而不要其他工作，何况在公司里，我只是个配角，准确地说，仅仅是个招牌，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此而已，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
西方人重视圣诞、元旦，周斌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仿佛已经西化，对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持无所谓的态度。早就听说过完公历年，周斌要过来，当时只当说说而已，毕竟加州距离西安何止万里，不是去一趟周至、户县那样容易，抬脚就可以到的。不料元旦刚过，他还真到了。那天老孙打电话来，我正在去区人事局的路上，老孙说十分钟之内他们就过来。我一听赶忙取消了与人事局的约会，上班之事又放置起来。
周斌此来，带着美国加州大学一位女博士，听说是攻读畜牧工程专业的，我以为要对我的方案进行论证，要有大举措，心中窃为之一喜。
他们本住喜来登大酒店，没想到酒店部分装修，油漆味儿刺鼻，外国人命贵，担心摄入过量致癌物质，临时搬到了凯悦饭店。周斌此来，除我之外，最高兴的当属我的两个孩子，大包小包的礼物，洋货国货一应俱全。过惯穷日子的孩子们哪里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他们一改以往腼腆的个性，跟在后面“伯伯、伯伯”叫个不停。
经过长途跋涉，又要倒时差，周斌看起来很疲惫，寒暄了一阵，问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叮嘱我搞好方案，明天晚些时候碰头讨论，便回了饭店。
老板此来，除了汇报工作、安排来年工作计划之外，提出新的设想为第一要务。我不敢懈怠，周斌他们走后，我赶紧回房，泡上茶，点上烟，将如何做自己的品牌，投资养殖、屠宰、销售、深加工一条龙等一揽子方案，在头脑中细细地筹划了一遍，紧要之处仔细推敲，写写画画列出要点，最后附上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分析。忙完这一切，已经接近午夜，熬过了头却很难入睡，又辗转反侧，将方案要点再过一遍，唯恐有所遗漏，直至了然于心。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凯悦饭店，用过自助餐，在大厅的茶苑里，老孙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老板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殷切期望。对于我的设想建议，周斌思索良久，未作正面回答，而一边的女博士则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最终还是老孙打破僵局，说兴平那边有一家规模养殖场，取得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认证，建议先一起去看看再作理论，大家一致赞同。
兴平是咸阳专区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因几家省级企业落户而设市。近几年，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下滑，人们收入有限，所以兴平市消费水平并不高，然而却是养猪大市，其大肉主要供应西安、咸阳市场。老孙与养殖场老板似乎很熟，说明来意，未费周折，经过消毒，我与周斌、女博士，还有前文提到的高桥屠宰场老板老王就进了养殖区。其养殖规模不小，足足有四五千头，大多是二元、三元杂交品种，品系优良。女博士似乎与猪情有独钟，不停地给一帮蠢家伙拍照，镁光灯吓得猪群东躲西藏，引起养殖方反感，我们不得不急急地退出。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久负盛名的晁庄、界庄。那是距离兴平市区不远的两个小村庄。走进村子，一股股恶臭扑鼻而来，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用木材圈起的待宰圈。这里的人们以杀猪为业，每家都是一个小型屠宰坊，私屠乱宰的情况比较严重。听说村子里办理了一本营业执照，村民家里便是一个个分散的车间。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国家明令禁止，不知何故，兴平市仍然予以保留。
老孙的意见是，与兴平这家养殖场合作，连锁店先从此地进货，运作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建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屠宰场。
我以为不妥：其一，兴平这家养殖场的货固然不错，基本为优良品种，瘦肉率高，但价格较长安还贵两毛，长安较西安又贵四到五毛，大肉利润本身很薄，投入市场，缺乏竞争力；其二，此地距离西安路途遥远，必须经过西宝高速，长年累月，运输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三，兴平多年形成的习惯，先一天宰杀第二天上市的猪，肉不新鲜，冬季勉强凑合，到了夏日，极易变质。必须使用冷藏车，而冰冻肉在西安本身就缺乏市场；其四，以后倘屠宰场建在此地，我们人生地疏，对合作方依赖性太强，极易让人牵着鼻子走；其五，媒体对瘦肉精极力渲染，人们谈“精”色变，太瘦的大肉有人还真不敢买，我在长安区的肉店之所以出售比较肥的肉，原因就在这里。何况我们自己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如何对外宣传？走捷径有时会把自己绕进去。
我与老孙争得脸红耳赤，周斌与女博士在一旁听着，未参与任何意见，末了一句“容我掂量掂量，OK？”周斌说。
三天之后，我们仍然驱车来到四川会馆。当初的合作协议是在这里签署的，我猜想，故地重游，周斌可能另有深意。
酒过三巡，各抒己见，依然是老一套。周斌最后总结：老孙与我在半年之中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工作，现在要加快连锁店进程，希望我能从具体事务中脱离出来，协助老孙抓紧连锁店建设；装修好的店面要尽快试营业，同时扩大范围，争取在2004年5月份前，西安地区的连锁店数量达到一十四家。待连锁店形成一定气候，销售问题彻底解决了，再考虑养殖、屠宰到深加工一条龙等其他项目。并强调“一条龙”一定要搞，但不是现在。
我能听出周斌话中的弦外之音，表扬之中暗含批评：几十万元扔在西安，六个多月了，你们两个吃干饭的，尽干些没有明堂的虚事！
我也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但想法得不到实施，小打小闹又有什么意思？
周斌走了，我的心有点凉。西安的连锁店装修完工的已有四家，在一般人眼里，“四”是个很不吉利的数字，更有商家将“四”与“死”联系在一起，无论登记汽车牌照还是选择电话号码，都不喜欢“四”。但周斌似乎不这样看，经商做生意，希望“天天有事”，即“三三四四”，倘若没事，整日坐冷板凳，便没了生意，赚谁的钱？所以要在2004年4月底前建成十四个连锁店。
老孙的意思，我因名牌大学毕业，单位效益不佳，下海、下岗，自谋生路而出名，故连锁店雇用人员，首选下岗职工或未就业之大学生，于是介绍西安石油学院一名休学的大学生在我的肉店接受培训。
我们开公司办企业，目的是为了盈利，为了做大做强，并非开设慈善机构，救济天下苍生，即使救济，也是赚钱以后的事。老孙以为杀猪卖肉是眼窍活，“灵人不可细教”，聪明人仔细观察三两天，大致可以摸出其中的窍道。但老孙忽略了一点，手、眼的功夫非十天、半月就能练就，卖肉也与其他技术工种一样，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况且，想要保持生意的稳定，首先要保证从业人员的稳定，所以连锁店最好招聘具有实践经验而又能够长期稳定之人，这样经过简单培训，便可上岗。
我目测了该大学生，以为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即使花费一定的心血与精力培养成功，干不了几天，又要上学，完成学业之后又不一定看上杀猪卖肉这等下三烂的活计，到头来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一场。
该大学生写了一封长信，老孙转交于我，信中期期艾艾，悲悲戚戚。我心中不忍，建议老孙资助大学生一笔钱，助其完成学业。老孙的意思，先放在肉店，观察观察再说。
我办不成大事，就是心地太软。与老孙分歧太多，担心在老孙眼里，我处处与他“为难”、“作对”，凡他所说，我都不赞成，因而不好直接违拂老孙的意思，勉强接纳了该大学生。
学卖肉从剔皮开始，这是最起码的基本功。冬季，天气寒冷，大学生养尊处优惯了，怕冷，又似乎有洁癖，见不得油腻，每动一下肉，便要净手，然后找把椅子上坐下，双手插入裤兜，挑起二郎腿，一副大老板的架势。早上生意忙时，帮不了忙，还碍手碍脚。他与我肉店的小学徒年龄相仿，两人呆在一起，才找着了玩耍的对象。一次去西京大学送肉，骑着摩托车，一个带一个，本来半小时即可返回，却送了整整一个下午，让人担心是不是出了交通事故。我把有关情况告知老孙，老孙自己也观察了两天，认为确实不行，方辞退了该大学生。
抽空与区人事局接上头，大致谈了我的想法:自己已经年届不惑，转眼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不像刚走出校门的小青年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幻想，政治上已经没有前途，希望能去文化部门，发挥专业所长，安安静静做学问，争取在有生之年，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
人事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亲自承办此事，很快就有了回音，区委党校、政协文史办、广播事业局等诸多单位可供参考。权衡再三，我最终选择了地方志办公室。我以为区志办是一个文化部门，业务相对单一，工作之余，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自己想做和必须做的事，党的事业与个人奔小康两不误。
依照常理，事情既然决定了，年前就应该报到，但逼近年关，连锁店急于开业，具体事务千头万绪，老孙又人地两生。我答应过周斌，尽力协助老孙办好连锁店，这样，上班的事又搁置起来。
吃过几次牛拽马不拽、意见不统一的亏，这次，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仔细分析过肉店经营的特点之后，我们的主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拟将连锁店承包经营。但多次犹豫，贻误了时机，轮到我们烧香，庙门便关了。按照陕西人的习惯，辛苦了一年，到了春节，是享受收获喜悦的时候，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很少有人这时出门打工，因而肉店的雇员出奇地难找，更遑论承包经营了。按理，我是内行，这一点应该未雨绸缪，提早谋划，确定人选，毕竟卖肉不能等同于建筑工地的小工，随便拉一个，傻子、瘸子、哑巴都能派上用场，然而想到几次建议，老孙都未采纳，而在此之前，老孙也一直主张使用下岗职工和未就业之大学生，我的社会交往有限，自忖跟前没有合适的人选，以为老孙另有主意，故而一直没有在意。
通过熟人关系，好不容易找到两位，却怕承担风险，不愿意承包。没有办法，遂高价雇用了他们，先开一家试营业。但2004年冬，货源紧缺，进货又成为问题。我开肉店时间长了，有一些老关系，解决自己肉店的供货勉强可以，哪有隔夜之炊，建议连锁店从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老孙是外行，有些胆怯，遂让给我供货的批发商先供吧，大不了我的肉店少卖一点，应付应付老主顾，优先保证连锁店。
第一天送去三头，只卖掉一头。老孙说，肉不好，很难卖。我便让在我的店里选货，需要多少拿多少。
从此，每天早晨天还未亮，老孙的小汽车准时停在我店门前等待拉货，可惜二十多万元高级轿车倒成了拉肉的工具。如此过了几天，我肉店里像争抢似的，七八头肉根本不够卖，每天早早关门，而连锁店却一头也卖不完，老孙不停地打电话：“卖不动，很难卖！”我很奇怪，决定前去探个究竟。
那天才十点多，我店里的肉已经所剩无几，叮嘱雇员看着卖，自己坐上老孙的汽车，直奔连锁店，店里两个雇员坐在那里，门可罗雀，肉剔开的时间太久，卖不出去，蒸发掉水分，已经发干，失去了新鲜度。询问过价格，才知道连锁店竟比我的肉店价格高出一元左右，这就不难解释少人问津的原因。我急吩咐雇员，及时调整价格。但雇员担心：“地理位置太偏，量上不去，价格再低，保不住要赔钱。”
“赔本的买卖行家做，有赔才有赚！”当着老孙的面，我向雇员仔细解释了薄利多销、多中取利的道理，事实上，依然是老生常谈，我师傅教给我的那一套。此后，连锁店的经营逐步好转，老孙才相信地理位置的重要，进价不宜过高的道理，不再提及与兴平某养殖场合作之事。
前文提到，长安区由于费重，大肉批发价要比西安朱雀路批发市场贵四五毛钱。时光荏苒，时光如梭，一眨眼到了腊月二十五，肉食进入一年之中销售最旺的季节，我肉店里的销量成倍增长。经过一段时间经营，连锁店也从中摸着一些门道。我建议连锁店改从批发市场进货，以降低成本，借春节之大好时机，增加销量，扩大影响。老孙也信心大增，几次约我看车，准备购进一辆轻型货车，专门为几家连锁店进货，可我一直抽身不开。
春节之后，进入销售淡季，生意萧条了许多。老孙休假期满，从大连返回西安后，认为有些富余时间，想去上海，一是看看老朋友老纪，二是先探探路，看能否开拓上海市场，不料这一去便失去了音讯。听老白鸡讲，老孙不幸遭遇车祸，在大连家里养伤，几次想帮我联系，可老白鸡身在北京，杂务繁忙，一时半刻又脱身不得。我既已答应人事局，不可拖延得时日太久，春节过完，便去区志办报了到，重新又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乘长风破万里浪是我少年时代的梦幻，是故自幼树雄心，立大志
，博览群书，博闻强识，至于后来报考北大中文系，与此也有莫大的干系。但岁月流转，斗转星移，前面的道路一团漆黑，铺满了荆棘与陷阱，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不可能先知先觉，预测、设计自己的未来，连我的老师，著名易学大家王扶汉老先生也不例外，何况我等弟子乎？
屈原《九章·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十多年前，满怀对故土的眷眷之情，投入故乡的怀抱，万万没有想到，投错庙门嫁错郎，十载寒窗，功亏一篑，竟沦落为杀猪卖肉的屠夫，腹中墨水点滴也派不上用场。如此数年，寻思有生之年与笔墨无缘了，遂把辛辛苦苦记忆了大半辈子的汉字也奉还给老师，变得如同我父亲一般“会写自己的名字，认识银票上的几个字”。是以法门大佛笑话我“错别字和病句满篇”。
有一则段子很精彩。
一位爱国者升天，向玉皇大帝请求：“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缺少科学家，请您给中国降生几位优秀的科学家吧！”受其爱国精神的感召，玉皇大帝抹下老脸，求助于上帝，把居里夫人、爱迪生、爱因斯坦、牛顿降生到中国。二十多年后，居里夫人以优异的成绩从神州大学毕业，可是因为长相对不起领导，一直没有找到专业对口的科研工作；爱迪生发明了很多东西，可是由于初中都未念完，申请专利时，错别字和病句满篇，最后一事无成；爱因斯坦虽然物理、数学成绩优异，但偏科思想严重，尤其政治课一塌糊涂，补习了多年，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只有牛顿先生比较幸运，他的万有引力论文被媒体报道后引起轰动，竞相传阅，最终被某苹果园相中，非常荣幸地被召入麾下，做了一名采果工人。
一位大老板拍拍一个正在干活的农民工肩头：“好好干，想当年我也当过农民工。”农民工回眸一笑：“老板，您也好好干，想当年我也曾是大老板。”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的伟大，在于其为桥梁而非目的；人的可爱，在于其为不断的上升与下落。”
世事沧桑，浮生沉重。
是媒体给了我露脸的机会，我被媒体一夜之间捧成了“名人”，从此，一个习惯于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醉生梦死的小人物，终于暴露在耀眼的镁光灯下，忍受成千上万如刀之笔的解剖。同情、怜悯我的人说我命里犯剋，时运不济；对我抱有成见者则说我脾气暴戾，自命清高，能力不行。
其实这都是片面之词。我是个凡夫俗子，吃五谷杂粮，生喜怒哀乐，人品与为人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高尚，只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不肯落井下石或者锦上添花。读过鲁迅一些杂文，先生的骨气没学下，却增长了不少臭脾气，喜欢“城门洞里掮竹竿——直来直去”，不会转弯抹角，阳奉阴违。有道是有火不发，等着得“气鼓胀”，将自己烧焦不成？男人的颜面最重要，我顶看不起那些跟在上司后面，屁颠儿屁颠儿地点头哈腰的人。我不擅长这些，是谓“不会包装”、“不适应社会”、“屠龙之技”，榆木脑袋不开化，简直如同猪脑子。
癞蛤蟆炒地皮发了洋财，银子烧得心痒痒，它大大咧咧往酒楼里一坐，开始点菜：“我要红烧天鹅、清蒸天鹅、糖醋天鹅、锅仔天鹅……还要你们这儿最漂亮的小母天鹅陪酒。”
社会仿佛已经形成了“惯性”，一有钱就变坏，一阔气就变脸，要换车、换房、换行头，甚至还要换“糟糠”，万一换不成，就要包二奶、三奶、四奶；一出事就出名，一出名就出书，一出书就畅销，一畅销就来钱——金钱又是好东西，人言“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钱”。如今社会尊敬富人，大款放个屁，人们都说一点都不臭；大款说“倘若连屁都不臭了还有性命吗？”人们赶紧一手捂住鼻子，另一手作煽风状“好臭，好臭!”
名人亦有好多种，不能名垂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我也算得一个名人，响应党的号召，与时俱进，厚着脸皮凑一次热闹，为构建和谐社会略尽绵薄之力。打个比方，譬如唱戏，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有名生名旦，必有名丑，否则咿咿呀呀地猛唱一气，岂不气煞喜爱流行歌曲的青少年朋友？然而在名人之中，我只能算个丑角，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但我面恶心善，人黑心不黑，人丑心不丑，诸位看官权且当作反面教材。
无论怎么说，我现在也算是一个正式在编的国家干部旱涝保收。
某倒霉蛋匆忙上了列车才发现搭错了车，急忙找乘务员寻求帮助，乘务员很为难：“我们这可是直达快车，中途不能停啊！”请示列车长后，乘务员有了办法：“经过车站的时候，车速会减慢，到时候我将车门打开，你跳下去就是。不过千万注意，车速虽然不快，但是由于惯性，你跳下去的时候必须向前跑一截路，否则会摔个大跟头。”倒霉蛋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当列车进入车站时，乘务员打开了车门，倒霉蛋往下一跳，脚刚着地就往前跑，一直跑到前一节车厢。就在他刚想停下来的一刹那，车厢的门忽然打开，另一位乘务员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将他拽进车厢：“先生，你真幸运，我们这是直达快车，中途还没有上来过人，来，请补票吧！”
那个倒霉蛋便是我。